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学精神对大学出版工作有着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两者与服务于建设文化强国的宗旨相通，并借助知识、文化、精神三个媒介，将大学教育、出版传播与文化实践密切相联。通过文化视角解读大学精神指导下的大学出版的本质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内在根源，在应对数字化出版热潮重塑学术精神的过程中，大力推动新时期大学出版文化和出版精神的建构。
　　[关键词] 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 出版精神 知识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5-0042-05
　　在现代性与文化的研究热潮之下，从文化学和哲学的视域探寻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相比之下，大学出版作为履行传播学术、启迪思想、创新文化等大学职能的重要角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现有研究多是从实践经验出发探寻出版发展思路，往往忽视了出版固有的文化属性，较少从精神生产和文化哲学的维度进行学理探讨。出版既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知识载体，又是饱含自由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的文化载体，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推进教育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同时，大学出版无论其组织形态还是产品形态都具有文化、教育、商业等多重属性，以大学出版文化为课题深化大学精神作用研究，探寻大学出版蕴含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本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当代文化出版进程。另一方面，借助高校文化高地，大学出版的文化职能和文化作用更加凸显，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构建进程和成效。因此，研究大学精神与大学出版工作的内在关系，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wWw.11665.com
　　1 大学的文化使命与大学出版历史溯源
　　文化研究视域可归纳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依次推进了研究的深度并指明了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大学出版（含校报、学报和出版社等实施的出版行为）在高教体系和文化出版事业中均有重要地位，贯穿文化、教育和科学三大领域。限于资料和个人能力，本文所指的出版主要是与大学文化功能密切相关的学术出版，系以书籍和数字化负载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物质形式及行为。大学与大学出版作为创造、传播和融合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迫切需要从精神维度梳理两者的内在关联，以溯本求源式探寻创新文化的生成逻辑和运行模式，从整体上提升文化的终极指向。依据当下研究任务，学界通过探讨大学精神的范畴、具体特性、内在本质来推进大学文化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与此相比，对大学出版的研究与其所负载的文化职能和在大学文化中的地位还不相称。令人可喜的是，大学出版依托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指导，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理念，出版人肖启明甚至对此进行了详细总结，提出了“出版精神”一词，揭示了大学出版活动与一般商业活动不同的本质特征，强调了从理性领域研究大学出版工作的意义。但依笔者个人浅见，与世界大学著名大学出版社的成长发展历史规律相比，中国的大学文化和出版文化正处于交叉磨合期，相关理念仍处于理论化的凝练、提升阶段，故大学出版精神还处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延展和适应性的发展阶段，具有大学出版特色的核心内容尚未真正形成。因此，需要经验提升式的实证分析，更需要深入文化生产和传播进行理论研究，从根源上进行文化视域的微观探寻，找出大学出版内在精神的发展轨迹和生成逻辑。
　　历史反思是开展理论研究的首要基础。统观中国大学出版发展史，大学出版的使命和高教基本职能紧密相连，1898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开创国内高校自办出版社之先河，佐证了服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是其得以产生的第一要义，随后将出版职能扩展至弘扬大学精神、传播优秀学术文化，直到1929年真正以大学命名的南开大学出版社才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数十年适逢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大学出版社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过程，陷于低迷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大学出版注入了新鲜血液。改革开放后，借助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契机，大学出版获得很大发展，为发挥大学的学术重镇和文化传播作用充当了媒介，形成了“以出版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及管理科学方面的教材、学术著作和一般图书的学科门类齐全的大学出版社体系”[1] 。大学出版社的总体数量和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变化，学术传播力、市场竞争力

社会辐射力均大幅提升，甚至出现了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教育强社、大社，加上数量庞大的大学专业学术期刊，切实发挥了大学出版业应有的文化建设作用，也体现了对于母体大学的存在意义与根本价值。
