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呼东方

　　在张友民家徒四壁的家里，看着他吃力地将身体从轮椅上抬起，慢慢挪动，用颤抖的手指关掉了电磁炉。
　　十几年来，张友民从没有停止过锻炼，但他的右手指仍然不受大脑控制，掌握任何东西都吃力留神。
　　今天的早饭，他为85岁的老母亲煮了碗挂面，而自己则将前一晚剩下的米饭热了热。
　　3年前老母亲跌了一跤，大半个月下不了床，从此精气神便大不如前。从那时起，每天都是张友民坐在轮椅上艰难地做着两个人的饭。
　　房间里昏暗阴沉，白天也得开着灯。两天前突然袭来的寒流，让母子俩招架不住。“今年屋里咋会这么冷。”张友民时常喃喃着。
　　往年冬天取暖用的火炉上仍堆着不少杂物。装配火炉得几个人帮忙，年年求人让张友民很不好意思，所以今年一推再推，至今火炉也还没生火。
　　左右邻居去年先后都盖起了三层楼，张友民家破旧矮小的院房被遮挡得严严实实。“过去院子里的这棵无花果树还能结出大呆子，今年又小又少。”张友民说。“要是今年下雪，恐怕见不到阳光一冬天都融化不了。”
　　邻家的猫：除了猫少有人来探望母子俩
　　每天早上10点和下午5点，邻居家的一只黄白相间的大猫就会准时进来。“门要是闭着，它还会用爪子挠门。除了这只猫，我们家几乎没人来，就连我的两个姐也很少来。”张友民说。
　　这些年常来帮扶这对母子的义工邱华说：“他大姐还时不时会来看看，帮着收拾收拾卫生。而二姐基本不来，偶尔来一次就会训斥他们母子，‘家里这么脏，谁愿意来啊？’”
　　实际上二姐家住得离张友民不到200米，但母子俩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她了。wWW.11665.com
　　提起女儿们，母亲慨叹说：“没办法，她们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而张友民则在一旁耿耿于怀于姐姐们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瘫成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力量）管啊。”
　　邻居家的猫始终静静地注视着母子，不时吃几口母子丢给它的饭菜，然后静静地出去了。“这猫精得很，它能掌握我们的饭点。”张友民说。
　　每天早上7点左右，等行动迟钝的老母亲穿好衣服，才能帮着行动不便的儿子穿衣，将其挪坐到轮椅上。母子俩一日两餐，按张友民的话说：“我和我妈成天就呆在屋子，手脚都不方便，也没什么活动，就少做一顿。”
　　前几年附近的村民们还时常能看到满头白发的矮小老人推着瘫痪的儿子出出进进，而近年来越来越少，却偶尔看到一些陌生人来他家帮扶这对母子。但村民们从没主动进入过母子俩的院子。
　　厄运降临：令人羡慕的艺校生摔成截瘫
　　张友民噩梦般的记忆永远定格在1985年的元月。
　　1978年的春夏交替时节，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村民廖淑芳11岁的儿子张友民，考上了当时的渭南地区华阴县剧团。这个好消息，让两年前失去丈夫而沉闷下去的家庭为之一振。
　　尽管离家很远，但能有这种被视为“跃出农门”的机遇，一时间让同村人羡慕不已。在这之前，这个家庭由于赤贫，连个祖屋都没有。“文革”期间，廖淑芳一家五口才得以搬进一户被打倒的“坏分子”家里栖身。
　　廖淑芳40岁上才有了张友民。中年得子的喜悦，一扫多年来笼罩在她心头“没有儿子”的阴霾。
　　今天，张友民回忆起在华阴县剧团的那段日子，脸上洋溢着自豪之情。“那会儿，我要是一两个礼拜回不来，我妈就会让姐姐和姐夫们去华阴看我，给我带些吃穿用品。”
　　廖淑芳静静地站在对面听着儿子述说往事，她的思绪仿佛也沉浸到了曾经的岁月，久久毫无表情地矗立着。 [论文网]
　　1984年秋，张友民再次考上了陕西省艺术学校，学习秦腔表演。这所学校是当时陕西省乃至整个西北五省学秦腔孩子们眼中的最高学府。“秦腔四大名旦之一的全巧民，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张友民至今引以为傲。尽管多年来与这所学校的恩怨不断，可张友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这所学校的人。
　　张友民的妈妈和姐姐们，都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
　　然而这却是一切不幸的开始。
　　1985年1月16日的形体课上，翻筋斗的练习不知练了多少次，寻常的不能再寻常，然而那天的筋斗却瞬间成了张友民一生的悲剧。
　　当时距春节还有4天，廖淑芳收到儿子受伤被送到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治疗的通知，她顿时瘫坐在地上。赶到医院时，她第一次听到“颈椎错位、高位截瘫”这些陌生的名词。
　　由于张友民尿路感染，高烧持续了几个月，手术被迫一推再推，直到6月4日，张友民才接受了手术，当时的签字人是张友民的舅舅。
