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吉，字碧柳，重庆江津人，生于19世纪末叶，逝于1932年。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满清的倒台、“五四”运动的发生以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继兴起，各种政治思潮与文艺思潮层出迭现如风卷云涌。“封建”与“民主”、“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白话”与“文言”都展开了激烈交锋。吴芳吉生当新旧文化的交替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其文学创作与中国新文学同步，既承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又因受惠于中国新文学的滋养，毕生致力于诗体改革，以呼应时代发展中崭新的审美需要，其诗作曾驰誉中国文坛，所著《白屋诗稿》也曾风行一时。20世纪90年代，巴蜀书社还出版了其子吴汉骧与贺远明、李坤栋合编的《吴芳吉集》，其著述之丰厚，达一千四百余页。但时至今日，吴芳吉其人其诗并未见载于文学史，虽偶有研究者给予了一些学术关注，但也主要限于作为吴芳吉故乡的川渝两地。不仅一般文学爱好者对他毫无所知，即使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不知道文学史上有吴芳吉者亦不在少数。难道是他在那时文坛上真的没有地位吗？根据我在青少年时期受他文学思想影响的回忆，特别是对他那首影响甚巨的代表作《婉容词》的持久印象，甚觉有还原吴芳吉历史真容之必要。
　　20世纪30年代，我进入小学读书，也正值吴芳吉逝世不久。吴芳吉写的《婉容词》，在学校里被国文老师推荐给学生成为必读课文。学生们既感到新奇有趣，又觉得易于背诵，并常用其中一些诗句相互开玩笑，如“我非负你你莫愁，最好人生贵自由。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随你求”。待到我上了中学时，学生和老师也依然经常议论《婉容词》及吴芳吉其人，由此可见《婉容词》是怎样名噪一时了。wWw.11665.COM
　　《婉容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婉容”，是一个很值得人同情和惋惜的悲剧人物。她受封建思想的约束，循规蹈矩，婚后遵守礼仪，保持名节，孝敬翁姑，一心想与丈夫同偕到老：“生既同衾死同穴”。然而她丈夫却因出国留学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影响，另与美国一女子相恋成婚而最终抛弃了她。婉容在“从一而终”的理想破灭之后，为固守信念遂投江自杀。《婉容词》是一首新形式的诗歌，除了以小序简介内容采用文言外，全词叙事抒情写景概用白话。语言流畅，不事雕琢，不避鄙俚浅陋，读来朗朗上口，音义自明。可以说其写作技巧与艺术风格独具特色，存古诗歌之音韵而不拘泥古诗之格律，用今人的口语而保留古之文义。行数参差不一，类似自由诗和欧化诗，但句意却无某些自由诗和欧化词的晦涩难懂。由此我对吴芳吉在文学上的成就感到敬佩，对有的人曾给予吴芳吉的贬损存在着疑惑。
　　评论作家自然要关注作品的写作技巧，但写作技巧是为表达诗歌的思想情感服务的。那么，吴芳吉写《婉容词》反映出他的什么思想观点呢？他究竟主张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少人都认为吴芳吉用婉容悲惨的死，激发了社会广泛地对婉容产生同情。而婉容之死又是在“婚姻自由”思潮冲击的条件下造成的，婚姻自由原则是造成婉容之死的罪魁祸首，因此认定吴芳吉反对的就是婚姻自由。须知婚姻自由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如果认定诗人反对婚姻自由，那他就难避逆历史潮流而动之嫌，因而吴芳吉的诗歌也就只能被视作复古保守的哀叹了。以至于在建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吴芳吉和他的诗文都成为禁区，几乎渐渐被时代■灭。然而，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理解诗人的良苦用心，只要我们不是粗暴简单地解读诗歌文本以至于妄下断语，我认为此前对吴芳吉的上述评判实在是有失公允。
　　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从吴芳吉写《婉容词》的序言和整首诗的叙事情节都可以看出，诗歌所反映的是当时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只是为了保护婉容的丈夫不至于因此文而受到强烈的谴责，也因为文学表达的需要才姑隐其名。作者只是写出这个真实事件的客观存在，写出婉容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对“从一而终”理想的殉情，从而让读者不仅体验到婉容被弃的悲惨，也同时体验到为礼教殉情的悲哀，而被弃的悲惨和殉情的悲哀又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因此，《婉容词》中婉容的悲剧与新文化语境中的“婚姻自主”要求也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倒是与旧礼教对婉容的婚姻观念模铸脱离不了干系。读者不应把自己的简单误读强加在作者身上。婉容之死并非“婚姻自由”造成，“婚姻自由”也没有逼婉容去死。况婉容丈夫在与婉容

