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叶莉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与历史人文优势，天津已逐渐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外贸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全市对外贸易增速下降，外贸进出口出现持续逆差等现象，这为天津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敲响了警钟。本文在系统分析天津对外经济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全面剖析了制约全市外贸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最终就贸易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短期政策搭配提出建议。
 　　一、天津对外经济发展基本态势
　　天津作为中国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其外贸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培育了其对外贸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性。随着金融危机后续影响的不断深化，天津整体对外经济发展呈现新态势、凸显新问题。
 　　（一）贸易规模逐步扩大，压力之下首现逆差
　　入世以来，天津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对外贸易总额总体呈逐年递增态势，2012年进出口总额达1156.23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116.5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市对外贸易陷入困境，进出口额及贸易总量均出现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其中出口额负增长率高达28.99%，天津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账户首现逆差。此后，在宽松政策刺激下，进出口总量进入企稳反弹阶段，并较危机前规模有所扩张，但恢复期内贸易额的增长主要依靠进口拉动，贸易赤字局面仍未改善，贸易逆差由2009年的39.74亿美元扩大至2012年的189.95亿美元，出口压力犹在。
 　　（二）出口方式渐趋均衡，贸易空间亟待拓展
　　就贸易方式而言，新世纪以来天津加工贸易比重逐步走低，一般贸易占比持续升高，2008年增至45.16%，首次超过加工贸易成为全市首要贸易方式，且该格局持续至今。WWw.11665.CoM就出口指标而言，天津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由2005年的64.77%下降至2012年53.07%，一般贸易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量的比重则由2005年的33.13%上升至2012年的38.51%，尽管加工贸易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总体出口方式朝均衡方向发展。就加工贸易内部结构而言，最能体现其结构优化的进料加工贸易占比亦逐年增加，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90%以上，加工贸易内部结构得以初步升级。就宏观贸易方式结构而言，天津贸易方式的空间大多数仍被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所占据，多年来以上两种方式实现的贸易额持续占全市贸易总额的85%以上，其他贸易方式的发展受到忽略，从该角度分析，天津整体贸易方式结构未发生实质性调整。
 　　（三）商品类别有所升级，进口驱动特征显著
　　2000年以来天津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初级产品出口为辅的商品出口结构，其中，最能体现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程度的机电、高新技术类产品在2012年的出口额分别为341.09和189.77亿美元，占全市出口额的70.6%和39.3%。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两类产品于2011年首次出现“双逆差”，且二者贸易额的持续增长呈现显著的进口驱动特征：截至2012年底，二者出口额分别较2011年增长16.9%和17.1%，而进口额环比增长率却高达26.2%和25.3%，这种进口驱动下的商品贸易增长模式一定程度是外需萎缩的结果，但更多是由产品自身附加值低、部分技术原料高度依赖进口所致。 [论文网]
 　　（四）贸易对象丰富，区域多元化仍待加强
　　除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外，天津与欧美、东亚等主要市场的贸易额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比重较世纪初有所下降。2010年墨西哥作为拉美市场的代表首次跻身重要贸易对象前十行列。此外，天津赫芬因德指数①由2005年的0.108下降至2012年的0.055，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局面有所改善。然而，以上数字并不能说明天津对外贸易市场已经实现了多元化。2005年至今，居于天津进出口贸易总额前十位的国家相对固定，其中美国、韩国、日本、德国以及中国香港稳居前五，贸易额比重占到了全市的50%以上。如此高比例直接导致天津外贸受外需变动风险影响极大，对外贸易市场有待分散和多元化。
 　　（五）贸易主体日益多样，外商投资企业独领风骚
　　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成为新千年以来天津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2012年天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为331.25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50.5%，出口占比近70%，而国有企业2012年出口比重由巅峰时的17.5%下降至15.13%，且呈继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一跃成为近几年天津出口推动因素中的新亮点，2012年出口额高达75.4亿，较2005年翻了近五番，出口占比由2005年的5.34%提高至2012年的15.61%，2012年前8个月私营企业累计出口比重反超国有企业，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呈负增长外，私营企业以45.9%的年均出口增长率领先于其它性质经营单位。
