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现代会计的重要组成之一，税务筹划极大地丰富了企业的会计职能，扩大了现代企业经营收益的含义。企业的税务筹划收益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收益，具有特殊的租金属性；与产品市场相比，税务筹划市场也有着不同的均衡过程和均衡条件。作为企业财务和会计活动的新领域，税务筹划实现了对财务价值管理、管理会计应用、会计信息使用的价值拓展，提高了会计在企业中直接现金流的创造能力，从而也改进了会计能力定价方式与契约机制。
　　[关键词]税务筹划；租金属性；市场均衡；价值拓展；会计能力；契约定价
　　　
　　引言
　　
　　税务筹划的正式提出始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b在sfasl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中提出了“税务筹划战略(tax-planning strategy)”。sfas109的《附录e：术语表》中将“税务筹划战略”表述为：“一项目满足某种标准，其执行会使一项纳税利益或营业亏损或税款移后扣减在到期之前得以实现的举措。在评估是否需要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估价准备及所需要的金额时，要考虑税务筹划策略”。sfas109的表述较为准确地说明了税务筹划与税务会计的关系，尽管现代税务筹划的边界远远超出了sfas109所定义的范围，但税务筹划始终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学者认为，现代税务筹划是纳税人依据现行税法、遵循税收惯例、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人的权利，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非不允许的项目和内容所做的减轻税负、有利财务目标实现的谋划与对策。WWw.11665.CoM税务筹划的直接功能是为纳税人节约税收现金流量，但现代税务筹划的目标却远远超越了“节约税收现金流量”这一直接功能。美国经济学者斯科尔斯等将税务筹划提高到与企业战略相关的理论高度，斯科尔斯等不仅认为“税收筹划是一种节税活动”，而且从经济学视角提出了“有效税收筹划”，认为“传统的税收筹划方法没有认识到有效税收筹划和税负最小化之间的显著差异”，强调“契约观点”的重要性；国内学者也相应提出了“整体性原则”的税务筹划观点。
　　税务筹划拓展了现代企业经营收益的含义。传统企业收益主要在私人契约关系中产生，包括两种经营收益源泉，即产品经营收益和资本运作收益，且这两种利润主要表现为绝对收益；税务筹划收益则是在公共契约关系中产生，是一种相对收益——节约税收支付，可以称为“第三种收益源泉”。因而税务筹划也同时拓展了现代企业的经营空间，丰富了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成为现代企业经营函数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
　　
　　一、税务筹划的经济学性质
　　
　　(一)税务筹划收益的租金属性
　　作为企业特殊的制度收益，税务筹划存在一个是“寻利”行为还是“寻租”行为的经济学界定。寻利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租金，寻利行为是一种生产性活动；而寻租是一种人为产生的租金，寻租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一方面，税收法律制度为所有进行税务筹划的企业提供了无差别的约束规则，似乎税务筹划是由于纳税人的税收支付而获得的对“公共租金”的追逐权；另一方面，在无差别的约束规则下，不同的税务筹划人具有不同的筹划能力，从而获得不同的税务筹划收益，税务筹划又体现为一种差别化的经营能力。
　　税务筹划是一种特殊的寻利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寻租行为。税务筹划是在既定的无差别性制度供给之下进行的，纳税人不需要在税收支付之外再行支付以获得税收法律制度给予的有差别性的税务筹划特权。在税收法律面前，税务筹划权利人人平等，与垄断、特权、管制没有关联。在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上，尽管企业的组织形式、行业性质、经营规模差异很大，但是理性人的驱动促使每个企业都会把税收支付视为一种交易成本，即不同的企业在税收支付问题上具有相同的交易成本管理偏好——降低税收支付成本、追求税务筹划利益。但每个企业具有不同的税务筹划能力，因而税务筹划是企业的一种特殊经营能力的体现，具有生产性。为进行税务筹划，企业需要投入一定的税务筹划资源；以税务筹划利益抵减投入的税务筹划成本，便是企业税务筹划的净收益。
　　同时应该看到，税务筹划节约税收现金流量、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也意味着公共税收的减少，而且从社会总体上来衡量，如果社会总产值不变——总生产价值不增加，那么纳税人税务筹划的投入便成为一种类似寻租的资源价值的浪费；如果社会总价值增加，并且足以抵消税务筹划投入成本与公共税收损失，那么税务筹划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寻租行为。从理论上来看，税务筹划使公共税收发生转移，成为私人收益，实现私人的财务价值，私人对之进行价值最大化使用，在微观上会产生产值增加的效果。按照斯科尔斯的“有效税收筹划”理论，税务筹划除了可以实现节约现金流量的财务价值，还会帮助企业实现有效契约管理，改善市场交易关系，获得更大的长期利益，这对微观私人产值的增加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样，税务筹划便具有社会总体上的价值生产动力，而不是单纯寻租引起的个别性微观利益的增加。