　　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下，出版业尤其是大学出版面临着重大机遇，谢寿光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企业对创新型知识的巨大需求促使中国学术出版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期；国家学术宏观环境趋暖、学术投入大增和研究手段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学术生产能力；学术出版作为专业出版的主体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种自觉。”[2]但是，大学出版管理体系较为复杂，国家相关教育部门主管行政、所在高校管理相关资产，以及出版社采取市场化的运行体制，客观上制约了大学出版的学术追求和社会效益，大学出版社还没有真正成为继高校教学、科研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大学出版由于体制与机制制约导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核心竞争力不足，图书出版结构失衡，主要依靠教材、教辅，学术出版追求弱化；二是对数字化和新媒介研究不足，出版内容和形式缺乏创新性；三是“内容为王”的质量战略未落实，“专、精、特”的特色发挥不足；四是对大学出版规律研究不足。根据《出版人》刊登的全国大学出版社统计数据，2012年1月—8月教辅类图书码洋比重接近1/3，学术文化仅占5.22%。即使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强社学术书籍出版才超过10%，学术著作出版影响力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在学术图书的高端领域，大学出版社仍处于明显劣势，甚至论断“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的出版在比例上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随着出版产业的深度转型和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全部完成，大学出版社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与“母体”大学的关系，进行准确定位，发挥出版文化的激励作用，才能使大学出版再次迎来发展的春天。 　　2 大学精神与大学出版的联结媒介
　　如上所述，鉴于大学出版在大学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从文化本源和精神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内在的关系，需要相关的联结媒介。根据笔者对大学精神特质的研究心得，提出可从知识、文化、精神三个媒介入手，探讨大学精神和学术出版之间的哲学关联。
　　第一，知识联结与学术使命。由于知识定义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本文所指系与普通知识相对的高深知识和思想成果，主要是大学研究形成的处于知识结构顶端的专门系统知识。依据现代知识体系，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前者构成了大学的主体知识体系。因此，高深知识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知识在大学组织要素中具有特殊地位。大学成员不仅以获取知识为共同目标，而且将知识追求固化为共同体重要职责，并内化为组织的行动规则和自由平等的精神指导。”[3]从西方古典大学到近现代大学，维系其职能都以创造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为媒介和目的。《礼记·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指出了大学根本所在。蔡元培也曾说过，大学是追求精神和研究学问的地方。大学学术共同体坚守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在发展知识基础上不断强化理性能力，借助知识扩充理性思考的内容， 并以理性规范着知识创新发展方向，形成了以“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于是，在知识与理性的相互作用中大学精神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引领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大学也因此被称为文化的积累者、知识的生产者、思想的创新者。
　　学术是知识的结晶，思想的汇聚、先进观念的迸发，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根基。为有效传播作为文化范畴的知识和思想，大学出版机构应运而生，在展示学术成果、弘扬学术成就、扶植学术新秀、带动学科建设、传播校园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剑桥大学出版社首席执行官杰弗里·盖斯说过：“我们最高的目标是出版学术著作和教育书籍，因为它们为人类的知识传承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4]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出版社创办之初，即将宗旨定为：“推动知识的进步，向不能每天上课的远方的人们传播知识。”[5]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也明确表示无需考虑商业价值，出版高水平的学术书籍，促进科学真理在学术界和社会的传播。大学致力于学术思想和知识的传播，并将口头相传、讲座笔记的传统形式发展为教材和

学术专著等出版形态。经历了古代传统经典书院知识，近代以自然科技为代表的科学知识，再到后学院时代的碎片化知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场所、形式和载体都发生了变化，大学出版形态由纸质向电子媒介转变，随之取得了立体化的影响与扩展。伴随着大学的发展与知识形态的变化，大学精神在持续演进中出现了新现象、新内容，变得更为开放、包容和创新。于是，创新之意识、自由之思想、人文科学之传统成为大学精神支柱。大学通过出版将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链条紧密相联，大学精神借助出版工作将学术共同体秉持的价值追求、组织文化、根本目标、交流方式达到同一，并将出版学术、维护学术、传承学术作为崇高文化使命。同时，在现代性的大潮下，大学学科和专业的分割更为细化，知识变得碎片化，割裂了科学和人文的内在联系。由于对知识作用于大学功能的不同认知，引发了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两种哲学思潮的碰撞。工具理性的盛行，使得大学出版忽视知识和文化相互转化的内在规律，引发了以商业手段代替文化本质、出版质量下降、特色缺失等问题，大学学术由远大目标被异化为逐利的手段。
　　第二，文化联结与人文信仰。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化，在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改造中产生了以理性为核心的精神文化。“现代性从本质上是文化存在，是理性化和个体化时代的主导性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6]。大学文化实质，是大学教育所承担的人化使命和价值追求。为此，大学将其作用从知识积累扩展到参与文化生产与文化创造，承担着“人类精神与灵魂的锻造、道德与信仰的形塑、思想与文化的启蒙、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四项职能，从而为社会公民向文化公民的转变、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做了贡献，引领社会文化前进方向。据此，大学和出版文化的关系表现在组织属性和价值信仰两方面。
