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消费需求　居民收入　就业　宏观调控 
　　 
　　[论文摘要] 貌似大国经济——庞大的投资与要素驱动支撑着占世界第四的经济体，而实则小国经济——消费的持续萎靡引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中国，实际上还只是进入了“准”消费时代。必须认真分析造成消费持续疲软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使中国迈向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据统计，目前消费、投资、进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8%、30%、22%左右。可见，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中国投资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率的正常水平是 30：70，下限是35：65。但中国约是45：55。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凸现，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因素。本文从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造成消费率下降。wwW.11665.COM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总消费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的数量，当前消费有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中国劳动力低廉，城乡居民工资收入低，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者及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只有800元到1500元左右。中国存在相当比例有工作的穷人。中国的劳动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到12%，即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仅占gdp的15%～20%。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2000年美、英、德、巴西分别为58.3%、53.84%、55.27%、40%。相比中国差距很大。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如2006年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增长1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增长31%。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比gdp增长率分别低了3.3和0.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公务员和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则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将更低。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偏低，工资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势必造成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率下降。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9%，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比国际水平低了20几个百分点。较低的消费率使整个市场消费人气不足。 
　　2.就业严重不足，失业率过高。相当比例的居民因失业无钱可花。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充分就业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人到550万人之间，如果农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转移1000万人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实际上可能有四五千万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但中国每年只能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就业严重不足，实际失业率过高。 
　　3.居民税负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比2006年gdp增长高13.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税收收入。著名《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税负指数一路上扬。2006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以社会福利制度著称的法国之后。其实税收相对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只占gdp的32%左右。中国税收收入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不得不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缩影。 
　　4.农民收入低负担重。改革开放头几年，农民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实际收入还是偏低。由于农村约1.5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见效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近10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超不过6%，实际购买率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农民负担重。国家免除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已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但农民还要承担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及有各种名目的摊派、收费等。有些地方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占全年纯收入的30%左右。 
　　5.中国居民住房、教育、养老、医疗负担非常沉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并促使居民改变消费结构。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的支出竟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66.5％之多。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房价”与居民家庭年均收入比应为3至6倍，而中国房价奇高，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到15倍。相比之下，国外没有如此虚高的房价，且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而中国居民只有负担高房价或高房租的选择。 
　　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连续三年下滑，分别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 。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国家教育投入少，居民承受就多。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高，不少城乡居民家庭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 
　　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0%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其保障支出只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享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人口还只是少部分。中国养老金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25%左右，卫生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 
　　沉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经济负担，挤压了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等消费出现了下降趋势。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多，居民不得不勤俭节约，尽可能地限制现期消费。存钱以备万一之需的心态更加强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和投资倾向上升。至今16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和火爆的股市就是一个写照。 

　　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与中国失衡的收入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目前理应做出重大政策性调整，并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1.以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抓手，鼓励创业，扩大就业。这是促进消费需求的基本政策。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互动，进而逐步扭转和改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例持续下滑的格局，及其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格局。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应以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基础。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的再就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和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展大型企业，走加大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大力引进外资，促进商品大量出口，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我们现在可走另一条路，即借鉴日、韩、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其经济增长是劳动推动的，而中国是靠国家和投资推动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全力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付出的成本不大，只要制定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鼓励性政策，以中国民间的创业热情，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才智，中小、个私企业应会很快崛起，相应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就业矛盾等可大大缓解。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的制约，消费倾向较低，其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而中低收入者已满足温饱，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消费率高，边际消费倾向高。据调查，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年均收入在5000元到25000元之间，约占城镇家庭总数的60%，占居民收入总数的58%，是中国消费倾向最为强烈的群体之一，因此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初次分配上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 
　　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增长1.8个百分点，农民每消费1元，国民经济将增加消费需求2.356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启动国家消费需求十分关键。中国农业是一个低效益的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和经济扶持。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占同年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8.6%，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15.7个百分点。应大力增强对农业的投入，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应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并略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健全农业生产灾害补贴与保险制度，降低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严重损失。降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农民的赋税负担。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的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健全农村信贷、社保等机制。总之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农村消费水平，中国消费需求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4.有区别地运用国家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抑制过热、膨胀，扶持不足、弱小，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如运用财政政策，增加对公共福利、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通过累进制税收和对社会困难人群的转移支付，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必须要让百姓分享财政，中央要下决心，对包括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热点问题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推动财政体制由“政府积累型”向“公众分享型”转变。在货币政策上要注意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 债券市场操作等总量组合性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过热，资产积累泡沫等。但同时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给能增加就业—收入—消费的中小、个私企业、农民贷款融资。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要尽快构筑农村、小城镇的金融体系，重点发展城市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借贷公司、担保公司、小额信贷等，使创业投资，中小、个私企业的发展，真正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二要尽快在法律上承认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和地位，给农村宅基地、集体工厂用地等发放产权证，且在融资过程中可以抵押。这样才能使农民将土地资产运营于创业，扩大就业，获得收入，增加消费。 
　　 
　　参考文献: 
　　[1]关于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n]．宁波日报2007-3-17 
　　[2]“国富”为何“民穷”[j].中国经贸聚焦综合报道2007.(3) 
　　[3]林江鹏 刘旺霞黄永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4） 
　　[4]张艳华李秉龙: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定量研究[j].农村经济,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