　　从此，痛苦纠缠着母子俩，久久不愿离去。
　　母子相依：我要是走了，娃就没法活咧
　　在同村人的眼中，张友民的两个姐姐日子还算过得比较好。张友民也听村里人传说过两个姐姐的抱怨：“老妈和家都被这个弟弟给拖垮了。”
　　华发丛生的老母亲，其晚年游走在推着高位截瘫的儿子四处“讨说法”的路上。
　　1986年6月之后，张友民被市红会医院转送到了位于西影路观音庙村的一个小旅社，那是当时的红会医院在观音庙村设立的一个分院，称谓是截瘫康复医疗中心。“而所谓的康复中心其实就是红会医院和村小旅社合办的”。张友民说。
　　在此之前的5月，“省文化厅和学校两家联合去医院了解，院方说张友民的病已无继续医疗的必要，学校也就停止了缴费。”其后的张友民每月只获得40元的生活费，就医问药再没人管。
　　从这一年开始，张友民的母亲推着儿子奔走于高墙大院，挨过多少训斥和白眼，她说根本记不清了。
　　1992年7月，因在康复中心欠费太多，张友民被直接送回了陕西省艺术学校。
　　1993年5月20日，张友民写给国家残联的信有了回应。
　　5月31日他再次被送回了康复中心。
　　3个月后，又没人给他交住院费了，与康复中心的争执再次升级。
　　1995年底，“赖”在学校的张友民腹泻不止，在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星期后总算捡回一条命。出院后，再回学校。这次母子俩被保安挡在了门外，“连大门也不让进去。”
　　1996年9月，张友民母子在众人的劝说下回到村中，但原来的家已经没有了。原因是房屋原主人回来了，要重新整修自家的老屋。

　　那会，多亏张友民的舅舅，在他的主持下花了4000元，内外墙由泥、草、砖混建，搭起了现在母子俩住的这间小屋。
　　房子一盖好，张友民让母亲推着他去附近废品站，找来两根钢管埋于地下。因为他知道，不加强锻炼肌肉就会萎缩坏死，这副双杠成为他每天锻炼的器械。
　　随着舅舅的过世，母子俩的院落几乎就没有人来了。母亲作为儿子的“腿脚”，推着张友民奔走了数十年。
　　高位截瘫的张友民肉体有如婴儿，母亲得不分昼夜帮他翻身，一旦生了褥疮，就会引发外伤感染而发烧，那对一贫如洗的母子俩无疑是灭顶之灾。
　　儿子没个着落，母亲是不敢老去的。“我要是走了，娃就没法活咧！”廖淑芳老人不敢想象这一切。
　　中药下面：吃的我，嘴巴苦得不敢张了
　　张友民这些年惟一的愿望，就是能重新站起来。内心里他比谁都明白

，实现这一愿意的几率几乎为零。
　　1997年春节，一个儿时的玩伴从北京回来探亲，看到他的情形后回北京咨询了不少医院。看到北京的来信，环顾家徒四壁的家，张友民心都凉了：“说要是能让我站起来，得60万元。”
　　从那年起，他开始为这个希望打基础。只要不下雨雪，张友民白天几乎都在双杠处锻炼。起初是母亲架着他上双杠，巨大的疼痛让他动不动就向母亲发脾气。十几年练下来，双杠下面的土被他踩的瓷石光滑，脚拖拉过的地方，留下两条深痕。
　　不知何时，张友民找到一本中医的书。母亲后来得了冠心病，他就自己琢磨着开中药方，抓回来熬好让母亲喝，他甚至和附近天主教堂的一位教士学会了做丸状的中药。
　　今年，张友民觉得母亲脑子开始犯糊涂了，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已经没有精力磨中药粉了。忽然一天，他突发奇想，干脆在熬好的中药汁中下面条吃。20多天的药面条吃下来，“吃的我，嘴巴苦得不敢张了。但妈妈好像失去了味觉，我给她什么她就吃什么。”
　　按张友民的说法，这些年的“折腾”似乎也有些效果，他觉得自己的腿脚已经能感觉到热流。而之前他的下半身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张友民记得曾有人给过他一个秘方，据说对他的病有特效，能加强大脑对肢体的控制能力。但其中有一味名叫“列党”的中药材，他始终没能找到，他怀疑“列党”是否是俗称的“草苁蓉”这味药。他至今念念不忘托人找这味药，这样他就多了一份希望。
　　艰难之路：没义工我们肯定活不到现在
　　2008年，义工邱华和仝永峰等人第一次来到张友民家时都惊呆了，他们看到的这对母子，仿佛像被人遗忘的野人，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情形。
　　“我母亲也80多岁了，她过的是什么生活？再看看张友民母亲过的，简直是天地之分。”邱华动容地说。
　　当时不管什么人来，张友民的母亲都没有任何表情。起先，义工们以为生活的压力让老人麻木不仁了。后来才听张友民说，母亲的眼睛已经基本上看不清东西了。
　　义工们带着老人去医院检查，结果是眼睛患有三种疾病，白内障、眼息肉、倒睫毛，视力在0.4以下。
　　1998年，毫无生活来源的张友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无头苍蝇般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的他伴随母亲到处寻找能活下去的路。后来有人指点他去找学校所属的文艺南路社区。“当时社区给我办理了每月80元的低保，我稍稍松了口气，这点钱能保证妈妈能有口固定的饭吃。”