　　鲜明的组织属性。知识存在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大学组织及其结构的设置受源自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使命、组织伦理的制约。大学作为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应把文明守卫、人文化成、价值批判和文化引领的作为核心文化使命[7]。大学的组织体系和运行制度，是为了服务知识传承、型塑文化、教书育人。随着大学文化职能的扩展，大学学报、校报和出版社相继建立。尤其是出版社的组织结构突出了编辑、策划在大学中的文化功能，展示了以服务学术追求和文化传播为主要导向的纺锤形结构。与学院和其他附属科研机构不同，大学出版社担负着传承和创新文化的任务，通过出版形态体现大学文化对目标导向、精神凝聚、文化激励的作用，将大学文化功能予以放大或延伸。组织性质由其担负的文化职能确定。即使是近年来实施的大学出版改制也没有使其脱离文化本质，仍是饱含文化气息和学术关怀的知识机构，承担着大学学术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和价值的传播工作。为此，要求大学出版切实做到，把引导个人学术兴趣和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以及教书育人的理论责任结合起来，使“学术共同体在理论建构、理论把握、理论教育中，更多一份对理论和文化的价值自觉 ”[8]，为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启迪。
　　深厚的文化价值信仰。文化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教育、科学、文化是大学三要素，与此相应大学精神内在表现为思想自由、学术批判与人文关怀三个特征，大学精神塑造道德与信仰，影响着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坚持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是大学坚守忠贞理想和崇高信仰的首要标准，故传承和创新大学文化要把握两个基本点：“极力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将发展人的精神生命的主动权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最大限度地体现人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中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9]。大学出版与文化传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促进信仰形式负载和本质内容的同化。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大学出版折射出浓厚的知识学术底色以及人文追求。特别是一些名师大家之作，经过多年精心的积累、酝酿和砥砺，传达出来的思想极其深刻厚重，为大学和大学出版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敬重。 　　第三，精神联结与价值追求。知识、文化、精神是内部相承、环环相扣的逻辑体系。通过梳理大学精神和出版理念研究成果，发现两者还缺乏真正权威的定义，但学界对其本质内涵基本达成共识。大学精神的本质在于维护知识、崇尚自由和追求创新，是由大学的知识属性（基于知识形成的文化传播和精神物化）、文化属性

社会心理的深层表现）、道德属性（对社会的责任感）等精神要素综合而成。大学精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知识的内在动因、文化潮流的冲击、道德伦理的建构等因素影响，呈现出总体上的连续性和特殊时期间断性的特征，由此丰富了大学理念和大学文化的多样性。经大学精神指导的知识转化行为，是大学出版社服务教育、传播学术的根基，同时广为传播大学精神蕴涵的科学理性、学术自由。这本身也是理性抉择、科学思考、人文追求的过程。同时，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意识，经过出版的选择和加工适应传播需要，从思维形态向物化形态转变，更加凸显大学特有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而出版作为大学组织框架之一，接受大学的行政领导和业务指导，自然要受积淀多年的大学精神气质和组织文化的浸染。加之，许多大学出版社与母体相比成立时间较短，还没完全形成自己的精神文化标志，需要加快对大学出版文化的培育、凝聚和型塑步伐。
　　3 大学出版走向和大学出版精神构建展望
　　我们借助三个媒介初步分析了大学精神和大学出版的内在关联，借助上述关联创新大学出版发展之路是目的所在，也是推动大学出版精神建构的重要尝试，并寄希望能解决大学出版学术特色衰减和质量下降等深层次问题，使大学出版真正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与大学本质相符合，与文化的追求相契合。
　　第一，重塑学术精神，真正“为知识而知识”。学术研究是大学精神的有效载体，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的使命，人文精神是学术出版的价值取向。服务文化强国战略，大学出版不仅要坚持固有的学术传播职能，更要适应知识社会与“后现代大学”的要求，围绕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的循环体系实现由部分参与到全过程参与，尊重知识生产规律，促进出版质量与知识生产链条相联，传承文化与文明。后学院时代，知识的生产主体出现了由专家学者向社会各界蔓延的趋势，出版也向知识创造、传播、共享的多行业体制转化。根据这一趋势和大学出版社的特性，需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利用市场经济形式创新学术出版与传播工作。“大学给了大学出版以生命，利润给了大学出版以呼吸，而文化和学术则赋予大学出版以生命的意义”[10]。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后以经济方式激发内部主体的活力，仍然以服务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为宗旨，要充分认识文化商业模式对推动学术出版、实现人文价值诉求的重大意义和实施路径。在创新出版经营方式的同时，大学出版要以大学精神为指导形成出版人理性追求，树立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意识，明确大学出版应有的伦理导向，对做好先进文化、优势文化的继承和输出工作，真正做到以“知识为基出版学术，教育为本启迪人生，文化为媒传递价值”。二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学术的敬畏，认识学术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呼唤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领导给予学术和学术出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建构起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考核机制，加强对学术规范和学术质量的把关，与国际高水平学术出版体系接轨，提升编辑的学术视野、学术敏感度，打造原创性学术精品力作以及无可替代的专业品牌。总之，发挥文化出版作为知识形态转变的载体与中介作用，利用知识与收益并举的内在衍生机制，促进学术共同体实现学以自养的良性循环，为大学和社会建立一个稳定而独立的文化思想基地。