　　因此，与产品经营、资本运作等经营收益相比，税务筹划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收益；既不是纯粹的生产性收益，也不是单纯的寻租，而是一种通过微观经营减少税收支付、增加私人利益或实现有效契约管理的企业市场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寻利行为。正如斯科尔斯将税收筹划视为企业经营战略一样，税务筹划作为制度收益始终贯穿于企业经营中，因此，税务筹划同产品经营、资本经营一样具有独特的经营属性与市场均衡特征。
　　
　　(二)税务筹划的市场均衡特征
　　税务筹划与产品经营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受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但与产品市场相比较，税务筹划的市场均衡过程及均衡条件具有特殊性。

　产品市场的经营是典型的竞争关系，需求决定供给，对应的是竞争效应，均衡价格一般情况下是由高到低，直至经济利润为0。而税务筹划市场的经营是非竞争关系，供给决定需求，对应的主要是一种供给管制效应，均衡价格是由低到高，直至税务筹划条件消失。税务筹划市场的供给者是税收法律制度(或者执行税法的征收机关)，需求者是纳税人。税务筹划的税收法律制度供给包括税收优惠、税收法律漏洞、税收法律空白等，纳税人的税务筹划需求包括非税、减免、低税等直接现金流利益和有效契约管理等间接利益。税收法律制度的设立是源自于国家征税的需要，纳税人依据税收法律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也被赋予税务筹划产权，可以说税收法律在为国家取得税收的同时也为纳税人提供了税务筹划的制度条件。因此，纳税人的税收支付既是税务筹划的需求价格，又是税务筹划的供给价格。税务筹划的制度供给条件处于不断变动状态，例如从较多优惠政策到较少优惠政策、从较多税法漏洞到较少税法漏洞、从较多法律空白到较少法律空白，或者相反；税务筹划的制度供给变动又引起纳税人税务筹划收益的变动，进而引起纳税人最终税收支付的变动。因此不论在何种税务筹划制度供给状况下，纳税支付都表征为税务筹划需求方与供给方共同接受的价格。 税收制度变迁的经验表明，税务筹划需求与供给的短期均衡价格较低，长期均衡价格较高。税务筹划的“预见性”和“提前量”起着重要作用。当一种新的税务筹划制度供给出现时，常常只有较少的纳税人能够发现可以进行税务筹划的“知识”，因此最早进入税务筹划“市场”的人将获得较多的税务筹划收益，纳税人的税收支付相对较少；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税务筹划需求与供给将以较低的价格达到均衡。经济学者斯蒂格里茨也认为，从短期看，有许多税务筹划利益为这样一些企业所得——因为总有一些企业能敏锐地看出税法所提供的各种机会，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意味着这将是一个市场经济利润较高的阶段。但税务筹划“知识”的使用不具有排他性，从长期而言，更多的纳税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逐渐掌握这种既定制度供给下的税务筹划“知识”，进而会有更多的纳税人进入税务筹划“市场”，从而使相同税务筹划“知识”的使用成为普遍性的经营行为，并最终达到“规模效应”。尽管税务筹划“市场”上的纳税人之间是一种非竞争关系，然而经验说明，税务筹划的“规模效应”最终将引起政府在税收管制上的“注意力”，其结果是税务筹划的制度供给条件发生变动——减少制度供给或停止制度供给，这样所有纳税人的税务筹划利益将随之减少，税收支付随之相对增多，此时税务筹划需求与供给将在较高的价格上达到均衡，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税务筹划的市场经济利润便趋近于0。
　　在某一时刻，一些漏洞被堵上时，另一些漏洞又出现了。每当新的税收制度或条款出现时，就意味着新的税务筹划均衡过程的开始。我国自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针对企业转让定价等经营行为的税收制度和征管解释的不断修正、调整，就反映了税务筹划“市场”均衡的这些特点。斯蒂格里茨认为，尽管税法在变，但政府和税务律师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几乎在政府堵上旧的税收漏洞的同时，税务律师就会又找到新的漏洞。美国的税制改革经验也较为典型地验证了税务筹划的“市场”均衡特点。在税制改革与避税问题上，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共有四次重要的税改。1981年的第一次税改，开启了范围广泛的多种税收漏洞，市场的反映是欣喜若狂，税收庇护行业繁荣，这带来了税制改革的需求。虽然1986年税改旨在采取重大措施以减少避税，但接下来的1993年税改和1997年税改，“却提供了避税的新机会，同时它们也明显增加了避税激励”。
　　
　　(三)税务筹划的边界
