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要从管理向资源建设与服务转型，要高度关注辞书资源的建设，并紧密与即将开展的第三次辞书规划结合。文中介绍了西方以词典资源建设为中心的辞书规划建设的五点经验，提出我国目前语言文字管理与辞书规划结合的四项措施。
　　[关键词] 语言文字工作 辞书规划 辞书资源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5-0047-07
　　我国辞书的大发展得益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的两次辞书规划，出台了刺激辞书产业发展的辞书政策。这使汉语辞书的发展呈现蓬勃之势，也真正形成了规模化的辞书产业。新合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知，决定组织编制《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这被称为第三次辞书规划，它将在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和网络时代，对辞书未来的发展进行新的布局。
　　辞书的内容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是辞书，二者互相支撑，互相发明。当前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将语言文字管理工作与新的辞书规划相配合，并从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转型。
　　1 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在新时期的转向需要依靠辞书
　　网络时代是一个解构权威的时代，传统的以专家权威、法规规定为核心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逐渐出现一些“不适症”，社会语文生活也出现一定的混乱。例如近几年，比较大的争议就有“恢复繁体字”、国家语委发布171条新词语、《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中所谓44个“整容字”、《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字母词、国家语委相关文件规范字母词等，如果说这些争议还停留在民众日常语言文字使用范围之内，那么2012年媒体发生的因方言播音而产生的所谓的“脱粤入普”“脱沪入普”之争，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地域文化认同。wWw.11665.cOm
　　国家相关部门主要依靠语言文字规范管理社会语言生活。法规性的语言文字规范与复杂的社会语文生活之间不存在直接对接性，前者要求统一性，后者要求尊重变异性，规范不能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否则易在社会上引起不满与反弹。当前语言文字规范推广与社会语言生活之间的切变突兀，缺少过渡环节。未来工作的方向在二者之间必须有过渡，既能体现学理依据，又能充分反映社会需求，在专家权威和普罗大众之间架起桥梁，使刚性规范平滑过渡到丰富多彩的社会语言生活中，起到应有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能承担这一重任的最佳选择被称为“语言文字准规范”的“辞书”。
　　“规范—辞书—社会应用”构成一个连续体系：国家规范是刚性，是语言政策规划的结果，体现的是规定主义；辞书是软性补充性准规范，体现专家意识，有描写事实和学理阐释的特点，是国家规范的最重要补充。这一由刚到柔，由统一到变异，由规范到引导的一体化模型，极大地弱化了规范的刚性与社会语文应用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要打造好这一连续体系，做好“辞书”这个过渡，传统的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必须实现转型。但方向在哪里呢？
　　近些年相关部门也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字管理工作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例如：针对当前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网络化传播、全民性参与特点，国家y语言文字委员会采取很多与时共进的措施，逐渐使规范工作由从专家行为过渡到“专家+民意”的模式；重视语言生活现实的描写，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建立了十多个研究中心，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热点领域进行监控，动态捕捉和描写语言事实的实时变化，并每年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数据。这些工作说明相关部门已经关注到语言管理工作的资源意识以及服务意识，但还缺少一个明确而集中的载体来统筹。
