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渔业资源　增殖 
　　论文摘要：人工放流、移植驯化、繁殖保护是我国内陆水域增殖渔业资源的主要方法。本文对我国江河、湖泊、水库采取的增殖和利用现状进行了概述，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渔业资源增殖具有增加种群数量、恢复已衰败种群和重建渔业的作用（刘海映等，2000）。我国内陆水域的增殖渔业始于上世纪50年代，即从“四大家鱼”人工繁殖取得成功、大量苗种成功获得而发展起来的（邓景耀，1995）。近几十年来，人类对江河、湖泊的不合理利用或过度开发，普遍带来了水域污染、环境恶化、物种濒危、渔业资源衰退等一系列问题（杨秋玲和刘其哲，1992；陈文祥等，2002），亟待对水生生物资源采取增殖和保护措施。本文概述了增殖渔业资源的主要方法，并拟对内陆水域增殖渔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一些探讨。 
　　 
　　1增殖渔业资源的主要方法 
　　 
　　1.1增殖放流 
　　增殖放流是在对野生的鱼、虾、蟹、贝类等进行人工繁育种苗或捕捞天然苗种后，将其释放到自然水体中进行增殖，同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使其自然种群得以恢复，再进行合理捕捞的渔业方式。人工放流是世界各国增殖渔业资源的普遍方法，也是恢复和重建濒危物种的重要手段（张缉，2006），还可以为养殖提供优质的天然种苗（姜浪波，2005）。70年代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采取人工放流、有计划的增加和补充鱼类种群数量，可以有效地增殖我国大水面的鱼类资源。Www.11665.COm进入80年代，许多大中型湖泊、水库采取人工培育的苗种放流到水体，以充分利用天然饵料生产大型经济鱼类，放流苗种获得的产量已经成为大水面渔业产量的主体。 
　　1.2移植驯化 
　　移植驯化是将其它水域中优良的，又适于在这一水域繁殖生长的种类移植进来，经过驯化后使其在新的水域中繁衍后代，形成相当规模的自然种群。将物种从一个国家引进到另一个国家则称为引种。我国已引进了百余种经济品种，最具代表性的有淡水的罗非鱼和海水的扇贝、牡蛎，极大丰富了我国的水产资源（胡晓龙，2006）。国内地区之间移植较为成功的例子有团头鲂、银鱼、池沼公鱼、鲴、鲤、鲫等优良品种。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自开展鱼类的移植驯化以来，由于理论基础研究滞后、缺乏科学引导和有效管理，频繁地进行鱼类的人工繁殖、近亲交配，导致多种鱼类的经济性状退化、遗传多样性丧失、爆发性疾病频发；或由于引种不当导致外来种入侵，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威胁土著种类。典型的例子是：云南一些水域的原有土著鱼类中，有30%难觅踪迹，有34.7%由常见种变为偶见种，余下的1/3也面临着衰退的趋势（郑王亚明和曹文宣，2006）。
　　1.3繁殖保护 
　　过度捕捞和环境恶化是渔业资源衰退的主要因素（陈大庆2003），其后果是：为了延续后代，鱼类进行自我调节，性成熟提前以增加补充量，导致种群结构趋于个体小型化和低龄化，渔产品的经济价值大大降低（李明德，2001）。我国自70年代便开始重视水产资源的保护问题，1986年《渔业法》的实施使得我国的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繁殖保护、渔业水域环境和渔业管理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制定各种鱼类的最小起捕规格、杜绝有害渔具渔法、划定禁渔区和禁渔期、捕捞限额制度等一系列控制捕捞的措施，对鱼类资源起到了直接的保护作用。对鱼类实施繁殖保护还可以通过人为地保护和改良水体中经济鱼类的栖息条件和环境来实现。如：闸坝修建过鱼设施，保证江河洄游性鱼类的繁衍；调整水库调度方式，在鱼类繁殖季节通过人造洪峰刺激鱼类集群繁殖；鱼类产卵场遭到破坏的情况下，通过模拟天然繁殖的某些条件，建立半人工或全人工的鱼类产卵场；实行关键栖息地保护，如已设立的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就是对天然繁殖场的保护。针对我国长江上游特有鱼类面临资源衰竭的状况，有专家呼吁在赤水河或特有鱼类大多栖息、繁殖的支流上建立长江上游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并对一些濒危鱼类实施迁地保护（曹文宣，2000）。 
　　 
　　2我国内陆水域增殖渔业的发展现状 
　　 
　　2.1江河增殖 
