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上半年，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三大主要指标分别是：gdp同比增长9.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cpi比去年同期上涨3.6%。
数据公布后，人们如释重负。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突出的特点就是未雨绸缪，中央政府吸取了1993年调控的经验，及时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宏观调控的实施使经济在短期内基本实现“软着陆”.而且最难得的是央行最终仍未动用加息手段。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尚不需要采取全面性的货币紧缩措施。它既避免了现在就付出加息的政策成本，也为今后使用加息手段留下了空间。
理论界与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调控成果只是初步的、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现行的调控措施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宏观调控。从经济学上考察，这种混合型政策工具是非优化的，其运用的不足在于：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客观上要求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为了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又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的介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量，特别是增加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使人感觉旧体制的遗留痕迹依然存在，与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符。
2.以行政干预的办法为经济降温，极大地造成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之间的冲突。WWW.11665.coM在当前市场机制已经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手段的使用既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向相矛盾。又可能会伤害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总之，它对经济增长中有效率的部分产生不利影响。
3.在此次调控中，中央银行已经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三大调控工具，央行手中只剩下惟一的武器——利率。货币政策的优点是避免对经济有过强的直接干预，但它们只是引导性的，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要有灵敏的反应度。我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因此，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另外，当前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也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从长期看很自然诱导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运行中的波动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既然已经认识到上述政策工具的弊端。那么，下一次再发生经济过热或过冷时。政府是不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依旧是程咬金“三班斧”呢？如果不是的话，政府又何以应对呢？
为了充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与体制。自20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结构与体制的现状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但国有经济仍然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非国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大为放松，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开始发挥作用，但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担负起独自调控经济运行的职能。按照过渡经济学的观点，我国当前还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指出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其特征包括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存在。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也不自行承担投资责任和经营风险。《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出版已经十年有余了。从那之后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此次经济过热的特点看，中国经济的“第二类非均衡”属性仍未消除。它说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由此也不难理解目前混合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它虽然是非优化的，但却是现实的选择。
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模式的构建与改革路径的选择有着重大关系。这里对比一下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的改革模式很有意义。在20余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选择了“渐进式”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旧体制的分解与新体制的建立是逐次推进的。而前苏联及东欧的经济转轨不同于中国经济。它们选择了哈佛大学教授sachs倡导的“休克疗法”。这种方法一步到位，在很短时间内就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前苏联及东欧过渡时期的改革中，过度注重新体制的建设而相对忽视了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不稳定问题。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受到较大影响。在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与社会代价后，可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宏观经济逐渐走上稳定增长轨道。相比之下，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则更加重视经济增长与体制变革二者之间的平衡，宏观经济并未由于体制转换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渐进式”道路的过程比较漫长。时间越长因体制改革滞后对经济健康成长的负作用就越大。在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调控政策的选择与执行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就如同此次遇到的情况一样。时至今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在中国建立起来。
比较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改革模式的孰优孰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依据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原理，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既然中国改革前期选择了“渐进式”模式，那么后期也只能延续走“渐进式”道路了。虽然与1993年相比，此次调控中市场机制已经能够显现出作用。但毋庸讳言，我国的经济转型时期尚未结束，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为了实现宏观调控措施从行政手段为主向市场手段为主的转型，我们必须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借鉴前苏联及东欧的改革经验，面向未来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制。为此，需要在以下重要方面继续做出努力：
1.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
从经济结构上看，尽管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国有经济的分布仍然太广、比重仍然太高，国有经济仍然是投资主体。目前，我国608个工业小类中，国有企业涉足604类，占99.3%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足553类，占87.7%。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为48.3%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3.4%。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比重一般在5%左右。显然，国有经济的战线过长妨碍了真正意义上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因为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国有经济，还是微观意义上的国有企业都有财务“软约束”的性质，市场调控手段的效果很有限。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收缩国有经济的分布战线，把国有经济的比例降至一个适当的水平。同时，相辅相成地促进民营经济成长。通过产权制度和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同民间资本进一步融合，从源头上构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
2.从体制上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的全面转型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改革成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最具有全局性、深刻性的关键问题。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也需要政府的全面改革。当前，我国政府改革滞后于经济市场化变迁的客观要求，政府职能设置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主要表现在：政府工作中经济建设所占比重过高，而对于社会目标与公共服务关注不够。2003年春天爆发的sars危机直接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和医疗、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中的欠账太多，说明政府的现状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在经济领域，政企不分、政府代替市场决策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长期以来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和微观经济运行仍然管理过多、过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状况也在变化之中。刚刚颁布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与《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政府在自身改革与建设方面做出的两大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应当以此之贯彻为契机，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1）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2）由投资财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3）由靠行政命令直接调控经济向靠市场间接调控经济转变。
3.明确事权划分，以法律为基础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宏观调控能否奏效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在此次经济过热中扮演了比中央政府更重要的角色。2004年头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了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却猛增了64.9%。因此，此次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例如，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土地管理，清理开发区。然而据报道，宏观调控在一些地方遭受到反弹。有观点认为，中央出台的一些措施已经脱离宏观调控范畴，直接干预了地方经济的运行。
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独立性和压力同时增大。各地政府都把扩大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中都已经有了很强的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投资中虽有盲目冲动的一面，但也不能由此一概否定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中间合理的成分。地方城市建设、经济结构调整都需要高投资来支持。
中央对地方经济进行管理是必要的。但其调控方式需要重新审视。在这场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应当规范自身的行为。中央政府要以法律为基础，依法进行调控和监管，要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与经济领域的事权范围。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做到各司其职。中央政府的权力主要体现在运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工具上，另外，中央政府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当在改革中转变行为模式，减少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参与程度，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曾经指出，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将继续进行下去。在这一过程中，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之一。这也是一个双面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宏观调控要为经济转型开道，保持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要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进一步完善自身。我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特点决定了宏观调控模式的建立是一个逐步演进，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