 　　二、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困境剖析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天津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愈加复杂，对外经济下行压力及不确定性风险陡然提升。在经济全球性低迷的大环境下，天津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之路困难重重。
 　　（一）强大外需依赖性加剧外向经济脆弱性
　　对新兴地区和发展中经济体市场开拓不足是导致天津外部风险抵御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g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是与天津出口息息相关的三大主要市场。图1清晰地反映出上述三个经济主体进口增速变动情况：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构成的g7集团进口增长率最为脆弱，始终位于全部趋势线的最低端。与此同时，亚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强劲的进口增长势头，整体表现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仅面向g7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两大主要经济体的出口额就占据天津出口总量的60%左右，因此，一旦这些地区由于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外需下降，整个天津的对外出口就会随之陷入困境。在新兴地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劲拉动力面前，过分受制于某些固定出口对象成为阻碍天津强化外贸运行机制、提升抵抗外部冲击能力的绊脚石。

　　（二）贸易结构不平衡凸显成本压力
　　自我国2005年实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整体呈现“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特征，由此所引发的贸易成本增加导致天津出口困难重重，表现在：一是天津代工产业正在加速转移。以服装产业为例，人民币升值导致国内劳动力价格抬高，出口价格上升，在国际服装生产技术相对成熟的前提下，不同产地成品质量差异微小，几乎不存在质量或技术转移成本，因此国外客户开始将代工厂转移至越南、菲律宾等“成本洼地”。而天津服装出口企业现有生产力早已在国外订单的“培养”下发展壮大。在订单锐减的情况下，企业为减小损失，仍被迫坚守“停止营业临界点”，于是出现一方面出口绩效下降，另一方面产品积压无处销散，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二是加工贸易比重过大缩减盈利空间。天津的加工贸易企业多为含外资成分的三资企业，汇率对该类型企

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民币表示的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变动。目前全市绝大多数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均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整体处于产业链低端，附加值低。因此，人民币升值主要将通过提升劳动力成本作用于加工贸易的盈利环节，最终导致出口加工企业利润空间不断缩小。
 　　（三）过度依赖外资企业削弱转型自控权
　　高额的投资回报率使得天津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地区。据统计，外资企业在天津的平均资产利润率高达9.5%，远高于国内企业的一倍以上。过分依赖外资企业对于天津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钳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抑制本土企业发展，阻碍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从而削弱全市外经优化的自控权。早在2006年，天津市高新技术出口前五位企业即为本市出口前5位企业，本土企业无一上榜。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的榜单中，天津共有20家外贸企业入围，全部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其中，外商投资企业14家，占总数量的7成。如此庞大的外资企业规模极度压缩了本土私营企业成长的空间，天津逐步成长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大型制造和出口基地，而非高新技术的研发基地。目前，天津市内制造企业的新型技术大多依靠引进，这无疑催生了本土技术革新的惰性，同时外商一旦撤资，将对本土企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依靠外商投资企业带动起来的“虚假繁荣”使得天津对外经济总量有所增加，然而自主创新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对外贸易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受到威胁。
 　　（四）贸易融资困境抑制外贸企业成长规模
　　目前，天津绝大多数外贸企业均采用“供应链式”对外生产模式，该模式在提高物质流通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对链上企业的资金总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以赊销为主的交易方式使企业将大部分资金集中在商品的供应源头，从而导致全市融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在此情况下，银企信贷关系不畅以及整体融资环境的脆弱成为制约天津外贸企业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
