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是建国后中国经济能够飞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因，在这一点上，基本所有的学者都达成了共识。本文从经济体制的转变、对外贸易、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六个方面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改革 经济增长 动因
　　
　　一、经济体制的转变
　　
　　具体表现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1993年的十四大明确的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对外贸易
　　
　　具体表现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发挥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应有的作用，实现双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圣明，从中国对外贸易的视角出发指出，外贸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毫不夸张地说：外贸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外贸的发展、改革和开放，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的结果。对外贸易经济与其他方面的经济紧密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WWW.11665.COM在执行逐步扩大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做出了许多贡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进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正因为如此，中国便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三、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1.合理优化产业结构
　　(1)农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劳伦斯·克莱因指出农业改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个必须为10亿以上人口提供食物的经济中，农业显然具有极其巨大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吉元也有相似的观点：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理论界就在议论要逐步改变长期实施的挤压农业、挖农业补工业的政策，实行工业支持农业的政策。在50~60年代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农业资金的积累以支持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亿万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迅速壮大弱小的民族工业，维护经济乃至政治独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然而，时至今日，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①工农业产值结构由建国初期的30比70，发展到现在的70比30；②长期以来工业发展速度过高，农业发展速度过低，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这已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正逐渐演变成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③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势地位日益显现，农业不仅要承受市场风险，而且要承受更大的自然风险。
　　(2)工业结构：调整不合理的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及产品结构
　　重点解决短线产业供给不足，基础产业仍然薄弱的问题，将重点放在解决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瓶颈”制约的能源与原材料发展上，加大力度减少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现象，提高投资效益。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施品牌战略。
　　(3)第三产业结构
　　加速为生产服务的部门的发展，解决为生活服务的部门规模小，作用不强的问题，稳步实现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重组。
　　2.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脚步，连同“振兴中部”一起，尽力控制不断夸大的区域发展差距。遏制各地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减少资源的浪费现象，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
　　
　　四、人口政策
　　
　　具体表现为已被写入宪法并成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
　　虽然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很低，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劳伦斯·克莱因提到：在1978～1980年经济“起飞”之后一个能保持较高增长记录的因素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成功，新增的人口并没有全部消费掉新增的产出。但由于中国人口的基数大，即使是以较低的增长率增长，预计仍会在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后，总的人口数才会开始下降。
　　
　　五、社会福利政策
　　
　　1.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提出了以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核心内容的富民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有悖于改革开放初衷的是，自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各省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农村地区之间和城镇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基于此种情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多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再加上近几年逐步改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相信会对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起到积极的作用。
　　2.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与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改进
　　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与教育部门中的“瓶颈”会极大的阻碍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的全面的经济发展，为了减轻“瓶颈”的影响，国家正在做出大规模的努力。”
　　
　　六、宏观经济政策
　　
　　具体表现为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政策，及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供给政策。
　　1995年以来，随着微观经济基础的逐步市场化，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模式的“短缺经济”，进入了本该是富有市场经济特征的“过剩经济”阶段。但中国的经济界并没有及时而完全的体会这种转变，而是将这一现象总结为“结构性短缺”，这导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延续短缺经济时代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给的思路，没有切实重视在“过剩经济”下必须考虑需求管理的政策取向。1998-2002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维持高增长率，在无法刺激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条件下，唯有通过外部需求拉动——体现为追求贸易顺差和增加政府公共开支。结果经济增长的目标虽然达到了，但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依然形成并越来越强化。因此，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尽快扭转内外同步失衡的局面，即一方面如何调整外经贸政策以降低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降低存差。这种调整的思路是要尽快扭转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基础背离的趋势，让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反映市场化的微观基础，确立具有可持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1978年实行改革至今，短短28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飞速稳定增长为世人所共睹。中国经济今后要继续保持好的发展势头，持续稳定增长，就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改善宏观经济环境。而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又困难重重的。但凡事都具有两面性，解决这些重重困难的措施又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个十年内，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的强劲动力。现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失业问题
　　我国人口规模庞大，农村人口众多，由于经济处在结构转型期以及成长期，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的潜在失业人口以亿计，而我国长期计划体制下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阻碍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自由流通，这部分潜在失业人口与每年新增的劳动适龄人口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就业压力。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为振兴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国家提出要走“规范破产、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大批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又加重了这一压力。
　　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还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应该大力促进农村产业化的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建设小城镇和促进城乡中小企业的发展，尽量就地创造出较多相对较充足的就业岗位来吸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减轻城市中的就业压力。对于城市中新增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失业现象，我觉得可以从教育着手，改变他们的就业择业观念，倡导务实、踏实的择业观。对于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可以扩大再就业培训的人群覆盖面和技能范围，并健全下岗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保证每个下岗人员都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国家财政支出，节约财政开支。
　　(二)货币平衡的问题
　　广州市人行的副行长李丹儿在一次报告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她在谈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内外均衡时讲到：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2006年2月，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世界第一大国日本，并于10月突破万亿大关。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就以惊人的数目增长，而主要原因不只是贸易顺差，大量的举借外债也造成外汇储备巨额增加。我国目前的这种持续的、较大的贸易顺差正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表现，而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是国内收支不平衡的外在表现，顺差的扩大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造成很大的压力，也会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
　　国际贸易大额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大量外资涌入，由于我国严格过多的基础货币投放→信贷自由性提高→商业银行拥有充足流动性→过快的投资增长→ 配套短期资金与连带产业融资→旺盛的货币需求→ 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紧缩的货币政策→ 外资替代内资→外资更多流入以满足需求→加剧国际收支不均衡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目前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用以抑制投资过热可能带来的通胀。我国经济频频过热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问题，所以，如何深化体制改革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对高额的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可能的负面效应做出正确而积极的回应，就成了当前制订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将为我国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京文，汪同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程超泽.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3]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彭刚，黄卫平，郭郁彬.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