　　税务筹划的最大边界是避税。避税是不违法的经济行为，是税收法律既不提倡又没有明确禁止的税务筹划行为。法无明文不为罪，避税是纳税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即纳税人有权依据法律的“非不允许”进行选择和决策。尽管对避税是否属于税务筹划有所争议，但毫无疑问，国内外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避税应归属于纳税人的市场产权——为纳税人所用并为纳税人服务、由纳税人支付成本并由纳税人承担收益。斯蒂格里茨也认为，避税与逃税不同，逃税是非法的，避税需要充分利用税法的诸项规定，以达到减少纳税义务的目的，避税要求遵守税法——认识到税法对不同形式的收入课征不同的税，税法中容许“逃避”纳税或减少纳税义务的规定称为“漏洞”。税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是增加公平、提高效率、降低征管成本。斯蒂格里茨认为，尽管各种税收漏洞和税收庇护有非常大的负面后果——无效率和不公平，进而成为税制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不同行业对设法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待遇有着强烈的动机，而且对于这种特殊待遇，常常有微不足道的理由。这说明避税动机来自于纳税人的一种市场本性——经济人的趋利本能，正如斯蒂格里茨所指出的“公平，象美景一样，取决于人的主观判断：大部分纳税人觉得他们的纳税份额要高于他们的应有份额，很少有纳税人感到纳税太少”。斯蒂格里茨还指出，避税激励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何时，只要政府对一些所得按与其他所得不同的税率征税，就激励纳税人取得税收利益。
　　
　　二、税务筹划对财务价值管理、管理会计应用、会计信息使用的价值拓展
　　 (一)税务筹划的经营属性 税金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与企业在私人市场进行私人品交易同时发生的公共品支出，其运动的方式与财务会计资金不同。财务会计资金运动是“货币，——商品——货币：”形式，而且是双向对流；而税务会计资金运动始终是“企业利益——实际现金”的单向流出，其运动的依据是企业的应税生产经营活动，其运动的环节包括所有经营环节，即从采购供应、生产加工制造，到市场销售，还包括利润分割的财务环节(计交所得税)。税金运动的原理、方式、依据、环节必然导致作为理性人的企业，把“单向流出”的税金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预期模型中的一个产生抵减效应的变量。正因为如此，经营现金流量最大化假设驱使理性人必须设计一个能够整合所有现金流量信息的经营模型，纳税筹划便应运而生。
　　纳税筹划天然不是税务会计，而税务会计必然衍生出纳税筹划。现代税收离不开现代会计，税收征管依据企业的税务会计信息进行，进而也导致纳税筹划对遵从税法的税务会计产生依赖；不以税务会计为依据，纳税筹划是无法进行的。纳税筹划是税务会计系统中的管理系统，是税务管理型会计，是税务会计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经营收益相比，纳税利益是“软利益”，但其单向性又表现为“硬利益”，是不可由私人契约变更的“硬流出”。
　　作为税务会计的组成部分，税务筹划带来的价值是可见、可计量的，因而税务筹划具有确定性价值。税务筹划拓展了传统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价值功能，并体现了“实用主义”特点，增加了现代会计的实用性，极大的提升了现代会计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
　　
　　(二)税务筹划对财务价值管理、管理会计应用的拓展
　　现代企业较为认同的财务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影响公司价值最大化及其计量的重要变量是现金流，而税务筹划的功能之一就是对现金流的管理，包括节约现金流、获得货币时间价值等，并为财务安排与规划增加了新的参考因素。税务筹划与企业价值具有相关性，从而使税务筹划论文联盟 成为现代财务管理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税务筹划具有经营属性，为企业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增加了税收支付或税收节约这个决策变量，管理会计的分析、预测、计划、执行、控制等经营理念与操作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税务筹划。税务筹划是现代企业经营能力重要体现之一，进而也成为现代管理会计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税务筹划对会计信息使用的拓展
　　尽管税务筹划技术与方法并不局限于会计手段，但税务会计无疑是现代税务筹划的基石。现代税收是建立在现代会计基础之上的，现代会计为税收提供了最主要的纳税依据，不管通过会计手段还是其他技术与方法，企业的纳税信息最终都要反映在税务会计报告中。税务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成为企业提供税收信息的最重要来源，是继财务会计之后的又一个企业对外报告会计。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税收征收管理当局通过纳税人的税务会计信息实现了征税信息对称。税务会计信息不但能够满足税收征收管理当局的信息需求，还可以使企业在多次信息反馈的基础上形成“知识积累”——对征收管理当局相 对稳定的税法判断偏好与惯例得以熟悉，从而更加有利于企业税务筹划决策。
