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翁文灏；历史意义 
　　[论文摘要]1946年成立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规模、拥有的资本和产生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其它一般公司远远不能相比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成立，既是近代中国公司形态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成为新兴而重要的工业部门打下了基础。 

　　 
　　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司制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产生、演进、转变、复兴、深化的过程。从1904～1946年，官方先后颁布了4部有关公司的重要政策法规。1946年4月12日，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司法》是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公司法。受这部公司法的影响，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成立，既是近代中国公司形态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成为新兴而重要的工业部门打下了基础。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规模、拥有的资本和产生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其它一般公司远远不能相比的。 
　　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日趋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充分具备的基础之上。而公司制度传人中国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没有确立，致使公司制度缺乏适宜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Www.11665.coM而公司内部组织制度及运行机制上的不成熟、不规范，也减弱了其发展壮大的生命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在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直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的石油工业才开始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人成熟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利用《马关条约》给予的特权，纷纷进入中国。在石油方面，英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等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 
　　抗战爆发以前，由于中国石油工业十分落后，一直没有成立全国性的石油主管机构。“1914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了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这是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不久被裁撤。”抗战胜利后，主管全国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先后接管了日本在东北、台湾等地建立的石油企业及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南京、广州、台湾等地的石油运输储存机构和设备。对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资委会确定为两方面：(1)有关立国基础之事业，规模宏大民资无力兴办者。(2)足以自力更生，盈余有把握，可解还政府者。抗战胜利后，资委会在机构改组的同时，对所属的工矿企业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资委会“最重要的方针，为走上企业化的大道。我们将斟酌情形，组织各种总公司或总管理处等机构”。调整的原则足：“尽量使较小之生产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位，以期管理调度，轻型集中”，“以企业化为准绳，尽可能采公司组织”。 
　　时任资委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提出：“重大事业悉设公司，或为有限公司，或为股份有限公司，因事制宜，依法办理。”资委会隶属于行政院以后，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于1946年6月1日创办了中国石油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石油公司。 
　　最早提出创办中国石油公司的是资委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先生。翁文灏(1889～1971)，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个官宦绅商人家。1908年，他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进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4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农商部等单位任教或工作。1916年，他被任命为北平地质调查所矿产部部长，随后担任该所所长。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混乱的时期，地质调查所的经费无法得到保证，职工的薪金被拖欠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面对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的局面，翁文灏以惨淡经营的毅力，率领全所人员对中国的地质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相继成立了地震、燃料、新生代等研究室，在多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1919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矿产专著《中国矿产志略》，文章从地质学角度进行研究，明确提出在陆相侏罗纪地层中存在石油；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质的测图》；他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学者；第一位科学系统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在石油方面，翁文灏首先提出“在中国的陆相地层中存在油矿”。在他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代所长时，他组织人员对中国的石油地质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调查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翁文灏在担任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多次组织科研人员对全国的石油地质进行勘察，足迹遍及西北、西南、华南、东北等地。20世纪30年代在国外石油产品几乎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他力主开发甘肃玉门油矿，接办新疆独山子油矿，为中国的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在《经济建设概论》一文中提出：“石油宜充分开发，希望油料自给，战后年产汽油400万桶(约50万吨)。”与此同时，资委会制定了《石油工业建设计划概要》。《概要》对与外国石油公司开展合作，进一步开发西部油田，勘探开发新油田，在沿海地区布置炼油厂等作了规划。 
