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演进经济学范式：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的深化
（一）关于演进经济学及其范式的一个理论说明
演进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研究经济行为演化的学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存在的学科（贾根良，1999）。演进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当代高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创新变迁状态，主流经济学无力解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变迁势态；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认知科学、生物基因科学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理论、非平衡系统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革命性进展，为一门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以及分析工具。演进经济学由此出现和成熟。
沿着schumpeter（1912）开辟的研究方向，15近几年来演进经济学在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制度变迁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比主流经济学，演进经济学还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数学推演以及严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同样可以归纳出其独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进经济学的内核可概括为：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非均衡的演进状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时间不可逆。演进作为一种过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流逝的时间本质上是不可逆的，是单向的，是无法重复与试验的。时间不可逆决定了经济系统演进的路径依赖特征；（2）非最优与多样性。在各种高度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扰动下，经济演进过程是非均衡状态，演进过程无法实现最优解。Www.11665.CoM另外，路径依赖以及随机因素扰动决定了系统中个体之间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都将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别，从而出现个体行为的多样性；（3）群体协同演进（coevolution）。生物学新的研究发展表明，施加选择压力并被生物所适应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概念，既包括变化着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变化着的生命方面。生物个体及与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环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间“协同演进”并彼此适应而非“生存竞争”，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对演进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态系统协同演进观是生物学类比的演进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与内核相对应，演进经济学的保护带包括：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备且非对称分布。这里的不确定性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进状态的持续存在；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着对最优解的否定，意味着多样化世界的本貌；这里的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表明了个体的异质性以及信息（知识）分布的差异性，意味着经济个体获利机会的不同。
演进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决定了演进经济学对知识的应有关注及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实际上，演进经济学的最初发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创新理论之中的，演进经济学的成熟是与创新（本质上指的是知识创新）理论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内在排斥的关于知识的一些重要命题和原理，如知识创新、知识演进等问题在演进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二）演进经济学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进范式，经济学家们对知识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首先是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1. 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知识要素的复杂性、知识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识作用于经济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知识创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中，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在schumpeter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就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16与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世界直接对应的必然是认知主体的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知识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和主观反映，知识创新是知识主体对不断演进、变迁的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机体的认识深化。
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知识创新属性隐含着高风险性和高成本。知识创新的持续、顺利推进需要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分摊机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这样，就需要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各相关经济主体、各契约组织之间的有机协调、配套以及紧密合作，充分发挥系统效应。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形成。同时，创新知识的应用、传播、扩散与检验也必须依托于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体系。总之，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也即知识创新具有系统性，而且，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与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知识的不可逆性。这里所谓的知识的不可逆，是指知识所有者对某种特定知识的学习、获取、体验、应用必须在而且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时空状态下进行，不同的时空状态（这里所说的不同时空状态是种区间意义上的时空，是可鲜明地予以辨认和区分的）决定着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知识存量，也决定着不同知识应用的不同效果。换句话说，知识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的实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产生于知识主体对知识体验的时空性。这既包括同一知识主体在不同时空中形成的知识的异质性，又包括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异质性。
知识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业知识的异质性。不同的企业知识，依托于不同的知识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约组织载体身上，具有实验意义上的时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之间知识的异质性框定了不同企业相应的竞争行为以及战略取向，进而决定了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竞争优势以及利润获取上的差别（刘刚，2002：第66页）。正是因为知识的不可逆性，nelson & 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 & hamel（1990）等才把企业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行为的基础以及利润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各自的经济理论研究。
3. 知识的难言性。因为语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识具有难言性。任何知识都含有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的成分，我们可以明晰说明的知识仅仅是人的知识当中可用语言交流的那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知识是难言的，这种难言的知识也称为隐性知识（polanyi，1962）。研究知识难言性的重要意义在于：（1）个体或组织的隐性知识是一种高度专用性的、难以转移的且难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竞争性要素，这意味着经济个体和组织具有是异质性；（2）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是难言的，如何把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以表述的、规范的显性知识而加以利用就显得相当重要；（3）隐性知识是难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计量定价的，需要一种特别的定价机制。
（三）演进经济学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
对知识性质的上述判断、理解与解释，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知识演进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演进经济学家眼里，知识演进机制就是知识创新机制，而关于“怎么做的知识”的技术的创新与知识的创新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演进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来展开的。在现有的文献中，有关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创新的动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识创新动力源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认为，不论是在经济组织外部，还是在企业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技术，都是创新的源头，进而提出了“科技推动说”。 schmookler（196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创新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也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要受市场需求的引导和制约。换言之，在刺激科技创新方面，需求比科技进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动说”。mowery & rosenberg（1979）则指出，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只是在不同产业中以及在创新的不同阶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如何，技术和市场都是创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对于创新而言，科技推动与需求拉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这就是创新的“双因素说”。
2. 创新的契约载体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识是生产中最有力的发动机，而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的形成。penrose（1959）则直接把企业的本质理解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也即“企业是知识创新体”。在penrose看来，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就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把关联的和正式的知识转化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针对性的隐性知识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逐渐形成了程序化的决策机制，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才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在penrose的基础上，nonaka（1994）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知识创造螺旋的动态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知识创新与知识积累过程被具体描述为四个知识转化模式，即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组合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等，这四个模式互为一体、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企业组织知识创新与积累的机制。
