原文作者：唐月桥、刘娇

摘 要：语言的任意性与汉字的理据性不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二者在研究时间、所指对象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它们相互补充，才能全面说明语言的特性。汉字是一种理据性很强的文字。汉字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的演变过程，后来又出现了简体字。不论在哪个发展阶段，汉字本身都能体现一种内在的理据性特征，汉字的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之间也始终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有在分析了汉字的理据性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看待汉字的理据性及其影响，发挥汉字理据性的意义。
 　　关键词：理据性 任意性 古代文字 简体字 对外汉语教学
　　现代语言学把任意性原则作为语言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之一，但这并不代表各种语言在发展完善自成体系之后仍然只是无理的符号。任何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不同民族的语言受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者说能够体现一定的规律性特征，这一点在汉字中尤为明显。但是，语言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科学体系，加之语言主要是为交际服务的，在使用过程中会呈现各种各样的无理性，不能用科学的手段来研究或者给汉字的理据性下定义，而是应该搜集分析从古至今汉字发展的大量事实，着眼于汉字的发展历程来说明汉字内在的理据性。这样也可以发挥汉字的理据性对汉语发展的影响，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增强我们本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感，进而扩大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一、语言的任意性与汉字的理据性
　　任意性是语言的特征之一，它是指语音与语意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WWw.11665.COm在语言学家索绪尔看来，任意性与表示声音的图形，与所指意义之间的不规律性有关。举例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把那种有蜷曲的尾巴哼哼叫的动物叫作pig（猪）而不是用其他的单词表示呢？也许《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说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一个名字中有什么呢？‘rose’（玫瑰）即使不被叫作‘rose’，依旧有它的芳香。”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起关键作用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它被叫作什么名字。这也解释了什么是语言的任意性。另外一个事实也证明了语言的任意性，在不同的语言中不同的声音被用来指示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一种意义会有多种表达方式。（苗兴伟，2009）
 　　以上关于语言任意性的解释是以英语为例，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语言。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沟通情感的工具，在其产生之初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但语言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就被赋予了各自的文化特征。汉民族文化的特征在汉字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汉字是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主观与客观‘卒然相遇，默然成契’的意音文字，具有广博的包容性，对于社会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一不包，无所不容。”（李万春，1992：4）如果从甲骨文算起，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汉字在语音、语意以及形体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汉字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的演变过程，但总体趋势是趋于平稳的。汉字的发展从其产生之日起至今，是一脉相承，有机相连的，汉字的继承性和系统内部的统一性是毋庸置疑的。
 　　汉字的这些特征与语言的任意性并不矛盾。其实各种语言在其自成体系之后，都具有内在的理据性。苏培成先生曾经说过，任何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是“音、形、义”相统一的文字，它的理据性就更加明显，但其他民族的文字同样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具有这种文字所独有的理据性。以英语为例，monotonous（单调的，枯燥的）这个单词的组成与发音非常单一，也很拗口，与它的意义“单调、枯燥”有一定联系。英语中有很多单词“音”和“义”都是相互联系的。例如“car”（车）是模拟车轮滚动的声音；“cereal”（谷物）是模拟谷物的颗粒滚动的声音；“circle”（圈子，圆）是能滚动的东西；“corridor”（走廊）是跑来跑去的地方；“curve”（弯曲）是圆形的一部分，诸如此类。英语是表音的文字，它的音义联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文字的理据性是指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的对应关系。既然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一套符号系统，而语言又是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那么文字记录语言，就是使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建立联系。这就是说，文字的理据性在于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的关系，而语言的任意性是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的理据性与语言的任意性也是不矛盾的。这种联系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意义的。表音文字的字形（词形）直接记写语言要素的声音，而汉字中形声字的字形，则与语言要素的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发生联系。因此，我们说的理据性不仅仅指现代汉字是不是合乎“六书”，还指作为一套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汉字跟语言成分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换句话说，汉字的理据性是指汉字在记录语言成分的同时，是否体现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论文网]
 　　二、古代汉字的理据性
　　古代汉字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前一阶段起于商代，终于秦代；后一阶段自秦末一直延续到现代（裘锡，1988：40）。在时间范围的大跨度、字形演变的大变化面前，对于古代汉字的理据性也要做出具体的分析。如果说小篆以前的文字基本保留了象形的特点，那么隶变可以说是汉字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简化，它确立了汉字“点、横、竖、撇、捺”等现代汉字的基本笔画，也确立了现代汉字结构的基本雏形。在甲骨文里表示具体事物、动物的字形，一般都是描摹其外形或者外形特征，这些字形直接与所记录的词语发生联系，可以看作是有理据的。
 　　追根溯源，古代汉字在其演变过程中体现了内在的理据性。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在遥远漫长的远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远古时代的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说文解字》：“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数”概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月”字中“”表示“手”，“月”表示“肉”。“有”字原意“手下有肉”，有肉吃就不会挨饿。“有”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多”等概念。“理”是“象、数”的扩展。汉字外延的演变主要是通过“理”来扩大的，即相“象”的事物，“理”也相通。例如：“明”本义是明