 　　首先，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机构难以获得贷款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为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不得不提高贷款“门槛”。其次，天津现有担保能力已不能满足全市外贸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严重：目前全市与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合作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有47家，担保资金规模48.35亿元，仅占全部担保金额的44.6%。第三，金融市场开放度不高，除少数大型综合性外贸公司上市外，天津在资本市场进行资金融通的个体数量不多，而针对新兴中小型企业的创业板刚推出不久，运行机制尚待完善，因此大多数外贸企业参与资本融通的积极性不高。
 　　三、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短期政策搭配建议
　　直面现阶段天津对外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成果与瓶颈可知，其结构优化的核心在于降低外部市场依赖性、增加贸易附加值，进而实现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然而，调整外贸结构，短期内不可避免会累及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寻找最佳决策契合点，以减轻转型阵痛。
 　　（一）培育自主品牌，挖掘竞争新优势
　　天津政府应充分考虑区域内产业集聚的特点，在科学分析各产业发展前景及企业自身成长阶段的基础上，甄选一批龙头企业作为产业升级的试点单位，从注册审批、法律保障、品牌推广等方面予以优惠扶持，集中力量树立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并以点带面，凭借新品牌知名度的扩张拉动地区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从而加速实现地方产业附加值的全面提升。同时，对在激烈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企业进行力量整合，由政府牵头在行业内择优组建大型外贸集团，或者成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中小型企业为辅助力量的战略联盟，从微观上降低中小型企业的外部风险，从宏观上提升公共资源利用率，继而实现在充分发挥成熟品牌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培育规模经济新优势的终极目标。
 　　（二）启动政府助推，分羹联合国采购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为完成各自承担的维和、救灾、技术援助等项目需要定期公开采购大量物美价廉的一般性商品。天津政府应充分做好联合国采购项目的引入和推广工作，以此在短期内缓解本地企业因外需萎缩而导致的订单锐减窘境。首先政府要成立联合国采购信息中心，打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闭塞环境，帮助企业熟悉项目运作机制，分析企业成为项目供应商的优势所在；从供应商资质培训、注册申请、业务运作、信息掌握等全方位地简化参与流程；通过降低经由第三方向联合国输出商品的比例弱化企业交易风险。其次，制定明确的奖惩制度，如通过成立专项基金，对成功注册的企业予以适度的资金奖励；对于卷入无序竞争的企业则要通过撤销其官方外贸推介活动的参与权等措施严厉打击各类恶性经营行为。此外，政府还应集聚多方力量定期实施联合国市场追踪调研，实现采购项目的动态对接，将联合国采购项目打造成天津外贸企业自我救赎、分流过剩产能的全新途径。
 　　（三）规范信保补贴力度，实现基金动态管理
　　出口信用保险补贴力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一线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出口积极性。天津应明确加大信保补贴力度，扩大承保范围，同时将丰富补贴形式作为辅助举措，针对市内外贸企业普遍面临的“外需骤减”和“融资困难”两大问题，政府可以考虑运用“区域补贴”及“利息补贴”两种新型补贴方式：对不同贸易市场设置“区域补贴”，重点扶植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对有融资需求且成本压力巨大的高附加值企业给予“利息补贴”，减小其因融资体系固有缺陷而造成的资金链断裂风险。除此之外，政府还可根据外贸发展走势及结构调整进度于不同时期斟酌搭配使用不同的补贴组合，即实现所谓补贴基金的“动态管理”。
 　　（四）全面推广“先销后税”新模式
　　“先销后税”政策的服务对象系注册为外销的加工贸易企业。天津政府可借鉴珠三角等地区“先销后税”的成功经验并加以复制推广：首先，政府要积极引导辖内企业成为具有三类补税资质的对象。其次，通过甄选试点加工贸易企业科学测定该模式在本地的推广可行性，并因地制宜，灵活控制集中征税的时间跨度。第三，完善滨海新区保税物流园区等配套功能区的建设，对尚未转销出去的货物予以妥善安置，配以缓征企业仓储物流费用或在功能区内设立专项仓储补贴等措施，于短期内有效改善后危机时代加工贸易企业产能过剩、产品滞销、资金高度紧张的困顿局面。
 　　（五）开辟“企业转型方案立项审批绿色通道”
　　实现外贸结构的彻底转型升级必须重点关注个体企业的优化效果。“企业转型方案立项审批绿色通道”的核心功能就是集中政府力量，针对微观企业结构调整的具体事项“特事特办”。政府建立该渠道的首要步骤即引导贸易企业根据所属行业的国际发展前景及自身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趋势，结合经营中遇到的转型瓶颈，打造最符合本企业生存特征的转型升级方案；继而进一步整合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观机构的作用，对辖内企业递交的转型策略予以整合梳理、初步评估，并将甄选出的转型方案以项目申报的方式递交上级政府；第三，由政府出面组建的专业智囊团对呈递上来的企业优化细则再度进行可行性测评，对通过审核的方案予以最终立项，针对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遇的具体困难，尤其是可能涉及的财政补贴、注册审批、人才引进、制度法规等环节给予定向扶植和优先办理的特权，以此加速天津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进程。

 　　注释：
　　①赫芬因德指数，即出口商品国别（地区）集中度，指一个经济体的出口商品集中于某些地区的程度，计算公式为hh=s12+s22+ s32+……+sn2，其中si代表一经济体对某国家或地区出口量占其全部出口额的比重。在对出口地区结构进行分析时，一般假定在该经济体的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个数一定，若赫芬因德指数变小，就说明该经济体出口市场结构有所优化。鉴于近年来天津对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及中国香港的出口总额占全市出口的一半以上，故本文选取该六国为计算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