　　作为对外会计报告，税务会计信息具有直接的“信息反馈机制”——税务会计师与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征收管理当局)针对企业提供的税务会计信息，进行直接接触、对话的机制。这种机制会给企业带来税务筹划的决策价值。斯蒂格里茨的“避税经济学”间接地论述了这种“信息反馈”作用：对纳税情况复杂的人而言，往往存在灰色区域，即不知如何进行除当的税务处理。公司和他们的会计师要进行风险分析，他们要对采取“挑衅性”姿态而被抓的风险(即用对公司最有利的方式解释税法)与后果进行权衡，通常，只要纳税人对自己的立场有合理的解释理由，就不会受处罚，即使国内收入署否决了纳税人的做法。因此，除了争论成本，企业采取挑衅性姿态是划算的。另一方面，irs也确实会对它认为是不合理的行动进行处罚，会计师在决定要费多大力来增加企业的纳税利益时，常常面临棘手的权衡，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由此可见，企业进行税务筹划不仅需要对税收法律进行单方面的制度理解，还需要对另一方——征收管理当局单方面的制度理解进行“理解”。税务会计人员利用税务会计信息的“反馈机制”，不仅对一般情况下的企业税务筹划决策具有价值，对于复杂、“灰色”区域的避税筹划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可以说，在企业战略管理层次上，企业税务会计师利用“信息反馈机制”获得的“知识积累”，是一种制定税务筹划战略所需要的特殊的“经验曲线”。
　　
　　三、税务筹划对组织中会计能力定价方式与契约机制的拓展
　　
　　(一)组织中会计能力的产品属性与非产品属性
　　从组织视角来看，会计能力是具有会计专业知识、通过市场契约关系被企业雇佣、在组织内会计或财务部门从事专业服务的会计人员所具有的职业服务能力。组织结构是组织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分工和协调系统，组织内部分工是为创造价值对组织人员与资源进行分配，分化成不同的职能部门。组织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在价值创造的评价上，会产生“隧道效应”：每个职能部门在“隧道”中只看到自己的价值创造作用，过度强调自己的价值贡献，而对其他部门的作用视而不见，会计或财务部门也不例外。从企业战略管理角度来看，各不相同而又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造了价值创造的价值链。价值链分为主体价值活动和支持价值活动。主体价值活动是指生产经营的实质性活动，是企业的基本增值活动；支持价值活动是一种辅助性价值活动。因此，“隧道”之外，如果在价值链意义上做客观评价，那么会计或财务活动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性活动，而是企业中的辅助性价值活动。
　　会计或财务活动在组织中的价值定位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会计能力的产品属性与非产品属性。会计能力的产品属性是指在所有会计专业能力中存在这样一部分知识结构——不因人而异的专业技能：这些专业技能是以遵循某种会计标准规范的培养而获得的，具有标准化属性，如同按照同样工艺程序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样，因而这些会计能力与产品一样具有可替代性，如传统的账务处理、报表编制等这些具有反复性、重复性的会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标准化属性与可替代性。会计能力的非产品属性是指会计专业能力中的一些因人而异的、具有创造性的知识结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不依据某种会计标准规范，是一种非标准化的专业能力，不同的会计专业人员往往差异较大，因而不具有可替代性，如税务筹划、财务融资、证券投资、资本运作、盈余管理等财务或会计专业能力。
　　
　　(二)税务筹划对组织中会计的直接现金流创造能力的拓展
　　尽管组织中的会计职能是不可替代的，但会计或财务活动的价值创造角色与会计能力的可替代性对提升组织中的会计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利的。财务会计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对交易或事项的反映——“记忆”功能，以及对企业各个交易、生产环节在财务层面上的控制功能，即这种控制职能对交易、生产诸环节不具有实质性的业务层面控制，因而这种控制职能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由于组织内分工边界与专业边界限制，会计不具有基本价值活动的实质性的决策权，由此导致会计活动不能直接产生价值，即会计活动缺乏实现直接的现金流能力。管理会计一直存在“理论与实用错位”的困境，管理会计的“曾经没落”也说明会计直接参与组织实质性价值活动、创造直接现金流的脆弱性。
　　税务会计具有直接为组织创造现金流量的会计能力，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有利于实现会计在组织中的价值拓展，提升会计在组织中的地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其实用性，税务会计必须无条件接受税收法律的刚性约束，因此，考量税务会计价值的因素之一是税收法律制度的遵从成本。税务会计的遵从成本是刚性规则成本，是一种确定的、可验证的损失——确定性的机会成本与精确的货币性成本，比如违背税收法律制度而遭受的停业、吊销执照等营业损失与惩罚性货币支付。因此，税务会计的目标之一是降低遵从成本。税务会计活动本身具有实现直接的现金流能力，增加了会计活动直接产生价值的途径。有效税务筹划不仅可以节约税收支付的现金流量，还能够实现对各种契约关系的有效管理；税务筹划既使会计活动具有直接创造现金流能力，又增强了会计的创造性能力，丰富了会计能力的非产品属性——不可替代性。由此可见，税务会计在某种意义上使会计活动超越了价值链中的辅助性角色，增强了会计活动直接进行价值创造的“生产”属性，进而有利于提高会计职能在组织中的地位。
