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阿瑟认为存在着两个经济世界，需要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一个是收益递减的经济世界，一个是收益递增的经济世界。由于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共同存在与一切行业之中，两种完全对立的收益机制就交织在一起，相互消长，虽然总的来说，收益递减表现为流水线产业的特征，而收益递增则表现为我们一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产业特征，(athur;1996)但我们在行业上，无法准确确定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界限，因为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交织；而在时间上，我们也无法确认收益递增是何时发生的，因为收益递增的发生是个渐变的过程。
 
    如果阿瑟的理解是准确的，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将陷入混乱之中。在阿瑟为我们解读收益递增的文章中，(athur;1996) 混乱就已经出现了。首先，阿瑟说，马歇尔观察到的是“金属矿、苯胺染料、生铁、煤、木材、粗制化学药品、大豆和咖啡”的生产，因而他得出了收益递减的结论；而阿瑟自己观察到的是知识经济，如“药品、计算机硬件与软件、飞船和导弹、电讯设备、生物制剂等等”，于是得出收益递增的结论，但他的清单里缺失了马歇尔以前的英国纺织业，它伴随着工业市场经济的起飞；几乎与马歇尔同时代的美国汽车业，它伴随着机器工业经济的繁荣；与阿瑟几乎同时代的家电产业，它伴随着工业繁荣向世界其它地方的扩展。阿瑟无法界定这些产业是收益递减的还是收益递增的。无论阿瑟的答案是什么，这答案产生的问题一定比它能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WWw.11665.coM其次，阿瑟对马歇尔范式的描述虽然准确，说“它总是保持着一种均衡，因此是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预测的，适宜进行科学分析；它又是平稳的，因而安全；它改变起来十分缓慢因而是可持续的。不太冒失也不太有利可图”，(athur;1996)但这种描述显然不适用于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知识经济出现以前的工业社会，那里面既充满令人激动的经济奇迹，又弥漫着对危机的恐惧和不安。阿瑟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片田园风光。最后，收益方式的变化具有颠覆性的含义，它将导致经济学理论的革命性变化，阿瑟将这种变化描绘成一个渐变的过程，无论对理解收益递减还是收益递增，都将产生理论上的困难。
 
    阿瑟的用意是显然的，他要在保留马歇尔范式的前提下，研究收益递增的经济学。阿瑟明确地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世界，需要用完全不同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建立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如果阿瑟成功了，我们就不只是有了两个经济学，因为在阿瑟以前，已经有人建立了第二个经济学，只不过他从来不敢这样说，这个人就是凯恩斯爵士，由他开创的经济学叫做宏观经济学。阿瑟的收益递增经济学，有可能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宏观经济学的成就，因为收益递增确实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规律。但阿瑟的经济学显然也逃不脱与宏观经济学同样的宿命：与马歇尔结构不兼容。
 
    这就是从阿瑟的努力中引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要是研究在工业化市场中观察到的现象或问题，其理论都与马歇尔范式不兼容？
 
二、问题的关键
 
    阿瑟说，收益递减是流水线工业的特征，收益递增是知识经济的特征，(athur;1996) 前面说过，这种区分所产生的问题显然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而且这种划分也得不到经济学资源的支持。可以得到经济学资源支持的、更合理的理解应该是，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基本经济机制，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收益递减是土地赋予我们的增长限制，而收益递增是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它是增长的源泉。
 
    1.  关于收益递减
 
    自从威廉.配弟和马尔萨斯以后，经济学家就不太关注土地的作用和限制了，仍然关注这个限制的一般是生态学家。收益递增的巨大成就使经济学家有足够的资本去嘲笑生态学家的杞人忧天。在威廉.配弟和马尔萨斯以后，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对于经济学而言，似乎连一个外生变量都算不上。马歇尔关于收益递减的假设，并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土地的限制，而是因为他将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误读成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于是他将土地的收益递减机制一般化为收益递减机制，变成了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甚至有经济学家分明看到了市场的正反馈现象与马歇尔的预言不符，（(athur;1996。yang；2000)也仍然不放弃收益递减是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正是由于马歇尔的误读，经济学一边继续蔑视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一边用不属于市场的收益递减将市场塑造成一个收敛的均衡模型。对收益递减的怀疑并不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的，但“主流”经济学直到1990年以后才开始“允许”收益递增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经济学的“允许”很可能是与阿瑟同样忽略了土地的作用有关。阿瑟对收益递增和收益递减的区分方式，使他既可以解释市场中实际发生的收益递增现象，又保留了马歇尔范式合法地位，经济学没有理由不接纳他。
 