　　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南京政府从竭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开始大力扶持国有经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从此进入国有大公司大发展的阶段。 
　　1946年5月16日，翁文灏获准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翁文灏随即全力以赴筹建中油公司。对此，行政院指令由资委会负责“开发经营中国石油事业，以期造成国家资本，巩固经济基础”。 
　　中油公司的成立也是时代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管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台湾等地区的石油企业，这些企业亟待恢复生产；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大中城市的石油储藏和销售急需统一布局；年产400万桶(约50万吨)汽油的计划需要落实；新油田需要勘探开发；与外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需要谈判；大型油轮需要建造。 
　　中油公司的成立也是石油企业发展的必然。抗战之前和抗战期间，中国通过创办石油企业，积累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在适当的时间组建全国性的石油公司奠定了基础。 
　　中油公司成立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946年4月颁布了《公司法》，这是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公司法。这部公司法的颁布是中国公司制度发展及世界经济体系建立初现端倪的反映，体现了国内、国际公司制度变迁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它将此前历届政府有关公司的各种政策法规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修正，与世界范围内公司和公司法的发展趋势保持了同步和一致。抗战胜利后，中国工商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无论是公司的数量，还是公司组织的健全，都为公司法的完善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新的《公司法》十分有利于目有工矿企业的转制。这部公司法的颁布，特别是其中增设的“有限公司”内容，为中油公司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标志着中国公司制度建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过短期筹备，中油公司于1946年6月1日在上海成立，公司办公地点设在江西中路131号。根据这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司法》，公司名称定为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油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石油工业已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门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1、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中国境内石油矿及有关矿产的探勘、开采及经营。提炼石油，利用油页岩或天然煤气及人造油建立炼厂。运销石油及油产品。其它与本公司有关的业务。
　　2、公司设在上海。矿厂设在各矿区，炼厂设在炼油地点，办事处或运销机构设在运销中心。 
　　3、公司资本额定为国币300亿元。其中资委会出资294.5亿，资委会冀北电力公司出资5亿，资委会保险事务所出资0.5亿。 
　　以上三个出资方的代表分别是：资委会代表翁文灏、冀北电力公司代表孙越崎、资委会保险事务所代表吴兆洪。需要说明的是，资委会出资的部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资委会所属的甘肃油矿局、动力油料厂、四川油矿探勘处及台湾、东北的石油生产、储运企业的固定资产；一是资委会专拨法币100亿元；一足资委会向美国方面借款500万美元，折合国币100亿美元。 
　　中油公司的职责是：负责经营管理全国石油事业，组织油田生产和原油炼制，对进口石油进行限额分配，统一定价(此项工作于1947年划归行政院输出入委员会管理)；经营进口油品，在中心城市建立营业所和其它销售机构，贯彻以油养油的方针；改善油田装备，提高钻井、采油、炼油等生产技术；成立石油化工研究所和油轮公司，组织恢复台湾和东北石油企业的生产。 
　　中油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它的职能主要是编制预算、决算、盈亏分配，决定人事任免等。经推举，公司董事长由翁文灏担任，常务董事为吴兆洪、许本纯，董事：孙越崎、孙拯、王守竞、霍宝树，监察人张峻、季树农。 
　　中油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开发、勘探、生产、运输、销售、器材供应、行业管理等职能为一体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石油公司。它当时管辖的单位有：甘青分公司、台湾油矿探勘处、高雄炼油厂、四川油矿探勘处、东北炼油厂、新竹研究所、嘉义溶剂厂、中国油轮公司(与招商局合办)。其中甘青分公司所属的油矿主要在玉门，这一时期，该公司已着手勘察甘肃酒泉附近的文殊山、大红圈、青草庵等处的油苗。台湾油矿探勘处的油田分布在矿坑、锦水、竹东、新营等处。四川油矿探勘处主要在江油探勘。 
　　中油公司成立后制定了《战后石油工业建设初步实施计划》。在制定工作方针时，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状况。分析认为：甘肃“地处西陲，交通不便，须有日产万吨以上之油田，始能合乎大量生产之经济条件”，因而近期除视西北市场的需要而增加产量外，主要注意于油源的探勘，“油源确定即作大规模之开采”。四川虽已进行了10年的勘探工作，收效不大，但因仅打4口探井，且天然气丰富，不能遽加肯定无油，应一面“将天然气尽量加以利用，一面仍进行探勘工作，以明究竟”。对于东北锦州、锦西的炼油厂，“视当地局势进行情形，逐步复工”。台湾虽然目前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不多，但“炼油厂规模甚大，拟购买外国原油，添配器材，分期复工，逐步增产。”由此可见，中油公司此时的工作方针是勘探、炼油、销售同时并举，不断发展的积极的工作方针。 
　　在地质勘探方面，中油公司制订了两年勘探计划，明确甘肃、青海、四川、台湾为重点勘探区域。翁文灏认为：“西北为我国产油最有望区域，除玉门油矿已在开发外，其他值得探勘之地方甚多，正在次第测勘。四川方面虽经数年钻探，以经费支绌，机器不全，仅凿4井，天然气已产有相当数量，可资利用。此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事业之发展颇有把握，自当继续进行。本年钻探工作，注重隆昌、江油两地。台湾方面，经口人歼采，已有40余年之历史，唯以方法陈旧，仅找到相当数量之天然气，与一小部分原油。收复后经勘查，先在台湾中部平原区着手开井钻探。” 

　　为了尽快发现新的油叫，中油公司将原有的勘探队伍不断扩大，并从美国购买先进的重力勘探设备。与此同时，中油公司还委托资委会矿产测勘处在四川、广西等省进行石油勘探工作；与中央工业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联合组成科学考察队，调查新疆地区的石油资源。通过勘探，完成了一批调查报告，为下一步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台湾，中油公司一一方面从公司探勘室选派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台湾整理日本人留下的地质资料，一方面安排西支勘探队到台湾，对苏澳、台北、新竹、苗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进行了重力勘探。这两支勘探队在野外工作426天，勘探面积约10200平方公里，约占台湾全省面积的1/3。通过勘探，取得了一批成果，确定了一些井位，为在台湾发展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产方面，中油公司一方面对玉门、台湾这些老油气田挖掘潜力。一方而在老油气田地区建设新井。建设新井时尽量使井距加大，以保全地下压力，使油井能够长期生产。 
