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财税法教研问题之研究

一、关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
　　
　　时下的大学，教师们更看重自己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而非教学成绩。因为前者是每年统计的硬指标，后者相比之下则是软指标；前者是有形财产，后者则是无形资产。有人称：“科研是名利双收，教学则什么也没有。”在以前者为主要统计标准的时候，后者就容易被教师所忽视。教学和科研的确是密切相关的，但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还有本质性的差异，那就是教育家与科学家的不同。
　　综观历史，教学与科研矛盾相伴。众所周知，美国高等学校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但近年来，这些大学已逐步步入“重研轻教。”“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他的《大学的利用》书中，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认为随着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只好又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提高到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3000美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Www.11665.COm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①
　　我们以音乐为例再次论证。作曲家是其领域的思想家，不少作曲家亦出自于音乐学院的任教队伍。如柴可夫斯基和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能在音乐的各大领域都显身手并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在他得到梅克夫人的经济资助后，摆脱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的结果。相比之下，身为捷克和美国音乐学院院长的德沃夏克所缔造的成就远不如柴可夫斯基那样广泛。这两人的侧重点说明，教育家和科学家是有根本区别的，说到底，教育家要用所培育的学生的水平说话，而科学家则靠自身的水准说明问题，这毕竟是两回事。作为培养学生的大学，其衡量师资的尺度不言而喻。因此，单纯地用科学家的标准来度量教育家，若不是重大的失误，也是很不合适的。它不仅造成学术的异化，甚至危及教师的道德方向。因为客观上会使教师集中精力于论文、著作而应付讲课，影响到教书育人。
　　当然，的确有两者都兼顾很好的人，但毕竟是少数。历史上被誉为“核子科学之父”的卢瑟福就是一个集科研与教学于一身的典范。他不仅自己获得了1909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而在他所带过的学生当中还有12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奖，这其中，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以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前苏联的卡皮查教授为例，在前苏联生活工作的卡皮查，因环境问题，情绪低落，影响到了其科研工作，时间长达3年之久。在此期间，卢瑟福坚持每月给他写信，鼓励并安慰他；卢瑟福的时间是那样的珍贵，但仍能做到如此，这充分证明了卢瑟福在学术、科研和教育直至为人道德的高尚，是三者统一的大家。所以，卡皮查就卢瑟福的伟大人格深有感慨地说：“卢瑟福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一位伟人，而一位杰出的导师则必须是伟人。”这就是科学家与教育家的最大区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校应做到科研与教学并重。从科研角度看，我们应将所任教领域最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教授给学生。从这方面讲，高校需要科学家，高校不惜重金聘请研究型教授自然也无可厚非。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毕竟不是纯粹性地科研机构，而是教书育人之重地，在重视科研的同时，绝不能轻视教学。换句话讲，高校绝对需要教育家。如果将高校比作一只雄鹰，科研与教学就好比雄鹰的两个翅膀，失去任何一个翅膀就不可能飞的更高、更远。在这两者之间，如果定要选择先后顺序，笔者更赞同“教”在前，“研”在后。因为，这并非是以简单的“教研”二字为标准、而是以高等教育的宗旨——培养人才为标准来排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是为教学服务的，否则，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的目的本末倒置。
　　
　　二、关于教材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普遍感受到现代小学生、中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除了其他因素外，他们教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仔细咀嚼他们的教材，不能不使我们这些作为高校教师感到汗颜。由于国家和各个高校对教材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及教师自身修养和不正确的名利观，导致教师对教材的写作态度不够端正。结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教材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陆续出版。这些劣质教材危害有两个方面：一是使学生破费买了一本没有任何保存价值的书籍，大部分学生在学完相关课程后，要么将这类书籍卖给下一届的学生，甚至将其卖给收破烂的。另一方面，严重侵害了学生的时间资源。经济是一种抉择，即在同一时间内人们可以选择做不同的事情，但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收获。如果学生选择了一本能够使其受益终生的书籍，可以说，学生的时间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相反，如果选择的是粗制滥造的书籍，则是对学生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我们是这样教材的作者，我们的良心是否应该受到谴责？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以自己丰厚的经济学知识和将写教科书作为自己荣誉和职责的态度，分别写出了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原理》；迈克尔·帕金教论文联盟http://师写出了风靡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那些从未接触过经济学或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读者，因他们的著作而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政法大学张俊浩教授以自己多年积淀的民法学知识和对教科书严谨的态度，主编了一版再版的《民法学原理》，使那些对民法学感到博大精深、晦涩读懂的读者，因他主编的《民法学原理》而对民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个学生讲：“原来读张俊浩老师的书有点读不懂，但越读越觉得只有这本书才是最好的。正因如此，目前，几乎全国法学院校的学生都在网上对张俊浩主编的《民法学原理》展开了讨论。”
　　从中我们已深深地领悟到好教科书的真正价值所在。它们会使读者产生读了此书是其一生之幸事和不读此书是其一生之憾事之感。因为，它们不仅仅给予读者知识和原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通过传授知识、原理的过程中给读者更深层次的东西，即如何思考，如何创造性地思考；而且是以严谨、认真的方式去思考。正是这种认真、严谨，同时又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才是给读者的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讲，好的教科书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使读者读后达到知识—方法—理念三大阶梯的升华。
　　财税法方面需要这样的优秀教材。
　　
　　三、关于教学模式问题
　　
　　一个学校具有优秀的师资、优秀的教材、好的教学手段、课程设置也科学，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教学模式，同样不能达到教学目的。换句话讲，好的教学模式是达到好的教学目的的途径。目前，许多高校仍没有摆脱旧的教学模式——填鸭式教学。在这种教学方式之下，教师站在讲台上讲，学生们在下面奋笔疾书地记笔记，教学过程中一切由教师主宰：从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步骤甚至学生做的练习都是教师事先安排好的，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过程。学生对学习失去了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