　　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切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阻碍了溯河产卵的洄游和半洄游性鱼类的繁殖产卵。欧美国家普遍采取的方法是在大坝建造鱼道、鱼梯、升鱼机等过鱼设施。然而，我国拥有独特的鱼类区系组成，且洄游性鱼类不多，曹文宣院士强调：修建鱼道不是我国长江流域鱼类保护的有效手段。在沿江或坝下建立孵化场繁殖鱼苗，在主要江河设立经济鱼类放流站，进行人工放流是恢复江河渔业资源的有效措施之一。如，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目前，我国江河流域的放流品种有四大家鱼等鲤科经济鱼类和鳜、中华绒毛蟹、中华鲟、胭脂鱼、罗非鱼、大麻哈鱼等名贵珍稀种类。一些特有鱼类如黑尾近红鲌、厚颌鲂、岩原鲤、华鲮等人工繁殖技术的研究和相继攻破，对珍稀鱼类的保护和养殖开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我国长江流域渔业资源令人堪忧的状况，刘建康和曹文宣（1992）提出，应针对长江不同江段制定相应的资源保护措施。如：上游江段以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特有种为主，有必要建立鱼类自然保护区；中游应保证主要经济鱼类的自然繁殖条件，加强珍稀鱼类的人工繁殖放流工作；下游应注意保持江水质量，控制水体污染；河口江段应规定幼鲟保护期，保护幼鲟资源。基于河口区主要渔业资源（凤鲚、、刀鲚、蟹苗、鳗苗、幼鲟）锐减的趋势，陈渊泉等（1999）指出应大幅度削减渔船数量，实施新的渔业生产和管理措施。陈大庆（2003）提出应加强长江流域的渔政管理、保护渔业环境、建立更多长江鱼类人工繁殖放流站。近年来，各级政府和科研部门开展了持续的增殖放流活动和长期的渔业资源监测和增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2湖泊增殖 
　　通江湖泊对维持长江中下游鱼类的种群丰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常剑波和曹文宣，1999），江湖之间建闸阻隔了江河中的鱼类进入湖泊肥育，直接影响了湖泊的鱼类资源。湖泊围垦使得湖泊面积日益缩小，环境容纳量减少势必会影响鱼类的资源量。70年代中期，针对江湖阻隔导致湖泊鱼类组成简单的问题，灌江纳苗作为补救措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胡德高和潘隐和，1979；李恒德和王勇，1987）。常剑波等（1995）总结了灌江纳苗的生态效益，并提出应将灌江纳苗作为恢复长江江湖洄游性鱼类资源的措施之一。湖泊采取人工放流可促进定居性鱼类的资源增殖。60年代中期在长江下游湖泊人工放流河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得几乎绝迹的河蟹资源得以恢复。70年代发展了以四大家鱼放养为主的渔业模式，获得了很高的产量。进入80年代，太湖新银鱼的成功移植是湖泊资源增殖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典范，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移植银鱼的热潮。 
　　物种保护的最佳途径是保护原有环境，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就鱼类资源而言，其核心是保护水域环境及资源持续利用（戴解林和李亚白，2003）。湖泊可采取建立繁殖保护制度，坚持湖区增殖与科学捕捞相结合；湖区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草群落结构；运用生物操纵、生态调控防治富营养化；采取退田还湖、污水截流、生态清淤等措施来改良水体环境。 

　　2.3水库增殖 
　　我国现有各类水库8600余座，总体上呈现分布不均、发展不衡，库区鱼类组成简单、自然资源量偏少的情况（范明生，2002）。一些水库的渔业利用不合理，渔产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使得我国的水库渔业尚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马波和熊邦喜，2002）。为了提高鱼产量、改善品种结构，水库鱼类的增殖显得尤为重要。
水库一般以放养滤食性的鲢、鳙为主，通过移植碎屑食性的鲴类和杂食性的鲤、鲫等经济鱼类，可使饵料资源在不同层次上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又能改善水库鱼类的品种结构。对于凶猛鱼类，以往都作为敌害和清除的对象。而现研究表明，利用凶猛鱼类控制非经济鱼类的种群数量，一方面有利于经济鱼类的增殖，实现从低值鱼向高值鱼发展；另一方面可通过营养级的联动效应来调控水库生态系统。如：鳡鱼种群强烈的生态作用与种群数量的快速操控性能，在具适宜自然环境的大型水库可用作维护良性水库生态系统的有效操控手段；大型水库适度增殖鳜鱼，抑制底层及沿岸杂食性鱼类种群数量，对延缓水库富营养化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梁旭方，2006）。90年代以来，依据水库类型和生态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增殖途径：小型水库通过施肥以提高初级生产力，投饵精养为主；大中型水库以资源保护与人工放流相结合，同时采用水面分室利用的生产对策，发展围栏、流水、网箱养殖；开发新品种的驯养，移植驯化优质的短食物链种类，如公鱼、银鱼、匙吻鲟等（乐佩琦，1994）。胡传林等（2005）指出，水库渔业今后应朝着与生态系统多功能协调的方向发展：即依据水库的功能定位，选择合适的水库渔业发展模式，既能充分利用水体生物资源，又保护水质，同时取得最佳的生态效益和持续稳定的经济效益。 
