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博克的鸿篇《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对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深刻阐发，从中可以大致凝练出大学的几项重要社会责任：对社会资助的倚赖，要求大学推动学术研究的社会化；对特殊地位的反思，要求大学引导社会道德文明的进步；对教育公平的呼唤，要求大学促进种族与教育机会的均等；对技术创新的需求，要求大学推动技术创新的校企合作；对政治利益的忧思，要求大学选择对外技术支援的理性化。从多维视角理解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对思考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现代大学；社会责任；德里克·博克
　　中图分类号： g64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6-0116-04
　　要理解大学的社会责任，首先要追问大学为何要走出象牙塔？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从基本学术价值、大学对社会问题的反应、非学术性角度看待社会问题3个方面，通过对大学与社会两者关系的辩证论述，把大学是什么，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大学到底应该为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底线又是什么等问题及理由呈现给了读者。在博克看来，大学走出象牙塔，彰显和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对美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总体上是极具积极意义和值得赞美的，但是一些关乎大学学术传统、权力、道德的观点，仍被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本著作出版后，在西方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继克拉克·克尔的巨著《大学的功用》之后，论述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又一经典著作。WWw.11665.cOM诚然，博克关于“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的论述对世界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启迪。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机构，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主要通过以下价值选择及职能的履行来体现其社会责任。
　　一、 对社会资助的倚赖：要求大学推动学术研究的社会化
　　在现代社会，大学的学术自由面临新的困境：学术如何能保持自由或得以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导致这种困境和局面最为外显的原因即是大学对外来经费的依赖。具体来讲，因为随着大学规模和影响的持续扩大，一方面导致其财政规模的相应增加，另一方面需要依赖多元途径筹集办学经费。二战后，大学都在谋求联邦政府拨款，用以支持学校改善基础设施、设立学生助学金及开展学术研究等，公立学校也参与向基金会、公司或校友寻求资助的行列。显然，大学的活动越来越依靠社会的资助以支持其日常管理、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日益增多的开支。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机构紧密“捆绑”。而二战前，在科研方面，学者们很少能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拨款。由于收入低，学术研究的范围及规模也受到限制，教授们可谓真正地独立于外部世界而“禁锢”于象牙之塔。然而，当下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如果没有外来经费的支持，可能就难以开展科学研究。他们不得不向学校以外的在科研方面需要人才支持的“资本持有者”寻求支援。所以个人福利与相关收益基本上来源于为公司财团、政府机构充当顾问所得以及政府拨款的暑期津贴和基金会补助金。不可否认，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往来，教授们可以获得许多实在的利益，他们也已接受这样一种金钱观：“忽视金钱和世俗欲望对学术著作和研究的影响，是愚蠢荒谬的”http：//rec.snnu.edu.cn.。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教授们科研课题的选择必然受到经费来源的影响，必须满足社会主体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利益要求。显然，“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学术独立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1]27，学术研究的大门已经向社会敞开，走向某种程度的社会化，而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也显得不合时宜了。尤其对于社会主体提供的学术活动的经费及援助，让大学不得不以提供相关学术研究服务作为对社会的回报，比如为公司财团提供咨询，充当政府顾问，为企业搞科技发明等。鉴于大学与社会发生的经济关系，在长期的互动中大学逐渐形成对社会的“反哺行为”，大学对社会的资金依赖，让其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推动学术研究社会化的过程。
　　二、 对特殊地位的反思：要求大学引导社会道德文明的进步
　　大学是一个国家传承、创造和发展道德精神

明的园地。作为一个实体，它又必须与文明社会中任何一名成员一样，履行社会的基本道德义务，承担必要的社会道德责任。一所大学“如果不愿认真对待道德问题，就违背了其对社会应负的基本责任”[1]143。因而，大学必须杜绝一切欺诈和有违诚信的行为，必须培养公民的法律法规意识，避免给他人带来伤害等破坏性的社会失范。博克认为，大学有责任劝阻研究人员对接受试验者进行未事先告知有损健康的实验。也有人指出，在一个被科技改变了的世界里，学术自由的范畴是否也包括大学实验室可研制出具有惊人杀伤力武器？哈佛大学内部的学生认为大学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于是学生团体及组织要求学校管理部门取消同伊朗达成的关于建立一个新科学学院的协议；要求大学联合抵制公司经营非工会工人生产的生菜和向第三世界倾销不合格产品的行为；要求没收在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所有股票；要求大学取消一项以一名在南非经营金矿攫取了大量财富的已故商人的名字命名图书馆的协议；等等。从中可见西方大学在道德批判方面所呈现的张力。从道德教育层面来讲，大学的道德教育关乎学生个体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在科技与人文失衡发展的时代里，人们对社会道德行为标准产生了各种质疑，大学应义不容辞地站在其特殊地位发挥道德引领的作用，鼓励大学生深入思考社会道德问题，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和道德批判的能力。“大学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脊梁，还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良心”，“是社会的道德榜样和先进文化的推行者”[2]41。之所以如此说，在于大学坚持正义、主张公平，自由、民主也是大学一贯张扬的作风。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是因为它代表着社会道德文明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这种高度决定了大学不可一味地在继承中被动地适应社会的变迁，而应率先引导社会改革和推动社会道德文明的进步。三、 对教育公平的呼唤：要求大学促进种族与教育机会的均等
　　博克认为，美国的学术机构历来都有从事某种形式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活动，但大学很少思考要努力解决国家的种族问题。从学生和教师主体出发，分别存在关于对优惠招生政策和鼓励性计划对教师聘用的影响的争论。以前者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学院和大学对少数族群学生的招生政策作出反应，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获得较理想的学业成就和未来职业。大学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优先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主要通过降低分数和从某一群体中招收定额的学生数，录取了许多入学成绩低于白人报考者的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学生。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关于种族与教育公平的争议。反对者认为，它可能会削弱学生的激励意识，并且向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的优惠政策暗示他们是二等公民，降低他们的信心，还可能激起白人对他们更大的歧视。支持者认为，尽管优惠招生政策会招致暂时的不公正现象，但这符合争取教育机会均等的长远利益。博克对这两种争论都进行了阐释，但就博克本人看来，“大学不宜采取给少数民族学生过多优惠政策”。
　　面对如此争论，同样可以从我国少数民族高考招生优惠政策中体悟到不同的声音。根据现实经验判断，我国民众对于这项关乎民族教育长远发展的优惠政策，还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著名法国教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从“大学是什么”的本源性问题上给予回答，认为“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3]。因而大学对少数民族实施招生优惠政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给大学的启示是，大学要塑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就要担当维护不同族群、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移民或其他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权益的责任。
　　四、 对技术创新的需求：要求大学推动技术创新的校企合作
　　刚刚经历过越战中能量消耗巨大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其经济呈现软疲和停滞不前的态势。当人们开始反思生产力、实用性产品与学科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大学的学术研究为满足技术创新的新需求而变得更为重要。美国企业经理开始参加有关企业和大学关系问题的讨论会，探索新研究思路与促进大学和企业如何进行长期合作的计划；企业科学家开始往来于大学校园，和大学教师们探讨科研问题，相互获得研究领域的最新信息和其他感兴趣的研究问题。过去，政府部门只满足于提供研究经费，发布新实验、新项目和新发现的研究报告。现

