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在社会转型中,阶级和阶层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突出最鲜明的就是崛起了新的中间阶层。科学研究表明,拥有橄榄型阶层结构的社会更趋向于稳定,更有利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要求在社会研究结构中,中间阶层要占到大的比例。充分认识并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结合当代国外中间阶层的相关理论,对于审视中国当前阶级阶层的变化特别是中间阶层的状况、促进中间阶层的健康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阶级阶层理论;中间阶层;社会结构;政治稳定
一、当代中国呼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阶级阶层理论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认为,在某个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总是存在着两个对抗的基本阶级和其他一些非基本阶级,在一个阶级内部,又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阶层。不同阶级甚至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不同,从而构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斗争和冲突。列宁运用阶级分析理论,研究了俄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路线,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阶级分析是社会阶层分析的前提与基础,阶层分析是社会阶级分析的深化和补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阶级分析法时,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阶层分析,没有否认过阶级内部有分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WWw.11665.coM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1]他们也从来没有否定过基本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而是认为“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2]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处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之下,社会分层并不复杂,运用阶级分析法能够说明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分离出来,而且在农民阶级内部、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在农民阶级内部,已经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农村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等不同的阶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划分成干部和一般工人,而是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的分层。
二、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形成及其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崛起了一批新的阶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报告并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3]。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其主流政治价值与政治行为与党和政府是保持一致的,其和谐功能总体而言是主要的。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不断地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一般指新中间阶层),这些阶层适应社会发展而产生,顺应社会发展而发展,是天生的积极力量,因而也是天生的和谐因素,他们还认为,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天生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通常不会支持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行为(如暴力、造反等),而是主张渐进的变革模式,主张对新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他们的社会政治倾向被认为是社会稳定以及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理论上的研究和推断已经被西方国家的社会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
如果一个社会中间阶层人数比较多,这些人最希望社会稳定,这样可以保证生活水平的稳步增长。中间阶层的思想、要求、观念会反映到方方面面,包括社会舆论上,既要求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又要求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中间阶层的形成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好的。中间阶层的收入稳定,由于有积蓄,会保持消费水平稳步上升,而且领导市场新潮流,对保持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推动产品的更新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中间阶层一般拥护现有的政策,是政治上的稳定力量;在文化上,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在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社会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和矛盾冲突一般都不会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中间阶层的稳步增长将有利于激发创造力,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培育和发展强大的中间阶层,有利于调动不同层次和不同环节的各种生产要素,协调和化解各种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实现共同富裕,构成和谐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三、影响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发展的瓶颈及其对策
目前有关研究综合了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方面的标准确定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员。在当前中国适龄社会人口中只有4.1%的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级标准,加上老中产阶级也只有7%。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实际数量为3 518.5万人。加上老中产阶级有6 007.3万人,现“中产阶级”在中国阶层结构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中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也显示,公民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比例不仅比巴西、印度还少,同时较2002年比,“中下层”从26.5%上升到39.1%;“中层”从46.9%下降到39.6%[4]。
改革25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有所上升,但是,仍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十分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近年的调查证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职工,认为自己收入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而农民的农业投入与其收益严重失调,造成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有效增长。而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改革以来,这些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总数仍有3 000万左右。据估计,中国目前的低收入层在8亿上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低于2 000元,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甚至不饱的阶段。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和下力气解决影响中间阶层壮大的突出问题。
工人和农民仍然是中国的两大基本阶级,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却逐渐成了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弱势阶层,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也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构建和谐阶层关系,必须重视解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面临的突出问题。
就工人阶级来看:一是要切实解决部分工人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二是要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从当前来讲,尤其要着力解决国有企业普通工人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同行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工同城镇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等突出问题。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重点在于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尤其要重视解决农民工工资长期过低和拖欠严重的问题。三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职工群众构筑一道可靠的安全网。如“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5]。
就农民阶级来看:一是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2倍以上。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和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为5∶1,甚至达到6∶1。二是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当前尤其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和实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以及探索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失地农民问题日显突出。据有关方面测算,中国完全失去土地和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有4000万左右,而且每年仍在以200万～300万人的速度递增。绝大部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再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又不健全,相当多的失地农民对未来感到十分茫然。这些都是影响中间阶层进一步发育壮大的瓶颈。
总之,中间阶层的发展和不断壮大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标志和现代化过程的常态。我们应该注意加强对中间阶层的培育,并要通过各种形式吸收中间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甚至政治决策。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调动社会各群体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目标,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62.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18.
[4]刘效仁.“社会中层”下降背后的民生焦虑[eb/ol]./html/article/200711/15/274877.shtml2007-11-15.
[5]张正海.构建和谐社会须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n].学习时报:理论版,2007-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