　　 
　　3结论和建议 
　　 
　　3.1结论 
　　近年来，我国内陆水域增殖渔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和后果应当引起重视。其一，不合理的增殖或盲目移植驯化导致天然水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渔业资源逐渐衰退；其二，一些珍稀濒危物种资源必须借助于人工增殖放流的手段来恢复和重建，但有关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手段滞后，使得渔业资源的增殖现状与资源恢复的需要还有所差距；其三，管理机构分散、体制不健全等因素使得一些开放或半开放的水域得不到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其四，过度养殖和水环境的恶化普遍导致了水体渔业功能和产量的退化，保护环境与发展增养殖之间的矛盾日趋显著。 
　　3.2建议 
　　3.2.1加强科学研究 合理增殖渔业资源 
　　渔业资源的增殖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前期调查、对象选择、增殖技术、效果评价、配套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涉及到科学技术问题。科研单位应继续深入增殖放流的科学性研究，在苗种优选、放流跟踪评估、种群遗传资源保护、种质管理等方面有所突破；建议生产单位和科研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有利于进行科学地引导和示范；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帮助渔民掌握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指导实践；加强天然水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动态变化的监测，以便管理部门及时制定和调整资源利用和增殖保护对策，更科学有效地增殖渔业资源。 
　　3.2.2完善科学管理 促进增殖渔业发展 
　　科学的渔政管理应该保证种群的再生能力，合理利用天然饵料资源获得优质高产的渔获物，保证种群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稳定性。我国出台了《渔业法》等法规和政策，但执法不严、管理困难的问题使得渔政混乱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完善管理体制、提高渔民素质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要遵循生态学原理，深入基础理论研究，制定和完善科学的渔政管理对策；另一方面，各地各级有关部门应尽快明确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明确职责，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创新管理，严格执法；此外，加强公众宣传和教育，使基层渔民了解到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资源保护意识。 
　　3.2.3发展科学养殖 保护渔业水域环境 
　　目前，我国天然水域以增殖和保护为主体，渔业水域增、养殖并举。大水面的开发利用，既有利于水体本身生产潜力的发挥，同时也受环境条件的限制，不合理的投饵网箱养鱼会导致水质恶化，也是众多湖库富营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崇明等，2005）。控制湖泊、水库的网箱养殖势在必行，发展保水渔业，实施生态养鱼、综合养鱼，在保护水质的同时，合理充分地利用鱼类资源是大水面渔业的趋势。小水体养殖应朝着工程养殖、集约化养殖的方向发展。此外，应立足基础研究、加大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增养殖新品种，实施科技兴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