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李洋

　三峡工程，一直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对三峡工程的认知和评价，形成了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由于三峡工程的复杂性，三峡工程公共形象似乎是一个“多棱镜”、“万花筒”，莫衷一是。“民族工程”、“劣等工程”、“‘灾星’工程”、“‘权力’工程”，不一而足。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被“遮蔽”的状态。
　　“(他者)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的折射，但又非不顾社会现实基础的纯粹想象之物，而且社会基础还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影响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价。”“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内容。”(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而认同又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弗洛伊德语)。看来，社会对三峡工程的认同还有很大的距离。江河时空格局的改变、恢复、平衡，社会秩序的重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短时期内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得到改变是不现实的。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建构，过于乐观抑或过于悲观都是不可取的。
　　正确认识不同语境下三峡工程公共形象，是建构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的前提和基础。将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生成的不同历史背景、话语体系、主要表现形态等基本问题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是非常必要的。
　　一　三峡工程与民族工程、民生工程的形象定位
　　中国历史上，堪称民族工程者并不多见。民族工程具有一些特质。Www.11665.cOM其最根本的是，不管哪种政治派别在关涉民族和国家问题上，始终具有一些显著的共同性。三峡工程作为“民族工程”、“民生工程”，其最重要之点就在于它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
　　著名新闻记者卢跃刚认为：“三峡问题不是个简单的对错问题，不是简单地技术分析利益的问题，需要将三峡工程放到现代化的背景下，放到三峡的历史背景下，放到中国社会特殊的体制背景下来看，才可能看清楚。”
　　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由宜昌而上，……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30至40年代，国民政府也曾着手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准备。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曾考虑分级开发或分期开发方案，想缩小规模争取上马。70年代初先建下游的葛洲坝工程，想以此促进三峡工程上马。80年代初提出150米的低坝方案。后经过重新论证，最终确定为现在175米中坝方案。[论文网]
　　显然，不能把三峡工程仅简单看成一个水利工程，也不能简单地仅从某一个历史阶段来认识这项工程。三峡工程不仅关涉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更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三峡工程的背后深刻地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国共两党之所以都钟情于三峡工程，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之我们可以说，三峡工程，是一定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下，中华民族治理长江的必然选择，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治江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水利工程思想、水利工程科技、水利工程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治理长江的里程碑。长江中下游水患，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千百年来，根治长江水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政治工程，是一项伟大的民族工程和民心工程。
　　三峡工程作为民族工程、民生工程的公共形象，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这种形象贯穿于三峡工程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建设管理、综合效益发挥和科学运行的全过程。这种形象体现了三峡工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符合历史与现实条件，具有科学性，应该是三峡工程科学发展和社会认识的主线与基调。
　　当然，此种形象还需要向纵深开掘，向历史细节探寻，将视野和触觉延伸到全世界，体现国际视野。治水，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国际话题。在治水与治国语境下，不同国家治水的模式如何，工程与国家、社会，工程与科技等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阐释，找出其中的逻辑关系和规律性。而不是依靠历史进行印证式的说明。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更开阔的历史场景来认识三峡工程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将三峡工程与世界其他大坝联系起来、对照起来，而不是就三峡工程谈三峡工程，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二　“三门峡工程”、“阿斯旺大坝”与三峡工程公共形象