　　语言文字管理工作是语言规划理论的具体应用。根据周庆生先生[1]的介绍，“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haugen， e.）引入学术界的。该术语是指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从提出一个新术语到推行一种新语言”[2]都可以纳入语言规划之中。卢兹（rz）提出了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 语言作为问题（language as problem），语言作为权利（language as right），语言作为资源（language as resource）[3]。所以，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应该由纯管理转向本体规范、

会语言文字应用引导、语言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其中服务是核心。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向社会和民众提供丰富的语言资源——以辞书为载体的语言资源建设应该成为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转向之一，这就与马上要进行的第三次辞书规划形成了互动。
　　2 海外以词典为中心的语言文字管理经验及对我们的启示
　　西方的语言生活包括政策和资源两个层面。海外语言政策多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规定，出台的刚性政策少，主要是语言地位政策，目的是维护社会各种交际关系，并解决语言推广以及语言的民族问题等需要。在操作层面上，多以各类词典为载体，重视规范性语言资源、文化语言资源、教学性语言资源建设，可以说整个社会语言管理工作都是以词典为主要载体来完成的。其具体做法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2.1 采用语言规划理论来指导语言文字工作，核心是词典载体
　　海因茨·克洛斯[4]指出：语言本体规划，即关注语言本身或语言内部结构的规划；语言地位规划，系指某一特定社会中，为了改变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和功能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规划其实就是将语言工作分为本体和社会应用两部分，后者同时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社区方言规范，这与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的边界是相似的。但也有不同：海外的语言规划更多是将二者统一到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过程中，从语言规划的实施过程看，包括“选择”、“编典”（codification）、“实施”和“细化”（elaboration）这四大阶段。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编典阶段，编典主要包括文字化、语法化和词汇化三个部分，而最终的工作成果必然体现为词典载体。词典是物质基础，舍此，语言规划的宗旨、定位、选择、实施、细化等环节都无从谈起。我们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具体的操作性理论和实践经验。理论研究上的疏缺，极大影响到我们在这方面的管理工作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2.2 细化语言资源类型，用不同类型的词典进行收纳、承载
　　海外的语言资源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2.2.1 以国家语言资源工程建设为己任的大型词典
　　国家词典的建设目的是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语言建立资源库，是典型的查考型资源。历史最悠久、最典型的国家词典是《牛津英语大词典》。这一词典编纂和修订前后历经两个世纪，一直被作为英国的国家语言资源而存在，其收集信息全面，既关注到词源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也考虑到音义引申等历时信息，又照顾到共时的使用信息，且各种信息经历了时间考验、专家权威审核、社会应用检验，吸收词典评论方面的意见，修订持续、及时，所以资源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都得到了保证。用户可以在这样全面的国家语言资源词典中检索到自己关注的信息，查全率高。
　　还有一类国家词典是以保护自己国家语言的独特个性而存在的。澳大利亚的国家词典中心一直以编纂和维护修订《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为核心任务，除了具有同《牛津英语大词典》一样的资源建设功能外，还在保存澳大利亚英语的独特个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把有地域色彩标记的词汇作为收录重点。这是利用词典对语言发展和语言变化结果进行忠实记载的资源存储功能。