　　第二，应对数字化潮流，创新出版工作理念。创新精神是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开放意识是大学精神的时代特征。创新精神可以促进出版思想、载体形态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考虑出版行业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鉴于数字化出版环境下编辑、作者、读者的关系以及传播和流通的途径、渠道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大学出版必须明确自身面向数字出版的战略定位，整合、开发优势内容资源，加大数字出版基础设施投入，建立符合传统印刷出版和数字出版要求的运行模式，最终实现“转型为知识产权潜在市场的投资者与创新者，同时也能成长为供应链上最终可以依赖的债权人和风险承担者”[11]。为此，大学出版在数字时代必须拓展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创新服务内容。一是利用数字出版在出版工艺、信息载体和用户体验等方面的优势，依托学校的知识资源、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为打造大学的学术品牌、推进教师的科学研究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提供更为优质的内容和服务。比如，将学校享有知识产权的各类论文、专著、报告及声像资料数字化处

理，实现数字出版产品形态的多样化。二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出版贯穿于学术研究从确定方向、开展研究、发布成果、评价反馈的全过程，真正激发大学出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出版产品的内在质量，实现学术研究更高程度的开放获取。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将所有显性和隐性的资源，集中到一个数据库，制定了统一的检索接口，并为每一位教师配以个性化的推送，给每一个机构保存中间数据的环境。”[12]实践证明成效显著，创新了大学出版运作模式。三要实现学术出版的拓展，加快学术出版的大众化阅读进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许多人已经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除了专职研究人员之外，对学术知识的借鉴、使用已经打破了学术出版业原有的界线，努力做到知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并举，向大文化出版产业进发。为此，必须加快研究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发行领域、读者群、出版形态之变化，为大学出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扩大出版物的影响力，让大学创造及所教授的知识为更为广泛人群享用，让大学出版社的使命延伸至更为普通的读者群。
　　第三，大力推进出版文化与出版精神的型塑。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说，“大学出版理应努力营造高雅的文化氛围，坚持引领社会文化的批评精神与超然态度，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新，以大气魄、大气派，引领社会的文化潮流”[13]。寥寥数语重申了大学宗旨，也意味着大学出版精神的塑造工作被提到重要地位。大学出版精神源自大学精神，但不是对大学理念的简单延伸，总结提升大学出版实践经验，特别要注意区分大学理念和出版理念，大学精神和出版精神的异同。笔者赞同肖启明的部分观点，大学出版精神应当是多种精神的复合体，包括文化建设承担精神，求真和超越精神[14]。我们在上文提到，大学出版人有理性化思考的积淀，但是作为系统化的大学出版理念乃至出版精神尚未形成。根据精神建筑的层次和内容来分，出版精神应该是教育精神、文化精神和商业精神的统一体；大学出版精神应该是对大学的育人精神、学术精神、创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大学出版精神应该是求真、求实、求美的集合，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密切结合。大学出版精神具有行业的特殊属性，应当在大学出版与引导社会文化的实践中进行提炼，应当在大学精神影响和指导出版行为中进行提炼，应当在实现大学出版的根本宗旨与创新产品和业态结构中进行提炼。我们相信，随着大学精神的发展完善和出版人文化理性的培育，大学出版人的主体性、出版文化的社会化以及出版文化自觉意识会不断增强，各大学出版社会经历实践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精神表现形态，从而使大学出版社以突出的学术、傲然的姿态、卓然的精神，真正成为推动大学发展的“第三方势力”。
　　注 释
　　[1]舒童.大学出版社排行榜造货码洋[j].出版经济，2004（11）：19
　　[2] 谢寿光：中国学术出版的现状、问题与机遇[j/ol].http：//www.bkpcn.com/web/articleshow.aspx artid=111703&cateid=a21
　　[3]赵保全，罗承选.论大学权力的知识特质和伦理意蕴[j].理论导刊，2012（9）：53-57
　　[4][5]杨贵山.欧美书业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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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葛晨虹.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责任和价值自觉[j].中国高教研究，2013（4）：21-25
　　[10][11][13]蔡翔.回归与守望，大学出版的方向[j].现代出版，2012（1）：67-69
　　[12]陈香.大学出版的选择：建一个商业帝国，还是承担文化使命？[n].中华读书报，20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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