　　“三门峡工程”、“阿斯旺大坝”一直被视为水电工程建设中最为失败的典型例子，但是在网上，也总有不少人将其与三峡工程联系起来。
　　针对三门峡工程，我国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院士指出：“三门峡的历史非常曲折。当初的规划无疑未实现，原因是对黄河水沙运行规律认识不足，提出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搞高坝水库，对水土保持的作用过于乐观，对综合利用要求急于求成，对移民工作的艰巨性也估计不足，以至造成失误，被迫进行两次改建，教训是巨大的。”三门峡的教训是深刻的。一是对自然规律研究和认识不够，造成对决策对象没有完全弄清楚的前提下就盲目建库。二是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反对意见遭到压制。政治决策，在那个年代，尤其是1955年之后，开始成为凌驾一切的价值与利益，削弱了技术论证上的科学氛围与严谨态度。虽然水利枢纽在规划和设计的时候，“大跃进”尚未正式拉开帷幕，但公共工程的“高大全”方案、“大上快上”思维，本着不可辜负这个时代的豪情喷涌而出，已经征服了众人。
　　潘院士说：“通过三门峡工程的反复，我们对‘治黄’从认识水平到科技水平都有极大的提高。例如，整治含沙河流的基本思路，水库如何能保持长期运行，蓄清排浑调水调沙合理运行方式的实践，库区泥沙冲淤的规律等等。泥沙学科从泥沙运行的基本理论、模型试验技术、数学计算理论和方法、异重流排沙等以及高含沙的水力发电问题也都有了迅速发展。这为中国人民继续整治大江大河带来无比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潘院士谈到的这些历史与进步，可能是许多人没有能够认识到的。也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三门峡问题的出现，才更加引起了三峡工程论证、决策时期对泥沙问题的高度重视与研究，为不同意见提供充分表达的渠道和场所。

　埃及阿斯旺大坝的“恶名”主要来自以下原因。第一，政治偏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并成功反抗了英法入侵，西方国家因此拒绝支援修建阿斯旺大坝。而埃及政府援请苏联去设计和修建，也为西方世界所不快。西方强大的舆论机器大肆鼓噪阿斯旺大坝的不利影响，给阿斯旺大坝“添黑加污”，制造“恶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阿斯旺大坝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第二，诋毁宣传的影响。诋毁水坝的宣传，很容易在某些西方人士中产生共鸣。在他们看来，尼罗河是一条神性的神圣之河，全面改变尼罗河的面貌，拦阻泥沙，调节径流，消灭洪水……这不仅是对古老神话的亵渎，也是对上帝旨意的违抗。神秘主义思想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社会大众，并不对建坝持有恶感，但他们相信西方报道的“客观”、“公正”。在“拟态环境”下，舆论被误导了。第三，水坝本身带来的影响。建水坝会带来有形无形、有深有

浅、有直接有间接、有长远有短期的影响，但是，人们总是带来一种高期望值。当高期望值与现实发生矛盾之时，也就是情绪爆发之时。
　　“(三峡工程的)舆论(注：舆论是公共形象最直接的反映)的形成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其形成和消长与当今社会利益分配、社会心理演变、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密不可分。”(尹鸿伟《三峡工程再成舆论热点》)将三门峡、阿斯旺大坝与三峡工程对照起来，将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与之等同起来，此种形象建构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是三门峡、阿斯旺大坝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心理阴影以及将两大工程加诸于三峡工程的“集体无意识”，还有就是一些反坝人士有意而为之的结果。
　　三　特大自然灾害与三峡工程公共形象
　　最近几年，长江流域频频发生极端自然灾害。无论是旱灾、洪灾、雪灾还是地震，总有一些人将矛头直指三峡工程。这些联系是否具有科学性，是三峡工程公共形象认识的根本。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大坝与气候，三峡工程对气候有多大改变?第二，大坝与地震，三峡工程是否能诱发8级以上地震?
　　201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一遇的干旱。在此之前，还有重庆大旱、洪灾，西南大旱等。所以，一时间关于三峡工程改变气候的“舆论狂潮”不一而足。
　　在三峡工程兴建之前，四川松潘曾发生8级地震，建设过程中2008年又发生了汶川地震。无论是松潘地震，还是汶川地震，都已经证明龙门山断裂带是地震活跃带，与三峡工程并无关系。
　　将这些特大自然灾害与三峡工程联系起来，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公众认知层面。长期以来，我国有些忽视科技素养、工程素养的教育，科学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缺失状态，公民科学素养缺失必然导致对自然现象的成因“胡乱归因”。外界一有“风吹草动”，社会立刻变得“惊若寒蝉”。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认识不足，就从神话中寻求力量，从迷信中生成敬畏。整个社会对自然认知不足，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时又加剧对科学的不信任，进而又会进一步加剧其内在矛盾。社会一旦进入这个认知的“怪圈”，即便是高层次的知识阶层也会慢慢失去理性、“随波逐流”。