　　虽然文南社区经办低保的人换了几茬，但社区内一直记着远在三兆村有一对苦难的母子。社区干部说：“凡来社区联系搞献爱心活动，或搞扶贫帮困的单位和个人，我们都尽量带他们到张友民家去。”
　　张友民先后用过的几个轮椅，都是爱心团体资助的。在年迈母亲无法再继续推着他出门的这两年，张友民基本再没迈出过大门。太阳光就在大门外几尺远的地方，但他无法去感受。当隔壁邻居家传来欢声笑语，母亲会仰着头啼听，张友民说那是他最难过的时候。
　　“要是没有社区和义工们的帮助，我和妈妈肯定活不到现在。”张友民习惯叫义工们的网名，“爱心大姐”是邱华：“土豆”是仝永峰。义工在张友民的心中如同自己的亲人，他和母亲现在已经完全依赖于他们，盼着他们能早日到来，好给这个死气沉沉的院落，增添一丝活力。
　　至今，张友民搞不清“爱心大姐”邱华是用什么办法让医院免费治疗好母亲的眼疾的，但他却心细地记得，为母亲看病的那段时间里，土豆开着自己的车来来回回了27趟。义工们的帮助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爱心大姐还帮他找了几次两个姐姐。姐姐们的回答很干脆：“赡养老人我们有责任，可没义务养弟弟。”
　　一奶同胞的话让张友民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我要是死了，妈妈还有两个姐姐管：但要是妈妈先走了，我会没人管的。”
　　自己以后的活路在哪里？张友民不敢想。
　　悸动的心：如果妈妈走了，谁来管我啊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张友民还专门拨通了大会公布的电话，“我就想问一下，以后是不是能多给残疾人一些帮助。”
　　这些年里，张友民与康复中心曾经的一些病友还有联系，他们大部分人的情况都比自己要好些。
　　今年他暗地里统计过，有80%的病友都自杀了。为此，张友民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他们活不下去的原因大多来自于心理上，父母们活着的人，情形好一点。父母不在的，基本都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张友民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个小病友，他出院时都能拄着拐下地走路了，但今年他也走了。”
　　义工邱华分析说：“老人家之所以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活到现在，支撑她的就是这个儿子，她知道离开她这个儿子就可能活不下去了。而张友民也是这样，有老妈在，他的精神支柱还在。如果母亲走了，他还能继续活下去吗？难以想象。”
　　2010年之后，三兆村开始搞开发，村里的土地基本都卖了，村民们为此每人都分到一笔不菲的补偿款。张友民母子也分到了一笔钱，这笔钱让张友民和母亲一下子有了些许安全感。
　　邻居们都用分得的钱盖房、买车，而张友民则在盘算，这笔钱如何能让他和母亲养老。
　　他曾让外甥女去市区的养老院询问收费的情况，外甥女跑了市内的几家养老院，收费基本上差不多。像张友民母亲这样的情况，每月的费用基本在1800元左右：而张友民这样的高位截瘫病人，收费最低也在2400左右。他算了一下：“每月我们俩加起来得近5000元，手头的这点钱最多也只能住五、六年，还不算看病吃药的钱。”
　　“1998年那会说去北京看病得60万，过去十几年了，费用肯定涨到上百万了吧？”张友民自问自答说。
　　看得出，有了钱的张友民曾重新燃起再次站起来的欲望。但这种给了他一点希望却又难以实现的痛苦，远比一点希望都没有时更让他难过。
　　他也不可能让母亲一个人先进养老院，母子二人根本不能分开，去养老院的念头也只能打消。
　　义工邱华为这对母子可谓绞尽脑汁。
　　母子俩每月惟一的固定收入，就是两人的低保金820元。邱华说服了张友民的两个姐姐每人每月给母亲500元，这样一来就又有了1000元。邱华还动用了媒体和养老院的关系，终于在今年10月14日，将母子俩送进了西郊大寨村的丰怡园养老院，每月仅收母子俩共1500元。
　　“无论如何先让母子俩把今年冬天熬过去。”邱华说。她也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长期这样住在这家民办养老院，两人交1500元费用实在不现实。
　　如今的张友民常常一个人发呆，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一直回避的问题，面对记者，他毫无气力地喟叹道：“如果妈妈走了，谁来管我啊！”
　　就张友民而言，母亲已近风烛残年，今天不知明天的事。这些年他活得犹如惊弓之鸟，夜不能寐，倘若没有来自母亲坚实笃定的情感支撑，没有母亲日夜帮他翻身照顾，他的安全感将会彻底崩溃。
　　张友民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妈妈要是走了，我可能也会随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