断绝婚姻关系前反复向她说明需要离婚的原因，又寄了厚重的美金作赔偿，这似乎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然而婉容始终不觉悟，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去践行千古以来中国女性“从一而终”的所谓神圣理想，也不愿意去接受“婚姻自由”时代曙光的照拂，正如词中所说：“你是中国人，你生在中国土。中国土人但可怜，感觉哪知乐与苦。”婉容在封建礼教意识的束缚下不能觉醒，她走上绝路正代表着当时部分妇女思想不求解放的愚昧。婉容死在愚昧无知上，作者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呼唤中国女性寻求自我解放之路，并以婉容的血泪悲剧来震撼读者心灵，这样的良苦用心何错之有？过去因为不应有的误读而把“反动文人”的帽子扣在吴芳吉头上的确有点冤枉。
　　自然，婉容因循礼教而致悲剧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许又有人会认为：如果吴芳吉不反对婚姻自由，那他就应赞成“某生”对婉容提出的离婚要求，然而他却用狗对婉容死之前后的依恋来指骂某生不如狗的“偏知思义不忘故”的背弃行为，可见吴芳吉对那时提倡的婚姻自由是持厌恨和反对态度的。我则认为，自主择婚、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固然体现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现代法学界所公认的原则，但从人应有的人性坚守和道德准则来看，我们不能把那些朝三暮四、移情别恋、养奸包二奶、偷情养汉等品质败坏的行为也列入婚姻自由的范畴予以支持和保护。在婚姻关系上无论什么时代，男女双方都应坚守道德底线，彼此保持纯洁坚贞，患难与共，不背信弃义才算正确。在婚姻恋爱上所体现的人性和道德问题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一个穿越古今的永恒命题，不论是在封建礼教时代还是在婚姻自主的现代社会，男女双方的钟情守信和背信弃义都是同时存在的，《婉容词》中的“某生”因贪恋新欢而舍弃旧情不能算是为坚持婚姻自由的正确行为，而只能算打着婚姻自由的旗号达到满足私欲的目的。吴芳吉鄙弃这种人的此种恶行，我想这也正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正义，因而也代表了追求人性良善的读者的公意。
　　婚姻制度关系着整个人类的健康发展与每个人的幸福与否，婚姻不自主也曾给旧时代许多人带来伤痛。与吴芳吉同时代的名人如胡适、郭沫若乃至比吴芳吉稍晚的季羡林等都曾在婚姻上遭遇过尴尬：胡适之不弃元配却沾尽春光；郭沫若冷落“黑猫”而几度燕侣；季羡林既爱恋异国秀女却不行动，既乖乖归国又不与已生育儿女的结发妻恢复感情，孤身守望到人生尽头……我想，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旗帜下，希望能自主择婚是时人普遍的追求，那时很多人已经认可了这种历史的召唤，而在新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吴芳吉何以要逆婚姻自由的新潮而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况他在《婉容词》中描述婉容和其丈夫在封建统治下成婚的过程：“我们从前是梦境，我何尝识你的面，你何尝知我的心？但凭一个老媒人，作合共衾枕。这都是野蛮滥具文，你我人格为扫尽。不如此（指离婚），黑暗永沉沉，光明何时醒！”这明显地表达了吴芳吉是在通过诗歌生动地传达人们在封建婚姻制度中的困扰和心灵挣扎。我们可以看到，吴芳吉在《婉容词》中的情感评判和审美褒贬都绝非是在反对或赞扬婚姻自主中的二元对立抉择，而是既对婉容因循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理想之情而致惨死深感惋惜，又对假婚姻自由之名行背信弃义之实的恶劣行径在艺术上作出了深刻的人性和道德审判。由此，《婉容词》就超越了单纯的讴歌或批判而具有了多层面的阐释空间。这也正是我要把这首问世近百年的名作推荐给读者的原因，愿更多的读者在诗中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获得多方面的人生教益，也愿吴芳吉在特定年代的艺术劳作不至于空抛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