　　如何面对一个“恶意”生长的世界?三峡工程公共形象既涉及到实践范畴，也涉及到认识和观念范畴。大坝与地震、大坝与气候，是国际水利水电学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实际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水库造成特大地震，也还没有哪一座大坝改变了大气环流。况且，从坝高来说，三峡工程在世界高坝中处于24位。水库库容也不算很大。大坝与地震、大坝与气候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的问题，需要有持续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论证。科学问题在大众化社会容易被简单化、情绪化和极端化，一定程度上还可能政治化。此种形象不仅是极端自然灾害在三峡工程接近完建阶段频频发生，还有媒体的“集体无意识”。而媒体策划一些“无中生有”、“子虚乌有”的毫无科学依据的报道，则是科学素养和道德责任的双重缺失。一些媒体有意无意将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记者在提问时采取一种诱导的方式，预设前提，将干旱、洪灾、地震加诸三峡工程，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媒体是如何采用这种逻辑进行议题设置的呢?约翰·汉尼根(john hannigan)在《环境社会学》一书中集中探讨了环境话语体系的建构特征和社会型塑方式。环境议题和有关环境的持续性争论中，媒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议程设置功能，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简言之，即媒体对一些问题给予集中强调，或者将之不相干的事物进行比照、联系，最终将公众引进媒介议程。这一点，在特大自然灾害与三峡工程等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自然灾害等议题之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四　“权力的奴婢”与三峡工程公共形象
　　有人把三峡工程看作是“权力的奴婢”。这里存在如何认识工程与民主关系的问题。三峡工程首先是科学问题。我国著名记者卢跃刚认为“治水问题在中国是直接关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最开始的反建派里，就有人担心三峡建设周期很长，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牵涉因素复杂，而体制运行效率太低，决策不透明，大型工程建设中常见的管理不善，浪费、建设质量差等。项目太大了，很难监督，容易失控。”三峡工程决策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型水利工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高发期。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忧虑，与这种客观背景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同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三峡工程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人们不免忧虑和担心。而这种忧虑和担心靠当时的体制是难以解决的。
　　如何科学决策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林李之争”(林一山、李锐围绕三峡工程的辩论)，还是因三门峡工程而声名鹊起的黄万里先生，也先后对三峡工程提出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峡工程也再度进行“重新论证”，我们都可以看出三峡工程漫长决策的审慎性、艰巨性。
　　三峡工程是“权力的奴婢”，此种形象曲解了三峡工程科学化民主化的科学内涵，对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技术民主、什么是精英民主、什么是专家民主、什么是公众参与等基本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偏颇，从而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这里存在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一般公众参与的缺失?一般公众参与的缺失，是否意味着缺乏民主?二是如何看待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是否被压制?对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上述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三峡工程是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互动的结果，一般社会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缺失，这是整个决策论证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正因为三峡工程是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互动的结果，老百姓决策参与的主体地位缺失，导致了当前舆论的强烈反弹。”像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复杂而专业的工程问题，如何让老百姓参与到决策中来是一项政治难题。
　　针对三峡工程决策中的民主问题，不能使用简单化的思维来考虑。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皮特在《技术思考——技术哲学的基础》一书中专门提出了“技术、民主与变革”的关系问题。针对“技术是对民主的威胁”之主张，他强调：“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民主化标准”、“技术对民主构成威胁这种观点使人难以理解。首先是民主自身的核心概念之中存在着大量难解之题。无论问题是否存在，它都难以理解在一个政治体系当中，还有什么比民主自身内在的不一致更能使它受到威胁。”约瑟夫·皮特认为：“如果改善人类命运的努力被破坏了，或为了实现进一步的目标而改进工具以求发展的努力也被破坏了，或者这两种努力都被破坏了，那么就危及到了我们未来改善人类命运的能力。”约瑟夫·皮特最后指出，“在保护民主的名义下，我们却偏偏将民主破坏了”“没有简单化的技术，也没有简单化的科学，更没有简单化的民主”。由此观之，只有在具体的情形中，当人们理解了一个特殊的创新是如何挑战了一种具体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威胁的本义是什么。因此，泛泛地谈论技术和民主、工程和民主，几乎不会阐明任何问题。有学者强调，在西方，类似三峡工程这样非常专业的论证决策强调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社会公众参与，那么，中国是否可以呢?如何理解公众参与在三峡工程决策中的地位、条件、机制，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还是一个顶层制度

