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戴志强，沈逸林

　　近代机制铜元是在清末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机制银元发行以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奏准在广东开制铜元。铜元开始是作为银元的辅币，对银元作价的。广东初制的铜元，币面书有“光绪元宝”四字，中间没有方孔而为满文“宝广”两字，上环书“广东省造”，下环书“每百枚换一圆”，即百枚铜元折合一枚银元，背面是飞龙图案，书英文“广东、一分”，每枚重二钱。但此制不合民间的习俗，因民间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方孔圆钱，当时光绪通宝方孔圆钱也还在大量铸造发行，所以根据民俗，便把“一分”改为“十文”，把“每百枚换一圆”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即把铜元改为对制钱作价。从理论上讲，其不再是银元的辅币，这就形成了光绪元宝铜元的基本格式。
　　一、清代铜元
　　铜元的初制阶段，成色稳定，外形美观，制作整齐、精巧，又弥补了制钱的不足，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受到民间的欢迎。广东开制光绪元宝铜元成功之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谕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已有十七个省开制，设铜元局多至二十处，几乎遍及全国。
　　清末铜元的面额分有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和一文五等。四川曾试制过光绪元宝三十文铜元，是特例。社会上主要通行的是当十铜元，即所谓“单铜元”，当二十的也比较多，即所谓“双铜元”，当五以下的很少使用。
　　清代铜元的制作，没有统一的规范，致使光绪元宝铜元的版式变化极多，不仅各省之间不同，即使是同一省制造的，变化也很大。wwW.11665.COm面值文字的表述，龙纹图案，花纹形制，文字大小、位置布局，乃至有无星点、星点多少和大小等，版式变化极多，不胜枚举。
　　由于光绪元宝铜元的制造有利可图，各地大量发行，导致严重的供过于求，铜元很快泛滥贬值。为了维护信誉，光绪三十一年五月，清政府在天津设立户部造币总厂，试制“大清铜币”，面值分为当制钱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四等。同时，又颁布《整顿圜法章程》十条，停止制造光绪元宝铜元。并对铜元的成色、重量、流通数量及禁止倾销牟利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户部“大清铜币”十文铜元，币面珠圈内书“大清铜币”四字，上为满文“光绪年造”，满文的两旁是干支纪年，左右两侧书“户部”，下书“当制钱十文”；背面中间珠圈内为大清龙图案，上环书“光绪年造”，下环英文“大清帝国铜元”。其他面值者，制作大致相同。宣统年间继续制造，只是把“光绪年造”改为“宣统年造”。各省所制铜元，亦由户部统一颁发祖模，只在币面中央加一个或两个小字代表省或地区之名，计有湖南（湘），江西（赣），湖北（鄂），河南（汴），直隶（直），江苏（苏），安徽（皖），福建（闽），广东（粤），四川（川），云南（云、滇、川滇），浙江（浙），奉天（奉），江南（宁），吉林（吉），山东（东），清江（淮）等。
　　“大清铜币”也以当十铜元流通最广，当二十文的次之。《整顿圜法章程》虽规定各种铜元的制造成数，但是实际上五文、二文铜元的制造极少，而一文铜元只有广东、湖北、直隶等省制造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才由度支部造币总厂统一制造了一文铜元，并分发给各省。
　　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例》，重新规定铜元作为银元的辅币，意图收拾混乱局面，统一币制。但还未实施，清政府就倒台了。
　　二、民国铜元
　　民国初年整顿币制，对辅币作了具体说明。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当局即令制大总统肖像纪念铜币，并分令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天津造币厂根据指令，制造了袁世凯共和十文铜元开国纪念币，面为袁世凯戎装半身像，背书“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十文”，配以嘉禾图案。此后湖北、安徽等省也相继制造，正面为“五色国旗”相交“十八星军旗”，上书“中华民国”，下书“开国纪念币”，背面外圈书英文“中华民国、十文”，中间嘉禾图案配以面值“十文”；字体、花纹、珠圈等，多有不同版别。同时还试制过当二十文和五文的铜元，但未正式发行。 [论文网]
　　民国三年公布的《国币条例》，对铜元种类、重量、成色作了详细规定。民国五年（1916年），当局制造了二分、一分、五厘三种面值的嘉禾圆孔铜辅币，币面书“中华民国五年”及对银元作价的比值，背面为方袱嘉禾图。其中二分的未正式流通使用。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次年通过的《国币条例草案》，确定铜辅币有一分和半分两种。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废两改元，三月，中央造币厂开工又制行了嘉禾圆孔铜辅币，有二分、一分两种面值，币面上方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和旧铜元的流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颁布《辅币条例》，规定辅币有镍币和铜币两种，铜币以分为单位，作为法币的辅币，结束了以制钱为单位的辅币制度，使混乱了数十年的币制逐渐趋于统一。据此民国二十五年制造了一分、半分铜辅币，正面中间为古布币图案，两侧为“壹分”或“半分”的面值；背为国民党党徽及制造年份。次年继续制一分铜元，图案未变，只改年号。另天津造币厂亦仿制过古布铜元，其中少量试制品上添制有“平”字、“京”字的标志。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侵华，中央造币厂内迁重庆。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的一分古布铜辅币，改由重庆中央造币厂等西南地区造币厂制造。在民国二十八年一分铜辅币中，少量古布图案下书有“桂”字，当为广西制造。民国二十九年重庆中央造币厂根据修正的《辅币条例》规定，制造二分、一分两种面值的铜辅币，图案同前，面值简书为“二分”、“一分”。民国三十年续制铜元，仅见面值二分的一种。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金圆券的最小面值辅币为“一分”铜元，由恢复生产的上海中央造币厂制造。图案沿用古布、党徽图，注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民国时期地方发行的铜元，亦很混乱，江西、广东、广西、安徽、福建、河南、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新疆、西藏以及东三省等，都打制过铜元，各地所制，花样百出，不胜枚举。
　　作者简介
　　戴志强，浙江绍兴人。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流通文物专家组成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曾任国际博物馆委员会委员，国际钱币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理事、亚洲地区主席，国际钱币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在多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及其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