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省、县（市）之间直接的联系，省级在转移支付、收支划分、财政预决算等方面直接下达、考核到县，解决了部分地方存在的市级财政截留省级对县级下划资金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县乡级财政保障能力。2009年， 全省县级可用财力671.4亿元，税收返还及各项财力性补助为386亿元，与2007年相比，县级可用财力增加240.2亿元，增长55.7％，其中来自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增量为115亿元，占可用财力增量的47.9％，来自税收返还及财力性补助增量125.2亿元，占52.1％。
　　 （三）扩大了县（市）的财力，促进了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实施“财政直管”后，从源头上断绝了市级对县级财力的截留、阻断，增加了财政资金的运转效率，从而促使安徽省县（市）财力和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十五”期间，安徽省县域财政收入占全省总量的份额由32.4%下降到21.9%，增幅明显低于全省增幅，而到了2009年，全省县级财政总收入470.6亿元，比上年增长23.9％，高于全省增幅近7个百分点；增收额占全省增收额的40.3％，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有14个县财政总收入超过10亿元，比上年增加7个，其中凤台县、肥西县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20亿元。
　　 县域经济上，“十五”期间，安徽省县域gdp年平均增长8.3%，比全省低2.3个百分点，县域gdp占全省的份额由2000年的48.1%下降到的2005年45.9%；而到了2007年，县域gdp达到3491.3亿元，比上年增长14.8%，较全省快0.9个百分点。县域gdp总量占全省47.5%。县域gdp平均规模为57.2亿元，比上年增加10.3亿元，县域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县域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 （四）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安徽地处中国中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省内除合肥、马鞍山等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规模较小，财力较弱，对所属县（市）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差。在原有“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条件下，不仅难以补助、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相反，还容易产生市级利用管理权限，截留、争夺县级财力论文联盟http://的情况，而相应的，县级政府的财力不足，往往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并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最终，县级财政不得不寻求从乡村获取“财源”，这样，财政资金不仅难以有效反哺农业，难以支撑新农村建设，反而可能加重农民的负担。施行“省直管县”改革后，县级政府财政保障能力提高，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辐射带动能力提高，有利于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省直管县”提高了财政资金周转效率，减少了管理层级，更加有利于中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足额、高效用于“三农”建设，增加了城市反哺农业的效率，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安徽实行“财政直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财政直管”与现行行政体制相悖，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突出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五级体制，地方政府的管理层级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县和市所设的区；乡，镇”四级，由省管市、市管县。而“财政直管”后，市级实质上失去了对县级财政的管理权，违反了我国预算法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原则。而且在“财政直管”改革后，县级党委政府仍然受市级党委政府的监管，在人事任免、行政管理等方面仍然是“市管县”；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没有修改完善之前，市级仍然行使全市范围内的事权，并事实上部分履行着应当由县级履行的事权，市级财权缩小，事权不变，其事权财权不对称情况更加严重。上述行政管理权、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不统一的情况，必然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公共产品提供中的资源浪费。事实上，在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后，存在部分地级市为了保留部分利益，在交通规费等方面与县争夺利益、在承担责任和义务时又与县级相互推委的情况；而一些垂直管理部门，比如工商、税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其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矛盾更加突出，扩权前是一个“婆家”，扩权后变成两个“婆家”，工作、监管程序重叠，更加困难。[3]
　　 （二）“财政直管”后，财政监督管理难度增大
　　 “财政直管”改革后，原有的省管市、市管县体制被打破，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省级财政监管任务急剧增加，省财政监管部门疲于奔命，以安徽为例，省财政监管的市原本只有17个，“财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