　　
　　(三)税务筹划对组织中会计能力定价方式与契约机制的拓展
　　如上所述，会计能力的产品属性意味着可替代性，非产品属性则强调创造性能力亦即不可替代性，这两种属性表明，会计能力作为服务资源而成为组织契约对象时，将被组织采用不同的契约定价方式。
　　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展了科斯产权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与格罗斯曼、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其在著名的“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故事：企业的出现与谁来当老板”理论中指出，科斯的“交易费用”并非是企业出现的唯一必要条件，仅有“交易费用”还不足以使企业出现，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的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企业在分工的市场中会按照交易效率的高低选择不同的交易结构。一般情况下，由于产
品的度量比劳动的度量更容易，因此产品的交易效率要高于劳动的交易效率；而在劳动的交易中，生产性劳动比管理性劳动更具有产品属性，生产性劳动的交易效率要高于管理性劳动的交易效率。

　杨小凯的企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劳动能力交易的本质问题。的确，产品的极易度量性使产品可以采用直接的市场交易价格的契约定价方式。而劳动，尤其是管理能力是一种创造性能力，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跳跃性，正如杨小凯指出的，管理是一种不可触摸的知识财产，生产它的劳动是一种脑力劳动，质量和数量极难测度。管理能力如果采用直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会给企业或管理能力所有者带来交易的风险或不公平，直接买卖管理知识的效率是低下的。杨小凯认为，企业的非对称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可用来将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而剩余收益就是这类 动的间接价格。因此，管理能力可以采用间接价格的契约定价方式——剩余定价。传统会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产品属性，对应的会计能力报酬往往是相对固定的、类似产品的交易价格，是一种直接市场价格的契约定价方式。这也意味着增加会计能力的非产品属性—创造性，不仅可以增加会计直接的创造现金流能力，体现会计对组织的价值，提升会计在组织的地位，还能够使会计能力象其他创造性的管理能力一样，采用剩余收益这样间接的契约定价方式，丰富会计能力的契约定价机制。专业能力报酬的契约定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组织对不同专业职能在组织中的价值与地位的认同。
　　作为社会经济职能与企业微观经济职能，会计具有不可替代性，但作为组织中的职能分工，会计专、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资产专用性。经济学理论认为，一旦某一资源确定了用途被安置以后，迁移费用过于昂贵，或者对某一特定的使用者专用性太强，以致如果减少资源所有者的报酬未必会减少资源对该使用者的服务，这种对资源特定使用者的专用性便可产生准租金。准租金是资产的次佳用途的价值与其价值之差，潜在的准租金，就在其价值与次优用途的价值的差额之中，专用性可挤占准租金是上述准租金的一部分。在会计服务的市场交易中，会计服务供给面临无限增加的现实，这就意味着组织中具有产品属性与可替代性的那部分会计能力具有较弱的契约能力——讨价还价能力。在会计服务无限的市场供给条件下，会计服务的资产专用性使得会计服务可能存在专用资产的可挤占准租金。在会计能力所有者与组织的市场契约关系中，对于会计能力所有者而言，专用性的可挤占租金是一种机会主义威胁，会产生会计契约成本。诺斯早在1981年就指出，在使用专用性的实物或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掠夺和攫取机会主义利润的事情时有发生。资产专用性强调了一种特殊环境——由于与专用性有关的准租金的存在，它很可能带来严重的违约威胁，当准租金产生以后，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而经济学经常从“纵向一体化和契约”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会计服务专用性而言，纵向一体化与契约无疑是不适用的，除非会计人员为自己的效用函数进行一体化的专业服务，否则，或者成本极其昂贵，或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减弱或消除会计服务的资产专用性及由此引发的机会主义威胁与契约成本，增加税务筹划等财务或会计专业能力，强化会计能力的不可替代性，提高会计的市场契约能力，就具有现实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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