    马尔萨斯在他的土地收益递减理论中，关心的确实就是土地；而到了马歇尔，以及一直到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家，讨论土地的收益递减时，关心的却是收益递减，并不是土地，马歇尔需要的是用土地来证明收益递减，证明完之后，收益递减是如何从土地的经济规律转换成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从来就没有人做过任何的详细解释，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以来，收益递减都是这么证明的。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概念的人为转换。如果要证明马歇尔范式的存在，这个转换就是必需的，（(athur;1999)但经济学有义务明确解释这种转换是如何成立的，但是并没有人这么做过，甚至没有人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对马歇尔范式持一种开放态度，这种转换就可以是不必要的，阿瑟的清单(athur;1996)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市场中，还表现为收益递减的产业几乎全部是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能列出的残存的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产业也几乎都是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收益递减很可能仅仅与土地有关，至少这样的假设比其它的假设在理论上的障碍更少，所引起的麻烦也要少得多。
 
    2. 关于收益递增
 
    阿瑟认为，收益递增仅仅是网络时代的经济特征，他开始认为，因为在马歇尔的时代，收益递增还没有出现，所以马歇尔以收益递减为前提建构他的理论架构也是合理的，(athur;1996)但阿瑟的推理被马歇尔本人推翻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至少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收益递增，阿瑟（(athur;1999)后来也提到马歇尔本人也注意到了收益递增，但阿瑟并没有解释马歇尔为什么回放弃他注意到的收益递增。在马歇尔的整个著作里，关于经济学规律的精确性的讨论，关于“正常”与非“正常”的理解，都是在为收益递增现象与他的均衡理论不兼容预留空间。他反复强调，长期而言，收益递减总是要发挥最终的作用，他的这个预言无疑是正确的，留下了关于增长的哲学思考线索，但他的本意，重点却并不在这里，他的重点似乎旨在为将收益递增和垄断也能纳入他的均衡结构中提供一个可能性。他明确地说，他希望未来的经济学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汪丁丁在考察关于收益递增的学术历史时，似乎也倾向于马歇尔没有注意到收益递增，他暗示，“主流”经济学家忽略了早已出现的收益递增观察，（汪丁丁；2002）马歇尔明白无误地说，他不仅注意到了收益递增，他也注意到了收益递增对于均衡结构的破坏性，他还做了努力来消除收益递增的对于他的理论的负面影响，（马歇尔；附录8）但并不那么成功，于是，收益递增就被视为一种不“正常”，被排除在均衡结构之外。伏笔是马歇尔亲自留下的，从此，经济学就成了“例外”百出的经济学，由各种互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共同构筑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正是马歇尔本人，首先在经济理论中“不允许”收益递增存在。在马歇尔的均衡结构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以后，收益递增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也就不奇怪了。

    杨小凯（yang；2000）对收益递增发生的解释与阿瑟不同，他用角点解分析揭示出，收益递增并不是如马歇尔所说，是市场的偶然现象；它也不是如阿瑟所说，仅仅是网络经济的特点。收益递增的发生，是从劳动分工就开始了，通过劳动分工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发挥作用，只要有劳动分工存在，收益递增就一定存在，它不仅是市场的内秉机制，而且是市场效率的根本源泉。杨小凯的工作，不仅揭示了收益递增的根本属性，而且给出了收益递增发生的具体条件和准确时间，不必再像阿瑟的收益递增那样捉摸不定。可惜的是，杨小凯犯了一个几乎马尔萨斯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要犯的错误，忘记了土地的收益递减作用。（他们对土地的唯一兴趣，仅仅在于可以用它来证明收益递减的存在，然后，收益递减就可以脱离土地而独立存在了。）所以，他只好将分工和市场的出现限定在17世纪的英国之后，（yang；2000）这显然与经验观察有巨大的差距。同时也置马歇尔范式于完全无理的境地。
    无论如何，杨小凯揭示了收益递增是市场的内秉机制，它并不是在市场发展到某一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增长之所以发生，正是来自收益递增的推动。
 
    3．土地的收益递减和市场的收益递增的相互作用
 
    阿瑟（athur；1996）说，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都是市场本身的机制，当产品中的知识含量增加了，收益递增就会替代收益递减，于是他就面临了一个难题，如何衡量知识含量？农业科学知识（包括机械、农药、化肥、遗传生物学知识）算不算知识？要知道，遗传生物学是当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它在制药和农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制药业显然是收益递增的，而农业依然是收益递减的。阿瑟将无法解释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消长。
当我们理解了收益递减是来自土地的增长限制，而收益递增是由于分工而产生的增长动力，这两个相互独立的收益机制就可以在市场中清晰地相互作用了。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土地的概念是与马歇尔的土地概念相一致的；而分工与市场都是由它们的一般定义来定义的，与杨小凯采用的定义一致，与机器的使用暂时没有关系。
 
    对于一切与土地联系密切的生产，我们都观察不到收益递增，任意多的知识投入（机器等都是知识的某种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想象。明白这个道理是有好处的，至少经济学家可以有机会听得见生态学家的忠告。马歇尔（1920）说，长远地看，收益递减终究要对增长构成终极的限制。
 