　　有的国家词典的资源建设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更有活力，而且减轻国家的负担。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尽量减少对词典编纂出版的相关具体业务的干预，一切交由市场运作，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严密的立法来进行保障，所以美国并没有明确的国家词典的概念，但却有大型出版集团出版的相类似的大型词典，本质上也起到了国家词典资源建设的任务，如collins、webster、macmillan等出版社都有相应的完全版大型资源词典，与《牛津英语大词典》相类。这些词典大多注重收集和反映美国英语变体的词汇、词义和用法。这种由市场进行国家语言资源建设的最大好处，就是引入竞争机制，体现词典编纂的创新和多样化特色。这几大家族的大型词典内容较少冲突和重复，为获得相应的市场和用户，它们会以认知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等的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将语词的各种属性值采用不同表达方式、表达侧重以及不同的编排体例描写出来，体现出很强的创新性。
　　在使用上，海外的大型资源类词典大多具有公益性、服务性。这些大型的国家词典主要体现为查考型词典，由于卷帙浩瀚，个人购买者少，靠这样一部词典去获取大

量经济利益是不现实的。所以，很多出版社将这类词典都作为公益品牌来打造，尽量通过电子化、网络化实现共享，体现服务性，例如《牛津英语大词典》就出了电子光盘版，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光盘版一样，成为词典服务意识的典型代表。这些大型词典资源的公益性特点，真正体现出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的意识。
　　这些出版社将大型词典资源视为公关形象工程，视为相关组织或出版社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品牌，并在社会树立语言权威资源形象，然后在这个良好形象的带动下，从这些词典中离析出各种类型、各种系列的专门性词典或中小型词典，如满足市场需求的规范性词典、描写性词典或学习型词典，这些词典直接面向广大的普通用户群，销售量大，可以保证利润增长，从而有经费继续建设和维护原有的大型词典。
　　2.2.2 重视收录各语域语言资源的描写性词典的建设
　　海外语言规划中的“实施”是用各种类型的中小型词典发挥“轻骑兵”的作用，迅速地服务于各语用领域的需求，在服务的过程中起到规范和引导语言文字的正确使用的作用。例如，西方针对各语域编辑了大量的办公室语言词典、政治语言词典、少儿俚语词典、司法语言词典、刑侦语言词典等，且特别重视俚语及新词语词典的编纂，这类词典多为描写型词典，关注这些词语的实时变化的时态，如美国文化词典——cultural dictionary，就收录了当前在办公室白领间流行的最新俚语、双关语、成语等。
　　2.2.3 把学习型词典作为在教育领域推广标准语言的最重要的工具
　　英美的牛津、剑桥、朗曼、柯林斯、韦伯斯特、麦克米伦六大词典出版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有创新性标志、区别度明显的学习型词典，如著名的《柯林斯高级英语学习词典》（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这些学习词典在编纂理论的创新性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将用户使用词典的需要、爱好、使用方法、习惯等研究得非常深入，并基于认知心理学原理，采用了整句释义、释义词汇控制、义项索引等创新性的释义和编排方式，体现了编纂理论的创新性。
　　2.2.4 重视语言资源变化的监测与记录，用词典迅速反映语言变化实态
　　欧美词典不论是由政府层面、还是出版社层面组织编纂，都建有巨型的动态平衡语料库，并且能保证语料的动态、适时、足量更新，这使欧美词典对词汇资源发展变化的把握更客观，更准确，其基于语料库词频、义频的统计进行的释义和义项分立操作，都可得到量化的学理上的有力支持，而且词典的修订周期也因此大大缩短。巨型语料库的建设有些由国家负担，但在英美等国，则多由出版社负担。
　　动态更新的巨型语料库可以对语言变化实态及趋势的适时把握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语词总量变化进行监控。例如，根据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的调查，目前每天大约有14.7个英语新词产生[5]。这此词中反映出语言中新质的产生，其数量是惊人的，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全国各阶层各领域人们的语言交际。而这种对词汇总量的精确把握和对词汇变化的准确捕捉，极大地提高了词典资源的建设与更新的效率。
　　（2）语词资源监测领域越来越细化。海外多根据细化的使用领域，采集与动态捕捉各领域词语的细微变化。例如：英国智库“政策研究中心”汇编的2008年lexicon辞典就收录了100多条“政治语言”，这项工作意味着词典编纂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其背后的语料库需要及时细化和深化。 　（3）对语言中即将消失和复活的现象予以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发现单词dag曾被美语词nerd（令人讨厌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替代，这个词最近又复活了[6]。这些词汇的运动轨迹无不一一被国家词典中心捕捉，并在词典中记录下来。
　　2.2.5 在语言资源监测的具体方法上，更重视尊重民意和实证，并将成果迅速反映在词典中
　　海外语言规划理论中，泰格奈尔[7]主张语言是一堆符号，只有“最易于传递、最易于理解”的符号才是最佳符号，而最宜于理解和传统的符号必须是全民大多数所公认的标准和内容。这一点国内的陈原也认可：“语言规范就是一个语言群体在一个特定时期一个特定空间，经语言群体多数成员所公认的标准表达形式，这个形式是根据（个人的或集体的）交际环境，包括所处的社会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而自然形成或有意识地制订的，其作用

