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组是中国的新战略机遇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战略是国家建设的—个组成部分。为此，有必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一、从国际层面看战略机遇内涵和条件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现在所讲的战略机遇期是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延续了十多年的良好国际环境。其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不断扩大，中国能够自如地同时运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又快又好的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人把过去的十多年看成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客观地讲，这个阶段的战略机遇期，有着鲜明的政治外交属性。主要是在“9·11”事件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主要关注一直聚焦于“反恐”。在反恐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中美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合作与协商始终是主流。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其实，战略机遇是个宽泛的概念，需要中国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wWW.11665.cOm对中国这样—个发展中的大国，寻找新的战略机遇，或延长战略机遇期，不能只从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态势上找，更要从世界经济层面去寻找和发现对中国有利的战略机遇。
　　纵观今日之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已经同世界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全球稳定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一席。据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6420.6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的地位；2012年1至10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已达到31615.7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39000亿美元。另外，截止到2012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约为32850亿美元，排名全球居首。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尤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阴云未散的今天，无论是面临财政悬崖的美国，还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抑或是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都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或是不可忽略的利益攸关方。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在中国日益强大的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改变，亟盼中国从国际体系的受惠者向国际体系的贡献者转变。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这高速发展的3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不断地从现有的国际体系索取的30年，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不断进入中国，为中国所用。现在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被人视为即将从发展中国家行列里毕业。尽管经济增长的质量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是体量的增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国家对中国的现状还不怎么适应，对中国的猜疑和恐惧开始增加。中美两国自“9·11”反恐以来的战略合作态势出现变化，奥巴马政府高调推行“重返亚太”战略。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纷争不断，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常常被人误解。
　　在中国原先所享有的相对稳定的外交和安全局面遇到了空前挑战的今天，人们不仅应该在新形势下认真思考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寻找如何延长战略机遇的手段与途径，而且还有必要去寻找新的战略机遇。如上所述，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正面临重大改革和变化，乃至于重组。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已经被寄予前所未有的期待，要求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许是中国新的机遇。中国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彻底改变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从属的角色，真正走进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
　　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变革
　　目前，正在展开的全球经济治理重组的主要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所谓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是指那些脱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货币金融事务、贸易投资事务、发展援助事务等四大领域，其相应的治理机制分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等。冷战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作为协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政策的场所，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繁荣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奉为“历史的终结”，那些原本应用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治理机构也随之扩展至全球，因此曾被一些人不恰当地夸张为“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笔者曾经论述认为，所谓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其实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霸权的私物，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内部存在结构上的不平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其中，在国际金融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权力与义务不平等现象最为明显。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少数发达国家仍占imf投票权的近60%，其中仅美国就占据16.77%，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在指导和援助世界各国应对危机方面束手无策，其内在缺陷和能力局限暴露无疑。显而易见的是，不合理的治理结构已成为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行动的最大阻碍，改革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是大势所趋。
　　第二类是一些非传统的、突发性的全球热点经济治理议题。除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环境与能源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外，当前的全球热点经济治理议题还包括一些突发性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经济事件。这些议题与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相比，由于其治理主体尚不够明确，利益攸关方众多，而且议题本身也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因而治理难度相对更大。以气候治理为例，由于环境和气候问题与所有国家息息相关，并影响着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国际社会在治理理念上较为统一，基本认同气候治理的必要性。然而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一些发达国家却违背《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诺言，以种种理由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发展中国家，直接导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失败、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僵持的局面。类似的集体行动困境还出现在欧债危机之中。自2009年希腊突然爆出巨额财政赤字开始，欧洲各国进行了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原本的希腊债务危机逐渐蔓延成为威胁整个欧盟团结甚至生存的欧洲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受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也受到严重冲击。在欧盟内部争执不断、欧洲经济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谨慎对待欧债危机的救助问题，更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消极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国际评级机构在此期间则表现“抢眼”：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遭到“降级”，其海外融资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客观上对危机的加深和蔓延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类是新出现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性经济治理议题。在美欧大陆已经出现了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在非洲出现了南部非洲共同体等区域或跨区域合作形式。在亚太地区则主要包括“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和以中日韩与东盟（10+3）以及“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这些组织和谈判的陆续出现，表明了在全球经济治理出现局限和缺失的前提下，区域性经济治理将是全球化的新形势、新潮流。区域合作既是对多边行动的补充，也是对多边行动的推动。以国际贸易为例，世界贸易组织自2001年发起多哈回合谈判开始，历时十余年仍未能打破僵局。有学者宣称多哈已经死亡，国际贸易需要建立新的规则和舞台，以弥补wto的不足。以此为背景，以10+3、rcep、tpp为代表的区域性经济治理议题理所当然地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目前，参与rcep谈判的有东盟10国和中日韩、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国参与，是亚太地区覆盖面最广、经济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合作。同样，参与tpp谈判的国家涵盖了美国、新加坡、越南、墨西哥、加拿大等11个国家，其参与国gdp的总和超过世界gdp总值的30%。毫无疑问，中日韩自贸区谈判、10+3、或者rcep、tpp等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三、当今国际体系的三大重要战略特征
