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辜胜阻

　摘要：中国经济维持7%以上的中速发展过程中，政府将有更多精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城镇化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带来大量的市场需求，是最大的潜在内需和持久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城镇化中注意防止过度城镇化、大都市病、房地产化、农民工过度边缘化、有速度质量的城镇化等问题。城镇化应该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
 　　关键词：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城镇化与信息化、工业化整合；城镇化与农业化协调
　　中图分类号：f249.2
　　一、中国城镇化机遇
　　研究机构预测2012年的gdp增长接近8%，笔者认为比较客观，但对2013年9.3%的预测，则认为过于乐观。对新一届政府来讲，宁可“低开高走”，不要“高开低走”。想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比较容易，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依靠天量的财政、海量的信贷以及“楼市、车市、股市”的超常增长使得gdp增速为8.7%。“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速目标是7%，2012年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前三季度平均增速为7.7%。2012年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7%的增长是在挤压房地产泡沫和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速度。中国经济维持7%以上的中速发展能保障经济稳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中速还可以使政府有更多精力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wWW.11665.coM目前中国经济有六大机遇：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企业信息化、发展低碳化、经济服务化、经营国际化，而最大机遇是来自城镇化。“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要同步发展，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同步发展。这种同步的四化是“新四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中工业化的核心是要实现创新驱动。为什么要同步发展呢？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罗姆尼曾嘲笑奥巴马：中国gdp增长率达到7.8%，而美国gdp增长率才1.3%。事实上，美国是城镇化完全饱和下的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差别是两国经济发展速度差异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比率不足1%，而中国有9亿农民。危机期间有人写了一本书《谁来拯救美国？》，答案是9亿中国农民。9亿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带来大量的市场需求。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持久增长的动力源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六大机遇：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企业信息化、发展低碳化、经济服务化和经营国际化，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城镇化。当然，人口因素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其作用有双重性，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但从人口老龄化角度看，又是最大的制约，“用工荒”现象就显示出人口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二、中国城镇化问题
　　要将中国的城镇化这件好事办好，需要“五防”。即一是防止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过度城镇化；二是防止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人口过度膨胀；三是防止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四是防止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五是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论文网]
 　　（一）防止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过度城镇化
　　2000年，巴西的城镇化率已超过了80%，但是极端的城镇化也带了很多问题，里约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贫民窟里枪支毒品泛滥，时常缺水断电，所谓的厕所更是天方夜谭。巴西申办奥运会最大难题是治理贫民窟，如果贫民窟不治理好，这个国家在奥运大型运动会期间很难运行。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几种不好的城市形态：一是“睡城”，比如北京的通州，每天30万人口在同一时间出城上班，又在同一时间下班回城，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二是“死城”，白天有人晚上没有人，只有产业没有城镇人口；三是“鬼城”，比如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但同时也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街上的清洁工人都比行人多。还有些地方，一场“农民被上楼”的运动正在发生。无数的农民正在“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但农民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城镇化；农民上楼了，但农民的鸡、狗、羊等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等，“被上楼”的农民宁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楼房里。这些都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严重不同步的后果。
 　　（二）防止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人口过度膨胀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15座主要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多消耗288亿分钟，折合4.8亿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的标准来折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如今在北京，一场小雨就能造成北京交通严重阻塞，一场暴雨就足以使北京交通瘫痪。2011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北京的空气质量更是“千里之外”，排在了第1035个，在100个首都排名中也属倒数。
 　　（三）防止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
　　当前高房价是阻碍城镇化的一大难题，而高地价和高税费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70%。面包贵是因为面粉贵，“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导致地价推高房价，并且出现了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以及农村严重空心化，这与四化“同步”的理念完全不相符。过去1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城镇化也明显滞后于工业化，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
 　　（四）防止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这意味着1.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目前，我国约两亿农民工中的80%是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式迁移，家庭生活重心仍保留在农村。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三留人口及空心村等。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有50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4700万留守妇女，失地农民大约4000万～5000万。这种不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五）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
　　何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应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应是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不应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而应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推进；不应是工业化被动牵引下的人口候鸟式的迁移，而应是家庭式移民和农民工回归推动

工业产业布局；不应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应是打造绿色生态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要与要与新“四化”同步，具体路径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二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三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满足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四是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胀。
 　　（一）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城镇化要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不能搞“空城计”，要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一般以产业发展为背景和推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基本都是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现阶段我国工业化仍处于中期向后期高级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奠定基础。
 　　（二）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
　　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发展智慧城市。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目前，上海外来人口有900万，北京外来人口有700万。因此，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我国内涵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三）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满足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但是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农业人口必须大幅度减少，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城，促进农民“市民化”。美国农民不足1%，日本农民不足5%，而我国农民占比将近50%，农业规模化谈何容易。
 　　（四）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胀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不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应该把其他类型的城市发展起来，来疏导大城市过度膨胀的人口。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重庆的“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建设四级城镇体系架构：一级是主城区特大城市，二级是6个大城市，三级是25个区县城中等城市，四级是100多个小城镇。我认为，其中最有潜力的就是县城中等城市。把县城作为中等城市来建设，这样可以疏散特大城市的人口。现在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像北京这样地方，给他们户口也没办法完全融入进去，但是他们又回不去农村，所以很多农民十分纠结。要通过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引导农民工回归，鼓励“农海归”（由沿海回归流出地创业就业的农民），实现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引导和鼓励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就业，而且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有几千万人失业，外国人都感到很震惊，但是我们是如何解决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呢？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带动就业。富士康从深圳迁移到郑州，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增加的用工需求，保守估计不少于50万人，产生了强烈的就业带动效应，并且改变了人口流动的格局，现在郑州本地打工比例已经超过了外流劳动力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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