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经济学中，经典经济人是指在理想的状况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核心。简言之，经济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是非理性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不是稳固不变的，因为经济人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旋涡。[1]接着前人的争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人进行重新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方向，即对经济人的修补、坚持或抛弃。对经济人的新解释加深了人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识，催生了系列经济学新的分支学科，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关领域对此进行分析。

一 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 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WwW.11665.coM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 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 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代理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代理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代理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6 阿马蒂亚·k·森的解释

阿马蒂亚·k·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5]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6]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坚持传统经济人，发展传统经济学体系

罗伯特·卢卡斯可以说是这个方向的代表，它不但坚持了经典经济人，而且还发展了经典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具有准确的理性预期。

卢卡斯认为，现实经济行为主体不仅仅是自利的人，而且更是一个理性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仅要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即需要冷静客观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了解完备信息的内动力，而且有能力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他认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理性经济人。卢卡斯还进一步提出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亦即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求最大利益，会设法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情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他认为，在预期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视野内，理性预期和其他预期的区别在于，理性预期所考察的重点是预期与现实行为结果的一致性，它是与相应的经济理论与模型更加相一致的预期。卢卡斯还指出，理性预期并不排斥现实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相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预期值偏离其预期变量的实际值。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迅速做出正确反应，进而把预期及时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上来。

在这个基础上，卢卡斯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微观个体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在该模型中发挥到极致：人们的预期对经济行为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预期值与未来实际值是一致的。

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并以理性预期为基础提出他关于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动与绝对价格变动的混淆是产生经济周期原因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府干预失效”的政策结论。

卢卡斯由于“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从而改变宏观经济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 抛弃经济人，经济学延伸到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理性行为，在人的非理性行为方面的研究显得苍白无力。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综合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着重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经济行为进行规律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在其心理活动的支配下进行的，因而是人的经济心理的外部表现。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打破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不变的假定，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纳入标准经济理论之中。实验经济学是运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并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仍将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认为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理性更能解释现实。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经典经济人的辩证扬弃使经济学的视野从理性行为扩大到包括非理性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而传统经济学缺失的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

虽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改变了经典经济人的假定内涵，抛弃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倒塌的只是新古典传统的框架，而不是经济学科的本身，相反却促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发展。

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因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四 结论

我们不难看出，新产生的现代经济学各新分支学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新的分支学科都贯穿了一条人本主义的线索，呈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势，渗透着对经典经济人的重新解释的内容；第二，以经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仍在发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理性预期理论；第三，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放松了经典经济人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并以打破了的约束条件作为新理论的逻辑起点；第四，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内，各新的分支学科对经典经济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但重新解释的经济人比经典经济人更加现实，研究的主题离现实更近，经济理论中的人也由抽象的经济人变得生动起来，日益人本化；第五，现代经济学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是在多学科的交汇中形成的。

总之，对经济人的重新解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人越来越接近现实，据此而制定的政策也越来越显得人本化。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但人的复杂性导致了对人研究的多面性，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研究人。由于人的各方面的行为相互影响，正如人的心理活动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一样，这些学科的研究彼此之间日益出现交叉融合的趋势，在学科与学科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交叉学科。随着对人认识的深入，经济学对人的假定的认识还会不断演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会因此而不断拓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也许在未来的经济学体系中，理性经济人将得以重构。

注释：

［1］杨春学认为，关于经济人的公开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性行为”的争论。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coase，ronald h,o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november ,1937

［3］模型详述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42页。

［4］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页。

［5］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32页 ）

［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p44.）

 
主要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3

［2］马克·布劳格，罗杰·e·巴克豪斯等.经济学方法论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聚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6］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m］，上海三联书店，1994

［8］朱光华 让经济理论更加贴近现实［j］，南开学报（哲社版），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