　　国际社会之所以出现经济治理重组的议题，其深层次动力来源于国际体系的变动。确切来说，当今国际体系主要存在三大重要战略变动。
　　一是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实力上有所下降，而且政治自信心也出现部分动摇；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对全球经济治理投入资源的能力和意愿都可能下降。
　　二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有所提高，在全球性政治经济问题上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已经转变为共同创造者。虽然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负面冲击，而且相互间也存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但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决心和信心正在不断增强。
　　三是从区域角度来看，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变化充分表明亚洲国家的整体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影响力也在进一步扩大。
　　上述三方面的战略变动集中表现为以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和印度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心正加速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全球经济实力对比与全球治理权力分配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拉大，继续坚持过去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无可能。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凸现了自二战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缺陷与不足，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再也无力独占国际经济治理大权；ifm被迫改组；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影响力空前上升；自wto成立以来的最重要的全球贸易谈判多哈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在原有治理平台和治理机制内缺陷和矛盾日益表面化的同时，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等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正在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g20突破了原有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垄断全球经济事务的格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聚一堂，集体讨论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在合作应对欧债危机，探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旧有的世界格局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和诉求。
　　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重组既包括传统全球治理机制内部的改革，同时还正在形成许多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平台和治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过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长期扮演次要角色，所以未来必然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博弈的考验。在许多涉及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议题上，新兴经济体在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只有处理好本国利益和国际义务的关系，努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日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重组才能继续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和路径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应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抓住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组的战略机遇。具体来说，中国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组的基本原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中国的利益正在走向全球。中国不仅只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中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国，难以在全球经济治理重组中继续保持沉默。中国既是亚洲地区的最大的大国，又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力决定了中国的确也难以像西方国家要求的那样承担过多的所谓国际责任。为此，必须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以发展中国家集体的名义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加强中国的参与度，这样做既可以减少西方对中国的猜忌，也有利于建立更为公正、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组的重要前提之一。中国在努力推动治理变革的同时，还应重点考虑如何防止引发西方大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或者加深其对中国的战略猜忌，要与美国、欧洲等传统大国建立和维护新型的大国关系。虽然美国一国独大、一家独霸时代已经过去了，发达国家已经难以单独包揽全球经济事务，但是美国、欧洲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传统大国仍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具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各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共同利益正在扩大。中国作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国，已经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巨大的共同利益。中国同一些国家可能在政治和战略上有着分歧和潜在的冲突，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希望努力扩大这种共同利益。在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一时无法消融的情况下，经济领域中共同利益的存在为缓和或化解政治战略分歧提供了可能。
　　全球经济治理重组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中国来说，把握得好的话，因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组而形成的新战略机遇将是个能够延续一段时间的历史性机遇。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重组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ifm等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原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初期形成的，也是经历了长期的调整和适应才逐渐对国际经济的管理起到一定的作用。一个新兴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形成，也同样需要时间。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新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其综合经济实力有所提高，但是仍然面临对外依赖程度高、经济内生动力不够大等问题，而且相互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在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各自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替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的主导性角色。一个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也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对此，中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确把握其特点，努力增强中国参与能力和参与度，把握好和用好这个难得的新机遇。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组，需要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气度，要克服单纯经济利益计较，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立足点放到从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转变到创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放到扩大和拓展中国改革和发展国际空间的基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深层次上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组是一个宏大工程，任务繁重，目标多元。中国应从全局观的角度，统筹国内和国际，明确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组的战略目标，以协调、整合、统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组的各项努力，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中，中国不仅要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重组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更要将其作为一个发挥积极主动作用、承担国际责任、为全人类的利益做出相应贡献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