　　生产出来的原油主要通过甘肃玉门炼油厂、没在锦西的东北炼油厂、台湾高雄炼油厂进行提炼。对油产品的质量指标，已采用国际通行的统一标准。这一时期，中油公司鉴于上海是中国石油产品的最大市场，还从美国进口日加工200吨原油的两套炼油设备，在上海高桥筹建上海炼油厂。 
　　对于牛产出来的油产品，中油公司在沿江沿海9个省20个城市建立了储油所、储油库和加油站。其中最大的上海储油所位于黄浦江东岸的高桥地区，占地393亩，有16座储油池，总容量为84746公秉。其它较大的储油所分别在南京浦，口和下关、天津新河和塘沽、青岛大港、广州白蚬壳、汉江丹水、宜昌白沙脑、海南岛榆林、台湾基隆等地。储油所内设制听厂、制桶厂，以方便油产品的运输和使用。 
　　在销售方面，中油公司专门成立了油料分配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负责分配、销售本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的油产品，而且对这一时期进口的油产品实施管制。在此之前，中国的石油市场长期被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英国亚细亚公司(后合并改组为英荷壳牌公司)、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三家外国石油公司垄断，即所谓“三油公司”。美孚的产品品牌是老牌、虎牌、鹰牌，亚细亚的产品品牌是壳牌、鱼牌、僧帽牌，德士古的产品品牌是红星牌、幸福牌等。抗战爆发以前，“三油公司”的产品约占中国石油市场的90％。其中美孚占45％，亚细亚占35％，德士古占1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的石油公司被日本侵略军征用掠夺。抗战胜利后，“三油公司”卷土重来，通过采取低价销售等手段，依旧垄断着中国的石油市场。中油公司成立后，很快在国内市场上与“三油公司”并驾齐驱，四分天下有其一。 
　　为了在沿海沿江地区运输油料，加强自运能力，中油公司与招商局合资，与1947年2月1日组建了中国油轮公司，拥有24艘油轮，总吨位65000多吨。其中最大的永灏号油轮的吨位为10383吨。这些油轮大部分是从美国购买的，有几艘是从台湾高雄附近海域打捞出来的在二战期间被盟军炸沉的日本油轮。油轮公司的成立不仅大大降低了中油公司的运输成本，缩短了装卸时间，而且带有恢复中国内河航运主权形象的政治意义。 
　　在对外合作方面，中国石油公司与美孚公司、德上古公司、亚细亚公司组成联合调查团，对甘肃、青海省约9000平方公里面积进行物理勘探，以摸清该地区的石油分布和储量。1947年秋，中油公司还邀请英国地质学家斯屈朗(m.w.strong，中文名字为宋迈田)对四川的石油分布进行调查。
　　中油公司成立以后，很快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了营业机构，既销售国产油品，同时也销售进口油品。这一时期，中油公司在上海、南京、浦口、汉口、天津、青岛、基隆、广州设立了8处储油所，正在兴建的还有宜昌、重庆、高雄、葫芦岛、兰州、沈阳等几处储油所。到1947年底，“各储油所之总储量可扩充至6100万加仑，约相当于全国两个月之用油量。……约等于外商储油容量四分之一。”中油公司还一度对外国在华石油公司的销售实行限额管理，规定进口数额、交货地点、销售价格等。由此可见，中油公司在资产规模、经营规模、内部组织管理机构已具有大托拉斯公司的特点，形成了规模优势，基本实现了对中国石油工业全行业的完全控制。 
　　截至1948年底，中油公司已有13578名职工。其中职员1433名，技术人员685名，技术工人4499名，普通工人6961名。全国绝大多数石油企业都在中油公司的统一领导和控制之下。在中油公司的示范下，有限公司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尽管由于当时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到1949年时，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有工矿企业中大约50％以上采用了公司组织。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以及军事上的迅速失败，中油公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全国解放时，中油公司少部分员工迁往台湾，绝大部分员工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力量。尽管中油公司成立后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直动荡不安，但该公司还是在困境中有所发展，显示出有限公司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 
　　中油公司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家全行业的重工业有限公司，它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企业制度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公司成立后，有效地把全国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石油产品的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规模，改善了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中油公司尚未做到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全国范围内全行业的有限公司之一。它设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明确的经营范围和方针。它把国内的石油企业统合起来，统筹调度生产、运输资源，通盘规划销售市场，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水平发展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企业的经营方式由分散经营发展为集团化经营。虽然中油公司存在的时间不长，组织也不够完善，但它在与外国公司开展竞争，促进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抗战胜利后，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和英国的亚细亚公司重返中国，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建立分公司和销售处，形成了销售网络。抗战胜利初期，仅德士古公司天津分公司就向美国汇寄了7000多万美元的利润。中油公司的成立增加了民族企业与洋货和外资在华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了竞争规格。资金相对雄厚使企业有能力更新设备，购置先进的生产机械和聘用较多较好的科技人员。通过公司这个组织形式，推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加速石油工业技术进步的步伐，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历史证明，凡是符合客观规律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事物，就是有生命力的。现代公司制度即是这样一种事物。作为一种先进的企业制度，公司制度的发展需要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配合，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中国，它代表了企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向，终将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都有它时代的痕迹和历史局限，中油公司也不例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现代化，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以及保障他们的社会制度、精神和习惯的现代化。公司制度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抗战胜利后，以翁文灏为首的一批社会精英通过组建中国石油公司，使公司制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实施。在近代中国公司制度艰难的演进历程中，中油公司既是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为当今的中国公司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