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照亮中国基础教育理性化阴影之灯

　　相对于政治、经济等因素，教育更根本而又长远地决定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几乎可以说，今天的社会是昨天的教育的结果，而今天的教育，又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的明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遇内忧外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汤因比说：“挑战激发应对。”中国在基础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应对如是：班级授课制代替传统的私塾，科学取代了两千多年来一家独尊的儒家教诲，这是理性在中国教育领域的第一次胜利。近十年来，中国教育进一步向上集中，村小被拆并，乡镇初中日渐缩减，这是理性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理性化带有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的悖论特质。本文即对基础教育的理性化及其后果进行历史梳理，并提出化解思路。
　　一、君子不器：传统的私塾教育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并且教育主要针对贵族子弟。孔子开始面向平民讲学，可以说是流动的私塾。此后直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一直都是——以私塾为其形式，以四书五经为其内容的——人文教育。
　　所谓私塾，一般是基层社会里的初识文字的秀才带三五个学生读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等，以便启蒙。私塾具有如下特质：第一，完全属于社会办学，政府对其不加干涉：“民间自由处理，政府毫不过问。”[1]338唯一间接影响的途径是科举：“政府不开办学校，却举行竞争性的考试。WwW.11665.COm”[2]293与其说学而优则仕，不如说学而优则师。在传统中国，理论地看，教育之地位高于政治，甚至可以说，政治不过是教化的手段。因此，与其说政府控制教育，不如说教育指导政府。第二，师生间完全是私人关系。父子关系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关系，师生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逻辑扩展。故而，师生如父子。第三，制度化程度低。明恩溥尝言：“中国的小孩没有星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期六，没有休息，没有升级，也没有转学。……教师从来没有听说过分班级这回事。”[3]第四，内容之人文性。传统基础教育主要从《三字经》开始发蒙，随后读《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再逐步深化到四书乃至五经。这种教育具有整体性、综合性以及人文性质，而不设专业：“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很偏狭，但是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犹如百科全书，这种表面上的偏狭恰是广泛知识的基础。”[4]71例如，作为启蒙读本的《幼学琼林》即如此：“从天文地理到草木虫鱼无所不包，中间还夹杂着城市、商业、耕作、游记、发明、哲学、政治等等题材。”第五，重“情理”，而轻“物理”。即注重教化，而不重视实用知识、技术：“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人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规范、净化心灵。”[5]故而传统教育在宗旨上以培育君子为主。“《论语》及周秦诸书，凡孔子及其弟子所形容君子的一切言行，无不是模范人格说话，……这种人格，不仅富于知识，实优于品性，得志时能致君泽民，不得志时能安贫乐道。”[1]39这就是论语所言的“君子不器”。朱子集注对此的解释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相通。成德之人，体无不具，故用而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因为读书人理想在于进入四民之首——士人阶层，而不是做实用人才。罗斯曾经说：“古典格言就成为了训练政府官员的基础，导致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在实际工作中缺乏专业技能。”[2]290第六，理性化程度低下。理性之核心是可计算性。而中国的教育无此特性，如明恩溥所言：“在中国，一个人的学问越大，他在环境中谋求生存的数字能力就越弱。”[3]
　　二、从“情理”到“物理”：基础教育理性化进程之历史回眸
　　中国现代教育肇始于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士人君子试图“自强”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极具理性化色彩的班级授课制代替了私塾。从内容看，以科学实用为主的“物理”内容取代了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情理”教化。
　　（一）私塾的终结：清末民初基础教育理性化之发端
　　日俄战争直接促发清政府于1905年毅然宣布废止科举：“慈禧太后朱笔御批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决定采纳一项新的国家教育制度，规定由政府创办各级学校，学校课程包含西方科学和中国学科。村成立初级小学，……接着又创办了商业学校、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军事学校和政法学校。”[2]294自此，“年青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代替科举的是抄袭日本的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国人新教育制度仍旧来自西方”[4]57。中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形式是夸美纽斯创建之班级授课制。它是以——洛克之感觉论为其核心的——经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方式。洛克以人性为“白板”，这与传统儒家对人性及教育功用的预设迥异其趣。传统教育既讲究人性，也重视人性完成之条件：教育。如论语云：“性相近，习相远。”先从字面意思看，它首先预设性的存在，并且，性相“近”，而非一致，更不是白板。孔子把人性之清、浊（或智、愚）分为上中下三等，并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只不过，孔子强调教育或“习”的作用：“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 反正尽管人性有差异，但是只要努力，就可获取知识。
　　作为现代基础教育形式的班级授课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工厂逻辑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扩张。现代学校以专业化的教师对集中化了的为数众多的学生进行统一的教育。它在逻辑上完全符合理性之如下特征：“效率、可预测性、强调量化而非定性以及非人性化。”[6]第一，专业化的教师对集中在一起的许多学生进行教育，其效益自然高于仅有三五个学生并且个别化教育的私塾先生。第二，缘于现代教育规章、纪律之规定的确定地点、时间讲授确定的内容，这较之于私塾，必然具有更多的可预测性与可控性。第三，作息时间以及考试升学标准等完全数量化，因此更加客观。第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作为教育过程的角色，而不注意个体的情感、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