是在调节语言的社会功能。”[8]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语言文字工作中，刚性政策推广的基础是民意共识和调查实证。这一点欧美国家把握很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一些重要的词汇现象的认定与取舍多由民意决定，并在词典中及时反映。对于新词语是否进入词典，我们采用的方法多为由编者主观认定或判断。西方多采用征集民意的做法。全球语言监测机构、美国方言协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韦氏在线词典都例行性公布年度词汇，采用的方法都在网站公布候选词汇，然后由民众投票选举。这些词语往往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2）多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实证方法，调查和评估语言的新发展变化，并在词典中加以及时反映。在西方的语言规划的流派中，有一派理性选择学派，他们认为语言规划的决策程序包括五个步骤：辨识语言问题，开展语言调查；制订规划目标；提供多种可能的解决办法，理性选择其中一种；实施这种办法；评估，将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9]。其中对语言调查的重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当前的电子和网络时代，对新语言现象的调查与评估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在定量分析方面，欧美词典多结合语料库和网络。海外特别重视语料库的建设和更新。例如《牛津英语词典》编篡和收录新词主要依据拥有一亿多词汇的“英国国家语料库”（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这一语料库保持着频繁的动态更新，而且《牛津英语大词典》还拥有4800万词汇并以每年近500万词汇递增的“牛津世界阅读课题”（oxford world reading programme）。
　　语料库提供词频、义频的客观数据，而网络搜索引擎在记录语言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数据来自于民众查询实态，因此更为客观，更能反映民意。例如，在google公司每年公布最流行搜索词汇中，每个单词的搜索点击量均超过了10亿次。这些词汇的排序是根据用户的搜索量来确定的，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公正性。可见，“搜索引擎不仅起到了记录语言的作用，它自己也成为了语言的一部分，这正表明语言是在生活中被创造并发展的”[10]。
　　在新语言现象的认定上，定性分析标准科学严谨。新的语言现象要进入词典也必须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客观的定量统计只是新语言现象认定的辅助手段，必要时还需要进行定性认定。例如《韦氏词典》的选词标准是“在特定时间段内，某一词汇被人们广泛使用，并被多家出版物所引用”[11]。而编辑们的例行工作是采用“阅读并标注”寻找新词、新用法，这些工作都是发挥词典编纂者主观经验性特点的表现，与客观定量分析配合使用。
　　（3）网络词典在线更新的方式也是海外词典公司监测新词语资源时主要采用的手段。如《韦氏大词典》《牛津英语大词典》这些国家级词典的网络在线版频频纳入新词。而英国的词典编纂者打造了一个名为“gran slang”的在线征集俚语词典。这些做法不但对在线词典建设有助，而且对传统词典的修订也起到积极作用。
　　（4）语言资源监控型词典能比较宽容对待语言中的新变异和新质的出现。很多国家都有保持自己语言纯洁性的要求。例如法国的“拉鲁斯词典”为规定性词典，其目的是为保护法语的纯洁性，所以不允许有对语言的混乱使用或不合适的夹杂，其规定性的特色非常明显。我国对字母词的使用也采用比较严格的态度。欧美英语词典对待外来词语的态度比较宽容，这也成就了英语成为一种复杂的、全球性的语言的胸怀与魄力。
　　其实，语言的纯洁观是语言规划中的一种比较落后的观点，法国的词典拉鲁斯一直坚持要纯洁法语，但现在的法语及其词典也充斥着大量词源是英语等其他语言的词汇。外族词汇的渗透往往不是侵略，而是民众在自由交际中的自主选择，最后形成一种语言使用共识。语言共识一旦形成，就是约定俗成，语言文字再进行规范时一定要谨慎，首要看其是还真正危害到汉语汉字的母体。王力先生对此持开放的态度，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基本词汇具有不可渗透性，基本词汇保存了，一般词汇大大扩张了，汉语的发展就是这样正常而健康的。”[12]另外，汉语有自己独立的文字系统，只要不废除汉字，而且普通话仍是国家的共同语，就不必过于担心外来词。但如果这些外来词汇或新创词汇的使用影响到社会用字、用词的秩序性，则必须采用规范措施

　　3 语言文字管理工作与辞书规划相结合的途径
　　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3.1 加快出版语言资源存储与监测型辞书，维护汉语汉字载体及其承载的文化的全面性与多样性
　　（1）国家语言词典