亮，延伸出“眼睛看得清楚、心里明白、事情变得明显……”等。上述汉字演变为“māo”，造字时声部用“苗”字表示。“苗→艹田”，音通“渺”，义为“田中渺小之草”。五个阶段“音、形、象、数、理”，本质上也是创造汉字的五种基本方法。兹举一例说明：“猫→犭苗→犭艹田”字，“犭、屮、田”都属于象形，猫叫声“miǎo”，所以，“猫”声定为“mao”。

汉字比表音文字具有更强的理据性，从产生之日起，汉字就承载了汉民族“有容乃大”的文化特征。至于后来简体字出现，是为了方便人们书写交流，对于简体字的理据性要全面具体分析。
 　　三、简体字的理据性
　　有人认为，简体字破坏了汉字的结构，破坏了汉字的理据性。“简体字易写而没有字理”（袁晓园，1989）这样的说法缺乏对简化字的全面分析，也往往是只看到了一些简化字的“树木”，而没有看到简化字系统乃至汉字系统的“森林”。诚然，简化汉字在“六书”的字理上有它的缺陷，但80%以上的简化字还是可以进入汉字的理据体系的，它与整个汉字体系的冲突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况且由于汉字本身的发展，同样也使古代汉字中大约20%的字游离出了汉字结构体系。简化字中80%的汉字是古已有之的，是在群众中间流行了几百上千年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字，只不过我们整理规范了这些字，使它们取得了合法身份并成为唯一有合法身份的字体。（李乐毅，1996）从整个简化系统上看，可以类推的简化字还是占多数的。简化字与古代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朝着有利于人们书写、方便交流的方向变化，这是一种进步，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汉字系统本身不是科学定律，也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体系。因此，规则的不对称性和规律的不系统性也就在所难免。汉字不是一时一地某一个人创造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步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它不是以追求系统的完备性和科学性为主要目标，而主要是书写的简便性，它甚至并没有过多考虑记忆的方便性。再加上语言的发展变化，记录汉语的汉字也会相应的发生音义方面的变化。因此，就会在规则之外出现特例，出现游离于系统之外的汉字。这些汉字逐渐被替代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现代汉字丧失构形理据的现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有人专门研究汉字的理据性，并将之量化，苏培成先生在《现代汉字纲要》中提出了“理据度”这个概念，即指意符、音符在全部字符里所占的比例。计算公式是：
 　　实际具有的理据值÷可能具有的最大理据值=理据度
　　根据苏培成的统计，现代汉字的理据度在50%左右。“在调查的2687个字中，理据字有654个，实际理据值为6540，半理据字有1072个，实际理据值为5360，无理据字有961个，实际理据值为0，而最大理据值则为26870，现代汉语常用字理据度计算，结果为44.29%。”（李琼，2002：5）汉字作为一个系统，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据。简体字弱化了汉字的理据性，但不能说破坏了整个汉字体系的字理，简体字的产生是时代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融合，需要全面看待。
 　　四、汉字理据性的影响
　　汉字不同于纯表音文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表示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汉字的理据性也使其字形相对固定，也就是说汉字具有超方言性特点。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这与英语不同。在英语中读音的不同也会反映到书写中去，所以即便是写出来，依旧会造成交流的障碍。相比而言，汉字的理据性在这方面比纯表音文字有一定优势。
 　　汉字的理据性除了具有自身的优势以外，还可以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全球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的柯彼得先生指出“学习汉语最大的难关就是中国的传统汉字……，因为如此，不少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口语交际上不成问题的外国人在书面交际方面是文盲或半文盲。这是其他外语几乎没有的现象。”（柯彼得，1995：104～106）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汉字的理据性，分析汉字的字形，留学生能够掌握汉字构形规律及其与音义之间的联系，汉字学习就会轻松很多。首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字理据性教学应该从“一”开始，让他们了解汉字形体的特点和理据性所在，这样可从心理上减轻学生学习汉字的畏难心理，增强信心和兴趣；让他们知道汉字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其内部规律性很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认、难记、难读、难写”。另外，对义符相近的字可以向学生说明它们各自的来源和不同意义，以方便学生记忆。其次，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针对不同层次和年龄的学生，教师也应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总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汉字的理据性特征，就一定能够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苗兴伟.语言学基础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李万春.汉字与民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李乐毅.80%的简化字是“古已有之”的[j].语文建设，1996，
　　（8）.
　　[5]李琼 从常用字构字法探讨现代汉字的性质及可能前景[d].天津
　　师范大学，2002.
　　[6]柯彼得.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a].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
　　论会论文选[c].北京：北京语言出版社，199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