    但是在这个终极限制来临之前，收益递增却有机会暂时突破土地的限制，给我们带来财富和增长。可被观察到的收益递增发生在那些与土地联系不太密切的产业。正是这些产业的出现，使分工的收益递增机制能够最终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长，并使亚当斯密有机会观察到分工与增长之间是有联系的，只不过，他没有找到这种联系的内在机制；同时，这种机制推动下的增长也使马克思观察到，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市场内生的正反馈机制所蕴涵的巨大破坏力，他用劳动价值论描述劳动分工与增长的关系，并发现了其中内生的破坏力，事实和经济学的理论发展都证明，这种内生破坏性是（在经济学上）不可消除的。
 
    经济学在内生增长模型上的努力，已经暗示，马歇尔结构是不必要的，没有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将更加简洁。（按照阿瑟的理解，内生增长模型的努力将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它不仅要同时考虑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双重效果，而且还要面临一个划界的困难）但对马歇尔范式的放弃，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忽略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建立在收益递增基础上的任何模型都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原理模型，（这里没有包括增长曲线的模拟模型）它不可能解释增长为什么在“往复循环”的市场中不发生。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星球上，经济学家不应该忘记土地的终极限制，市场神通再广大，也无法跳出土地的手掌心。
 
三、亚当斯密的传统与杨小凯的工作
 
    亚当斯密的最伟大成就，在于他揭示了劳动分工具有产生效率和增长的作用。由于马歇尔范式的介入，几乎没有人继续亚当斯密开创的工作，以至于他的理论与后来的经济学好象完全没有关系。在这期间，不是没有经济学家对这个有点反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注[1]）但经济学在马歇尔范式的误导下已经走得太远了，无法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直到杨小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数学工具，对分工的深入研究才得以继续，尽管这继续的前面留下了几百年的时间，但他毕竟是继续下去了。杨小凯的研究发现，如果引入了“干中学”这样的收益递增概念，分工的收益递增机制就可以与增长的发生，在一个模型中建立起因果关系。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基于他的时代的经济现象，也许正是如此，才给后来的经济学家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分工是从亚当斯密时代才开始出现的现象。杨小凯也有这种错觉。
 
    杨小凯（yang；“development economics”）认为，分工是与增长同时出现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市场和分工的一般定义（尤其是杨小凯在数学分析中给出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分工早在许多年前就出现了，无论是“干中学”也好，收益递增也好，垄断倾向的出现也好，如果都是如杨小凯分析的，随着分工的出现而出现，那么，它们在几千年前的前工业社会就早已存在了。根据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市场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已经相当成熟。[注[2]]但在这样的经济中并没有增长出现。看来，亚当斯密的分工与杨小凯的分工还有一点差别。亚当斯密是通过观察来揭示分工的意义，当他把分工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理解的分工与机器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adam 1776；pp8-9 ]而杨小凯的定义(yang,2000;pp49-51)是一个一般化的定义，分工的收益递增效应，与机器的使用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主要是来自“干中学”这样的人力资本积累，仅与亚当斯密分工的前两个特征有关。由于这种差别，亚当斯密定义的分工就和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与增长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杨小凯的分工就更具有一般性，可以与市场同时发生在任何时候，事实上，这种分工也确实发生在增长之前。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分工与杨小凯所定义的分工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它们的收益递增效果是否避开了土地的收益递减拦截。
 
    所以，分工的收益递增效应，是否可以在宏观上表现出来，被我们观察到，同时造成经济增长后果，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能否避开强大的土地收益递减效应。
 
    对收益递增的观察，据说早在李嘉图就注意到了，（注1）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附录8）中更是有详细描述。但马歇尔似乎认为收益递增只是经济中的偶然现象，并不值得特别关注，更没有将收益递增与分工联系起来。亚当斯密的传统就这样随着偶然现象和“例外”一起被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直到阿瑟，虽然因研究收益递增获得了极高的荣耀，但他并不理解收益递增与分工的关系，他甚至不打算向这个方向努力，他似乎满足于将他的收益递增限制在知识经济发生之后。而杨小凯的理论，则是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收益递减，在他的角点解分析中，完全没有收益递减的位置。即使是这样，他也愿意相信，马歇尔的均衡结构，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结果，这样卓有成效的工作，却落得数学证明工具的下场，缺乏理论建树。
 
    令人惊奇的是，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竟然不像它的垄断倾向那么直接，在杨小凯给出了详细的数学证明之前，数百年的经济学中，竟然没有人能直观地理解其中的关系。阿瑟教授研究收益递增现象多年，也没有看到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马歇尔（1920）对收益递增的详细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收益递增的垄断特征；在杨小凯对分工的详细分析中，也很容易发现，分工中产生的任何经验积累，都使拥有这经验的人具有获得垄断收益的可能，产生垄断的倾向，这在直观上也比较容易理解。至于收益递增是如何产生增长的，虽然杨小凯有详细的数学证明，但是在直观上，要理解收益递增和增长的关系却不是那么简单。当收益递增也就是边际成本下降发生的时候，不仅可以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而且可以用低于价格的成本出售足够多的商品而获得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阻止新的投资进入来分享这个利润，资本的积累就有了自我增殖的基础；新技术的使用和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既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是收益递增的新增长点；（注2）产品的覆盖率本身又促进了产品的销量；（注3）经济的增长就是在这样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