　　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出版有泛时性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词资源辞书，这些辞书的出版大多是在相关政府部门的两次辞书规划中安排下编纂的，体现了一定的政府行为特点，但其均为古今兼收型辞书，侧重在古今资源的收集上，而且修订进度缓慢，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海外大型词典几年推出一个修订新版以及在线适时更新的做法相比，差距还很大。《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型语文词典，虽修订比较及时，但其定位在推广普通话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资源功能不是其核心编纂追求。我们目前还缺少一部国家语言资源库式的大型共时词典。 　　（2）语言实态监测词典
　　每个新的词语的产生往往代表着国家相关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热点现象。语言发展实态的监测是国家相关部门重要的工作职责。国家语委建立了十个中心，监控每年产生的新词、流行语、教材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变化信息，每年发布语言生活状态报告绿皮书，向社会报告年度语言生活状态，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化工作思路。
　　但绿皮书绝不可取代辞书资源建设。绿皮书是调研报告集，不可能具体、完整、全面地反映词语的年度变化。比较可行的方法是编纂监测型词典。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尝试推出小型年度本词典，如年度新词语词典、年度流行语词典等，但由于出版周期的影响以及效益问题，现在仅见商务印书馆推出小薄本的年度新词语。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华语词典
　　华语圈同文同语，但由于地域的差异形成了事实上的汉字地域变体以及语言地域变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大陆是华语圈语文生活的母体，有义务把这项工作做好。汉字的差异主要体现为繁简字、正异字的区别，因为文字的稳定性，这种差异是有规律可循、可把握的。语法的稳定性强，差异较少。语音基本都是以民国时审定的国音为基础，差别也不大。但词汇的差异比较大，除了异称词、文言与口语之别，这些年各地在译介引进外来词方面以及产生的新词语方面都有很多差异。因此编纂一部大型华语词典迫在眉睫。
　　这三类辞书资源的建设一定要首先建立国家层面的大型语料库。欧美资源储存与监测型词典不论是由政府层面还是出版社层面组织编纂，都建有巨型的动态平衡语料库，并且能保证语料的动态、适时、足量更新，这使欧美词典对词汇资源发展变化的把握更客观、更准确，其基于语料库词频、义频的统计进行的释义和义项分立操作，都可得到量化的学理上的有力支持，而且辞书的修订周期也因此大大缩短。巨型语料库的建设与维护有些由国家负担，但在英美等国，多由出版社承担。我们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门团队，专职从事此项工作。没有这个大型语料库，以上三类辞书永远不可能高水平实现。
　　3.2 加快出版中型规范词典，为民众语言文字应用中的困惑提供权威规范的解决方案
　　西方语言规划中有一派为语言治理派，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语言治理的过程。“在语言治理过程中，授予特定人员某种权限，以便他们能够发现其所在社区成员潜在的或实际遇到的种种语言问题，并能提出系统、严谨的解决办法”[13]。所以，语言治理的中心问题就是要面向广大基层群众，解决大众语言运用中遇到或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作为以辞书资源为中心的语文文字管理工作首先在建好一部公益性的规范性词典。这部词典的编纂宗旨应该直接服务于语言文字规范，服务社会语言文字应用，帮助民众解决语言文字应用的困惑，正字正音正用，引导释义。它不是简单在贯彻语言文字现有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在法定语言文字规范没有覆盖的地方，提供共识性的语言属性值，建立模范引导作用。
　　这部规范词典应该是字典与词典的合一。辞书编厚了难，考验的是知识的广度和尝试，但编简要了却更难，因为对语言文字知识的取舍的标准需要更准确的拿捏。建议以经过历史考验的经典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只进行最基本的形、音、义、用属性的规定，特别是对有争议的语言文字属性，必须给出权威的或推荐性的答案，但支持罗列异说。如同古代的正字之书，在出正体字形后，还罗列俗、简、异等字

体。所立字头宜以一万左右为宜，收词宜以《现代汉语通用词表（草案）》的五万词为宜，保证规定性或推荐性内容的覆盖面。释文不应过多、过细，越详细规定性内容就越易引起争议，只提供常用义项，采用自编例方式提供最典型的例证，但建议列出与其他华语圈的对应词汇，加强沟通。释义不出语用标记，但字头释文要提供正音和正字形、构词编码、笔顺笔画偏旁部首等规定性内容。
　　其实，在民国时的国语运动中，已经出版了一部类似的规范性词典——《标准语大辞典》[14]，收词三万多，但只进行最简单的释义。这部词典的编纂理念、编纂思路很值得借鉴，但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3 加快出版学习词典，把教育领域作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主阵地之一
