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肯定律”揭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升，会带动就业率上升的规律。但在中国这一规律却产生了明显的悖论。探究其产生悖论的原因，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实乃当务之急。
　　关键词：奥肯定律；悖论产生；改革措施 　　
　　一、“奥肯定律”及其在中国产生的悖论
　　
　　“奥肯定律”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的。奥肯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测算出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规则，其含义是当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趋势增长率之间存在缺口时，会带来失业率上升。
　　“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0.25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就业弹性也高，表现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强大拉动作用。
　　一般来讲，“奥肯定律”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体现得比较明显，但这一规律在中国似乎失灵了。从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以远高于2.25％的速度持续增长时，中国的失业率不但没有按照“奥肯定律”所讲“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0.25个百分点”那样下降，反而还在持续上升。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奥肯定律”在中国却出现了变异，甚至呈反方向变动趋势。有专家据此认为，“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奥肯定律”悖论。WWw.11665.CoM
　　再从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来看。就业弹性系数指的是就业变动率与经济增长变动率之间的比值。用公式表示为：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
　　简单地讲，就业弹性系数就是指经济增长变动1个百分点所带来就业变动的百分数。如果经济增长10％，就业增长1％，弹性系数就是0.1。通常，就业弹性系数为正时，说明经济增长拉动了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越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越大；反之就越小。若就业弹性系数为零，经济增长则没有拉动就业增长。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gdp就业弹性一直呈下降趋势，并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就业弹性较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拉动作用逐步减小，就业弹性下降，即一方面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逐步下降，失业和下岗逐渐增多。
　　
　　二、“奥肯定律”在中国产生悖论的原因分析
　　
　　1　“行业垄断性失业”是高增长低就业的助推器
　　行业垄断是指政府部门对某些生产行业直接的行政干预和控制，设置准入壁垒限制竞争，而造成该行业在产量和价格上的垄断状态。行业垄断从以下两个方面导致了失业的发生：对于“夕阳产业”而言，过度的垄断和保护，延缓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行业内部的“无效就业”和“隐蔽失业”；对于“朝阳产业”而言，过度的保护和垄断导致就业低产出、低效率和高物价、高工资并存，使本来可以进入该行业竞争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成为失业者。
　　2　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为就业设置了一道门槛
　　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一般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纵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劳动力职业等级的客观界限，也称技术分割。这种分割源于劳动者个人的素质及受教育培训的差距。另一种分割是横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劳动力的单位分割、产业分割、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也就是劳动市场的行政分割。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不仅涉及城乡问题，而且涉及区域性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具体表现为三种歧视：一是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二是对外地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三是对外地非劳动力的歧视。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就业市场的断裂和残缺。因此，现实的情况是，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中国就业市场由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即城市和农村组成。在城市就业市场，又分割为三个不同的市场：一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包括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一部门一般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比较高且非常稳定的工作岗位；二是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较好或劳动强度比较轻的部门。这一部分一般设有社会保障但工作稳定性比较好；三是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中待遇相对比较差、劳动强度比较高的产业和领域，这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导致了劳动价格、保障制度、用工制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统一，致使在某些政策下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信号，并不能在整个分割的市场得到正确的反映，有时还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存在就等于为就业者设下了一道道门槛，加剧了就业的难度。
　　3　“双轨二元”劳动力配置机制下的就业障碍
　　所谓“双轨二元”劳动力配置机制就是指劳动力配置的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同时并存，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市场”同时并存的情况。在这种机制下。中国就业环境存在三大障碍。一是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滞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二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促进不够，对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机会的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行业的潜力发掘不够。三是对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零售业、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等缺少鼓励措施。同时带来两个加剧就业困难的因素。一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农民越来越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2006年这一比例达到60％；二是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比上年(2005年)增加75万人，这无疑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

　　三、中国就业制度的改革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目前的就业现状不尽人意，其解决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就业制度的改革。
　　1　企业外部层次改革
　　政府采取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加快消费品生产，扩大服务性行业经营范围，广泛组建各种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技术培训等有效措施，努力开拓就业门路。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这种“三结合”的方针。突破政府统配的单渠道安置劳动力的就业制度，开辟国有、集体和个体多条就业渠道，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就业新景象，从而从外围层次的社会劳动力管理人手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同时，要通过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发展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就业问题。还要大力引导、鼓励、促进、扶持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绝大多数地区以往淤积的失业人员就能逐步得到妥善安置。
　　2　企业内部层次改革
　　通过公开招工，在新增劳动力中确定双向选择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力发展，特别是在“三结合”就业方针的指导下，敞开就业门路，拓宽就业渠道，就业结构将呈现出多样化格局。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发展的态势，劳动就业制度就能向纵深推进。国家在全民企业单位的用工制度的变化，使用人单位有一定招工自主权。而企业招用工人，应贯彻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这一规定，就把竞争机制引入就业领域，还赋予企业在招工中拥有选择权，为形成劳动者与企业的双向选择关系打下了基础。同时，对新招职工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合同制的推行，改变了原有的固定用工模式，把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从外部层次的社会劳动力管理，进一步推向内部层次的企业新增劳动力管理。
　　3　核心层次改革
　　通过全员劳动合同制促使劳动力合理流动。这就要求招聘职工时，雇用者与被雇用者双方应直接订立劳动契约，须将工资、待遇、工时、试用期以及招往远地者来往路费、安家费等加以规定，并向当地劳动行政机关备案。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招收职工可以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还可广招各方有一定技术特长的技术工人。
　　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合同化管理范丽可由新增职工扩大到包括原有职工在内的全体就业人员。这样，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就能向前跨上一级大台阶，从内部层次的企业新增劳动力管理，直接深入到核心层次的同定工制度。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消除了企业原有职工与新增职工的用工差别，避免了两种不同用工制度并存带来的弊端，有利于广泛开展劳动者竞争上岗，可以促进劳动者择优就业，优化劳动组合和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
　　4　硬核层次改革
　　传统劳动就业制度由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劳动制度、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同定工模式的用工制度三个链环共同组成。劳动计划体制则把三个链环固化为一体。所以，构成传统劳动就业制度的硬核部分是计划体制。如果说触及国家固定工制度，已经到达传统劳动就业制度的核心层次，那么，这个核心层次中起硬核作用的便是劳动计划。劳动、就业和用工必须协同改革，必须一起冲破计划体制，才能巩同和扩大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成果。在保留原有劳动计划体制的条件下，单方面的就业改革，或单方面的用工改革，都将收效甚微。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动摇计划管理的用工制度，做到用工制度的市场化。而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要把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出发点。这样，劳动制度改革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能跃上更高一级台阶，由核心层次改革深入到硬核层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