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统筹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失衡而提出的新战略,这项新战略的顺利实施在于制度变迁的有效路径的选择。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出发,深入探讨了我国实现城乡统筹的制度变迁的有效路径及其创新。
关键词:制度变迁 城乡统筹 路径依赖
从1979年开始的针对城乡分割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之所以收效甚微,一方面源于制度变迁的历史路径依赖增强了制度的“耐久性”,另一方面,制度相互之间的关联效应也在不断加重制度的“惰性”。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和青木昌彦的关联博弈模型,我们可以从“锁定”效应和“嵌入”效应两个角度来解释我国城乡统筹制度演进问题。
一、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经济学家们对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有不同的定义。经济学家诺思(north)认为,制度变迁是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制度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制度变迁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共有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关于制度的均衡观的优势在于,他使得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甚至制度之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
w. b. arthur(1989)将路径依赖作为动态经济过程的非遍历性(non- ergodicity)来加以定义的:如果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不同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次序无法以100%的概率实现同一种市场结果,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是路径依赖的。
二、制度的“锁定”效应
我国政府推行的城乡统筹制度变迁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其另外一个更直接的影响就是在重新分配城市居民和农民间的利益。WWw.11665.CoM我们应运用“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先确定各种制度中位于最基础部位的制度结构,通过改革这些基础结构,像倒多米诺骨牌那样对相互关联(制度)结构进行改革。首先要找出城乡分割制度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制度,然后顺势逐渐对其他一系列制度进行改革。目前,制约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就是户籍制度,因此以户籍制度改革入手,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顺利实现整体制度变迁。但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会面临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它动摇了城市居民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享有的特权,农民将可以参与城市就业、社会保障等利益的分享,这种改革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遭受城市居民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有所松动,而且就目前来看,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户籍改革,特别是广东、浙江、上海等有些地方先后取消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在户籍上的劣势,允许不同地区人员流动,充分配置劳动力资源。但这种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户籍制度的分割局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既不改变其农村户籍,又不享受“城里人”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也不纳入城市就业管理,这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进入城市非正式部门,不同城市下岗职工在非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竞争,这又反过来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城市面临巨大就业压力时,往往会出台安排城市居民就业及歧视“农民工”就业的政策。
总之,全国各城市存在的种种分割措施有户籍方面的也有非户籍方面的,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话。因此,旧制度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使得制度创新陷入诺斯所称的“锁定”效应,严重阻碍制度变迁的进程。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我们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制定相关政策,退出闭锁,加快城乡发展。
三、制度的“嵌入”效应
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分割的投融资体制、劳动就业制度、财税体制、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和农地制度等,并不是互不相关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跨域的相互“嵌入”。比如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好象只是限于农民或农村这一域,而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因为是城市居民的专利也只限于城市这一域,但实际上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制度域之间存在着跨域的相互依存性。由于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户籍制度存在才使城市居民独享的高保障高福利制度以及劳动就业制度得以延续,或者说旧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之间形成了不同域的制度互补。因此,户籍制度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阻止了城市和城市人员的膨胀,城市偏向的投融资体制得以推行;城市偏向的投融资体制的存在使城市居民高保障高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从而形成了制度的互补。再如,正是户籍制度和城市偏向的福利制度对于农民的限制和束缚才导致了农地制度的改革始终难以跳出“行使社会保障功能一均分土地一土地细碎化”的怪圈。在这些制度关联中,尤其以户籍制度与城市居民才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的关联最强。因此,可以说制度间强烈的关联关系阻碍了的一城乡关系制度的演进,这也是我国城乡体制改革缓慢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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