　　中小学是一个人规范的语言文字观养成的黄金时期，因此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教学是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培养的最重要的阵地。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编写面向母语、面向各少数民族、面向海外的学习词典，将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内容和意识贯穿其中。编纂时还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处理好与教材的关系。教材也是语言文字准规范的一种，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蓝本。目前各地方的教材均不一致，就迫切需要先制订一份教学字表、词表，然后有针对编纂相应的学习词典。词典释义应该以释教材用义为核心再行扩展，而用例也应该以改编自教材用例的自编例为准。
　　二是重视与推荐性规范——行业教学手册的关系。海外有教师语言手册、教学语法手册等行业资料集，我国也有《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等语法手册；围绕对外汉语的等级考试，相关部门在词汇规范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发布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这为中小学汉语教学词表的建设提供了借鉴，但目前还没有研制出《普通话基本词汇表》；语音方面，虽然目前的法定规范也比较全面，但还没有针对语文教学的需要的《普通话标准音节表》《普通话轻声词表》《普通话儿化词表》等手册。
　　应该组织相关专家研究有权威性的文字教学手册、语音教学手册、词汇教学手册、语法教学手册、修辞教学手册、表达手册等，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统一界定，明确推荐性的解决方案，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习得。但行业教学手册毕竟不同于词典，只能与学习词典互相支撑，互相发明。
　　三是加强与语言教学研究的联系。要将最新的语言教学研究成果和方法体现在学习词典的编纂中，实现整合效应。
　　四是与语言文字测试结合，编纂应试词典。应试型词典也一种特殊的学习词典。海外出版过多部高级应试词典，如longman exams dictionary，内容整合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朗文英语联想辞典（第二版）、托业/托福/雅思/cae/fce等考试指南及模拟试题、语法手册、写作手册等内容，非常适合学习英语以及参加各种英语考试时参考备查。 　用编纂应试词典的方法来推广语言文字规范更具推动力。国家相关部门要重点研究测试标准、测试内容等，开发的测试大纲，已有的测试大纲如《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1997）、《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以及《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2006）等推行得都很好。辞书界要根据这些大纲，组织编写有针对性的应试词典。目前对外汉语领域已经有多部针对hsk词表的详解词典，便尚无应试词典的出版，而向母语的应用词典更没有见到。
　　3.4 加快出版服务社会需求的分语域词典，体现政府服务社会的职能
　　词典具有辅助表达的元功能。社会对语言文字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各种表达和交际。表达与交际可分为多种类型，如艺术表达和应用表达，私人表达与公务表达，对内表达与涉外表达等。立足“表达与交际”这个词典的应用中心，为各个领域编纂建设相关的表达词典资源，可间接地将语言文字规范推广到社会各应用领域。
　　相关政府部门不应参与这类词典资源的具体的编纂，但可细化出满足不同语域需求的资源词典体系，规划选题，然后由出版社组织专家编纂，最后向各领域的语言文字应用者推荐，以调动出版社、编者的最大积极性。这项工作全面推广后，政府将成为分语域词典资源集群的规划者，体现语言文字工作服务民众、服务社会的政府职能。
　　4 结 语
　　总之，在相关部门新的辞书规划即将出台这个大好时机，建议国家语言文字管理部

门一定要抓住机遇，与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协同工作，将语言文字管理与辞书出版两项具体业务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既能促进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健康发展，又能使新的辞书规划体现出更广泛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能从辞书内容上保证本次辞书规划的顺利进行。
　　注 释
　　[1]周庆生.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j].世界民族，2005（4）
　　[2]haugen， e.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59，8-21
　　[3]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