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以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出口、低消费为特征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经济走过了持续增长的28个年头，堪称“中国奇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为了使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须要转变。本文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以及他们所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实际，对中国经济模式转变提出对策。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式 特征 转变对策
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要素组合以实现理想经济增长的方式。我国传统的
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成“三高一大”，即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出口和大政府。
首先，是高储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一直处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高居全球之首。我国高储蓄率有三个特征：
(1)总量高，人均低。我国巨额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并不能代表人均占有财富水平的普遍提高。据统计分析可得,我国的人均储蓄额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便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水平也并不高。因而在我国高的城乡居民储蓄率并不能完全代表居民的共同富裕，
（2）高储蓄和高负债共存。根据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那么我国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大打折扣。
（3）高储蓄和生活负担沉重并存。我国存在的“超储蓄”不仅来自居民的增收，还有一部分来自居民减少当前的消费和投资。wwW.11665.cOm以我国目前情况，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物价水平的上升，高储蓄和生活负担沉重是同时发生的。
其次，是高投资率。我国高投资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投资率要远远大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投资率。二是中国的投资率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高投资率相对于低投资率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我国，高的投资率使我国的资本存量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如果没有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相适应，国内的大量储蓄则极有可能以多种渠道输出到国外，造成资本的外流，最终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然而，现阶段我国在投资方面也存在问题，即我国虽然有较高的投资率，但投资效率却很低。投资效率反映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被有效利用的程度。近年来，我国投资效率不仅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且还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只有高投资率而没有高投资效率，容易引起资源浪费、通货膨胀等种种不良后果。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从粗放型的投资使用方式逐步提升到集约型的投资方式。
第三是高出口比重。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且主要依靠我国的低成本优势。我国出口比重高，出口增速快是一个优点，说明我国能积极动员国内的生产能力来生产出口商品，能积极利用国际市场来销售自己的商品，能在国际市场的风浪中提高自己出口商品和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但过快的出口增长挤压了进口国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进而影响了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第四是大政府。“大政府”是指政府以直接的方式而不是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政府直接从事投资等经济活动可以在特定时期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扶持和促进某些特定产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问题
现阶段，伴随着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出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成就起来的中国经济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1.由于我国内需不足，大量的资金转化为储蓄，进而形成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投资过度膨胀，如果这种依靠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很快得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2.我国一直以来坚持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但随着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我国面临的矛盾与障碍将会越来越大。
（1）是快速经济增长与贸易摩擦之间的矛盾
由于中国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经济过度扩张而国内需求不足，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外需。但是，中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不断向外扩张，毫无疑问的挤压了进口国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影响，贸易摩擦便随之而来。我国的产能扩张与贸易磨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中国产能增长得越快，遭遇的贸易磨擦便越大，在我国对外贸易进入扩张期的同时，中国也开始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最大的受害国。据世贸组织统计，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遇到的阻力正随着贸易磨擦的逐步加剧变得愈来愈大。
（2）这种增长模式带来外汇的大量增加,形成对于本币升值的压力
要维持出口导向的政策,就必须使本币的汇价保持不变,币值保持稳定。这样,中央银行就要频繁介入以抑制本国货币升值的势头，这就必然会造成货币的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
3.我国还存在着体制方面的问题，即政府干预问题
（1）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近些年政府主导投资的趋势明显上升
首先，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由于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于政府，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逐渐降低。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城乡、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其次，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极容易产生了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再次，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忽视宏观效率，过度注重产值的增长，利用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的权力，争相招商引资、争资源、争项目，造成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浪费问题逐渐凸现。
（2）政府的一些行为在客观上也加剧了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陆续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了制度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从短期看，却提高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预期。其结果就是，普通居民即使收入总额增加，也不愿适当增加当期消费，而更愿意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失业、养老、医疗支出进行储蓄。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三、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对策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片面的追求增长速度也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必须根据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寻找转变我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对策。
1.我国经济存在诸多问题，究其根本是由内需不足而引起的。因此，当前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缓慢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得不到提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收入分配正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尤其是城乡之间。这种差距日益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要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 要以增加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2.我国确实存在着极高的投资率，但是我国的投资效率却很低。现阶段，我国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
过去我国的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当前，要维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必须从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两方面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从高消耗、高能耗及低技术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到低物耗、低能耗及高技术的“知识投入增长”模式的转变。
3.为了解决我国高出口比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国需加快外贸和外汇体制的改革。
随着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扩大余地日趋萎缩，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现阶段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通过外贸体制改革向效益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与此同时，我国贸易摩擦的现象也可以得到缓解。
政府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切实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政策落实上狠下功夫，确保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4.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1)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要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更理想的模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当只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上等一些非竞争性领域例如公用事业的经营上提供服务。
（2）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体制,加快利率市场化,利率必然上升。利率的上升可以清除低效的投资,抑制过热的投资冲动,从长期看将可以避免生产的过剩,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3）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市场经济下政府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居民的福利水平。例如如果政府能够提高了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而使居民获得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那么将有助于降低居民的私人储蓄,对应的是可以提高消费,同时增加国内需求。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赵晓.超越增长.北京大学出版社.
［3］鞠伟民.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4］卢万青.浅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5］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6］林毅夫，李周.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7］张鸿.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