在，政府也开始鼓励企业和大学携手合作。比如，政府拨给许多小企业启动资金，鼓励它们与大学合作，共同开展某些行业或领域的应用性研究。
　　博克认为，大学与企业合作带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技术转让为大学促进技术创新创造了机遇，而由此获得的回报又促进了学术研究。大学按这种方式可积累自身的资源，加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形成一个协同增效的循环效应。大学和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不会有任何损害纯学术科学研究质量的危险，大学科学家定期前往公司，还可以把大学科研的思想、最新理论带到企业，推动技术发展进程。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新技术开发研究的过程中，促进了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两者“利益均沾”，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大学也因此履行了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义务。
　　五、 对政治利益的忧思：要求大学选择对外技术支援的理性化
　　美国作为世界综合实力头号强国，尽管在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然而带有阶级性和社会政治性的高等教育仍站在国际的高度发表着自己的言论。大学援助项目便是大学对外技术援助心声的响应。大学援助项目包括对大学以外的企业、政府等社会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科研项目研究的援助。博克认为，如果组织和管理得当，海外援助项目对援外的大学和接受援助的国家都有益处。首先，它有助于大学自身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不同领域的学者被吸引在一个研究团队，各种独到的见解在一起交锋，百家争鸣，集思广益，这对把握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对研究困难的解决等颇有助益，同时让项目参加者在大学教学过程中可以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库，了解研究的前沿动态，提高大学教学的质量。其次，大学提供的项目能够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其他组织和机构所无法提供的帮助，例如，大学的学术环境对优秀人才的吸引等。对于大学应该向谁提供技术支援服务，提供什么类型的技术服务，博克从社会道德和大学的性质层面出发认为，“大学应该仔细斟酌是否批准向独裁国家提供援助项目，以防止项目为统治者的错误目的服务的可能性发生”[2]231。但是从整个人类利益的角度来看，大学对其他国家的责任担当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考虑，还需要思忖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因此，博克又认为，完全禁止对其认为的所谓“独裁统治”国家提供任何援助项目，亦非明智之举。
　　六、 结语
　　大学作为社会的大学，应该为社会担当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这不仅是大学重要地位的体现，也是大学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遵从。但是应该认识到，大学发展的“自在”理念与本源精神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术中立等传统大学责任的理性诉求，要求大学在象牙塔之外尽量恪守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就表明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先天性”地决定了大学不可能担当一切社会责任，比如，在航天事业、地理科学等科学研究领域或者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研究领域，大学是难以社会化的。不过从长远观之，尽管大学无法在某些领域直接参与社会市场化，但是大学的每一项巨大科研成果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未来大学也将可能承担起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大学的社会责任既是多样的，也是具有时空性的。
　　大学走出象牙之塔并不是大学自为的结果，而是大学在与外部环境发生依赖与主动适应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在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时代，大学不仅要具有守护传统的固有属性，更应具有改造现有、创造未来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我国，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例如，大学生就业问题、高等教育市场化问题、教育公平与效益问题、民族教育发展问题、高等学校管理去行政化问题、私立大学发展问题等等，无不涉及大学的社会责任问题。诚然，大学与社会几乎已经难以再互不关心或者互不往来，而是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着。需要指出的是，大学在担当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责任时，除了要面对社会化、理性化等问题以外，还要从大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思考公平与失衡、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公正与偏见、关怀与鄙夷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关注大学的学术性、教育性、公益性（社会服务性），从而寻求大学社会责任的最大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 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

眭依凡.大学的使命与责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3] 奥尔特加·加赛特.大学的使命[m].徐小洲，陈 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
　　（责任编辑 东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