设计的问题。进一步研究三峡工程决策对推动我们重大工程项目决策体制、机制以及三峡工程决策体系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反对意见推动了三峡工程决策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使三峡工程决策更加优化，为三峡工程决策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民主基础(民意基础)和政治基础。“林李之争”奠定了成都会议上重大决议的出台，“高坝低坝之争”推动重新论证。反对意见的巨大贡献和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值得珍视的。当前，争论的焦点，依然没有超越80年代重新论证时期所提出的各种看法和主张。
　　三峡工程民主决策表现出怎样的独特性?其独特性很难用一般普适性的理论进行解释。三峡工程决策过程对我国决策体制有哪些理论上的突破和贡献，对我国民主决策有哪些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于此种问题，我们需要警惕一些人将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事实上，三峡工程负面影响与三峡工程决策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三峡工程负面影响不是由于三峡工程决策不科学不民主的结果。相反，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高度重视三峡工程不利影响，最终经过近40年的漫长论证才得出“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结论。不能因为三峡工程的不利影响就否定三峡工程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将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主要是借助三峡工程来映射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一是对共产党体制下的决策不信任。二是对权威进行消解，否定或不承认科学的存在。这是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表现。也是后现代主义中的政治心理。
　　五　“诗意的想象”与三峡工程公共形象
　　文学是最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三峡，如诗如画。三峡，是诗意栖居的地方。历史上的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千古名篇。这些名篇所能展现的，不仅有自然的各种外在特征，而且有人与自然互动时产生的精神的、内在的感受。三峡文学，当属于生态文学的范畴。它艺术地向人们展示自然的奥秘和神奇，使人产生强大的内心震撼，从而受到教育，而这一点恰恰是科学或其他手段难以做到的。
　　著名生物学家法布尔在《昆虫记》中也质疑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他说：“科学向我们讲述它们的距离，它们的速度，它们的质量，它们的体积；科学将铺天盖地的数字向我们压来，以无数、无垠和无止境，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然而，科学却怎么地感动不了我们一丝真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科学缺少那伟大的奥秘，也就是生命的奥秘。”当三峡工程改变了长江格局的时候，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又该如何得到社会认同呢?
　　“文学是人学。”三峡文化研究者吴卫华先生曾统计：自20世纪30、40年代伊始，陆续有一些电影与三峡产生了某种特定的联系。逼近20世纪末的90年代，有关三峡地域的影视创作一时蔚为大观，总数量达数百部(集)之多。“三峡题材的影视作品是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相遇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崭新的审美文化，它以镜像的方式和多样化的创作形态丰富了三峡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三峡及其历史文化、现代文化的地位和影响，构成了三峡地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现当代人心目中的三峡是经过千百年诗词歌赋熏染了的奇山异水。三峡雄浑、壮烈、瑰丽、神秘、浪漫，已成为中国文化一个具有独特审美意义的符号——充满野性、力量的悲壮美在这里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国人因之向往三峡，三峡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现在，仍有不少人留恋昔日三峡那激流之奔腾、纤夫之彪悍、木船帆影、神秘野性……
　　三峡工程，横空出世。因之而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的社会心理。现在三峡已是高峡平湖，静若处子，雄奇一变而为秀美，随着旅游的便利，其神秘感也在逐渐消失。
　　当下，三峡以绮丽的自然山水风光、古老的文化积淀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壮举而享誉海内外。由于葛洲坝、隔河岩、三峡工程的建设，三峡区域的自然形态发生一定程度的改观，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如何真正和谐统一，值得深思。
　　正因为如此，三峡工程被作为“文学的想象”而诉诸于人们的头脑、诉诸于人们的心灵。三峡工程被放置在历史的记忆里、文学想象的期待中。舍勒认为：“人是生命冲动的体现，又是精神活动的场所，人是生命冲动与精神之间的张力和运动的中介，他不栖居于某一边。”(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生命的冲动需要理性或精神来引导，精神的丰富与完美需要从生命的冲动和自然的律动中汲取源泉。自然，不再是想象中的自然。而自然中涌现出的人的精神、工程的价值、工程与人所生存的境遇之间的关系，比如，新的经济关系、物质关系、社会关系需要建构，需要去填补逝去、弥合的文化、文学的虚空。三峡的“诗意的想象”需要重建。
　　如今，时代需要在工程世界中找到人的精神、人的灵魂、人的价值。千古如斯的三峡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三峡流域的相继开发，一个个工业文明的奇迹在这里出现，传统的生活形态和现代化建设在同一时空下共生，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激荡，历史和现实交相辉映，摇曳多姿、异彩纷呈。这就是新时期三峡文学之生长点。工程文学需要来回答时代的期许。文学视野中的三峡工程，社会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