知识拥有状况框定了企业知识创新与积累的几率，进而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内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17其中，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被prahalad & hamel（1990）称为核心能力，企业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积累及由此所决定的竞争行为或战略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nelson & winter（1982）的企业演进理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企业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表现为组织“惯例”，惯例框定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行动方式，决定了企业的竞争策略及其后果。同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样，表现为惯例的知识也是高度隐性、难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 & winter同时指出，惯例象生物进化理论中的基因，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惯例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惯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 and shuen（1990）的动态能力理论则从演进的视点具体分析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组织发展问题，这引起人们关于如何运用已有知识去开发新知识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组织学习理论就是对此的发展和深化。组织学习理论的基本命题是：（1）企业知识创新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2）企业内部学习的功能在于实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顺利互动转化，这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3）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高的创新技术而言，企业的外部学习也是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4）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以经济网络为运营平台的。
3. 创新的生态系统研究。考察创新理论发展史，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创新过程，大多数学者认为：（1）创新的过程遵循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这样一种线性的过程，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之间以及与创新相关联的各类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不是一种互动循环；（2）整个创新过程都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是唯一的创新主体；（3）创新与扩散过程是可以明确加以区分的。随着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 and winter（1982）较早认识到，创新过程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不是一种由发明到扩散的简单线性模式，创新能力也不是仅限于企业组织。1987年freeman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后经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发展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交互的学习过程，是不同主体和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创新主体是一个系统，是企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所组成的复合体，企业创新离不开其他经济主体的协作；创新活动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反馈的非线性过程；创新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创新与扩散是交织在一起的，扩散过程存在增量创新，而创新过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扩散。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了创新的生态系统性，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创新优势的机理问题。这则是当前颇为盛行的集群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saxenian（1994）、钱颖一（1999）、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 、marguerite gong hancock & henery s. rowen（2000）等学者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成功的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环境条件。硅谷作为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如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不断促进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鼓励创业的氛围、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等。这些要素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演进关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认为，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互补性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强了整个集群的竞争优势，由此形成了企业与集群网络共进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遵循演进经济学范式，人们对知识性质以及知识创新有了更为透底的认识，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由此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六、知识经济学范式：一个结论
经济学家们对于知识的研究是依托于严谨的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同时也是随着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上文我们是以范式演进的角度来梳理既有的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的，从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极有意义的经济学范畴——知识范式。
之所以能够形成和提出知识范式范畴，理由有三：
第一，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是极其鲜明地附着于、渗透于、深化于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之中的。从古典经济学范式到当前的演进经济学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层面与视点注入了关于知识以及知识经济分析的理论传统与纲领启迪。知识的经济学分析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学范式进行高度综合与概括。综合出创新，概括出新意，知识范式的提出，其要义即在此。
第二，从本质上讲，知识范式是从属于演进范式的，但又是可以从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般地讲，演进范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所依附的经济运行机制动态变化的根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它所关注的对象与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层面的，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鉴于知识作为当代经济运行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生产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对知识配置、知识创新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青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个独立的范式。
第三，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不成熟，还大有探索的空间。提出知识范式范畴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生命力。
笔者认为，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是古典范式保护带以及演进范式保护带的自然延伸。具体包括：生产方式变迁的内生性、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备性。
与保护带相适应，知识范式的内核可概括为：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耗散系统。这包括如下两层含义：（1）它是一个经济系统。一方面，知识分工以及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知识要素配置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另一方面，在各类生产要素中，只有知识才是一种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最为真实、最为内在的要素，而劳动者又是经济运行系统各个层面的全方位的参与者。因此，知识配置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识要素是根植于经济运行系统的基本因子，渗透在经济运行的所有层面。研究知识配置，就必须研究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2）这个经济系统是个耗散结构。18经济耗散系统指的是在开放的、非均衡的条件下，通过非线性机制、正反馈机制和有规律性地波动涨落而最终形成的一种自组织和自适应系统。耗散结构的意思表明，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在远离均衡态的非线性区内，一个非常小的随机扰动或涨落就会通过以上机制的作用而放大发展为一个整体宏观的巨大涨落，使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达到一定阀值后又通过自组织再上升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结构。我们认为，经济耗散系统深邃地揭示了知识配置的内在属性，也是对知识本质的准确概括。
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一种经济理论是否完美与慎密，取决于该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一个规范、成熟、严谨的研究范式具有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与广阔的理论拓展空间。某种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内核）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是确定的，甚至是刚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础上的某个经济理论却具有相当的弹性与柔韧性，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拓伸。同样道理，知识范式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学术界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积累，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规范的讨论框架。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知识范式，循着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当代知识经济社会的新势态、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广、更深的知识理论的开拓。这当中，笔者认为，如何全面透析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深刻理解知识的本质与特征，从知识及其知识配置的内在运行机理等层面来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再生产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领会知识范式内核，准确剖析知识利用、传递、学习与创新等问题，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而现有的文献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尤其是在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契约制度分析方面，现有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当中大有可为之处。作个大胆的假设，笔者甚至认为，把关注的目光与重心聚焦于此，或许会成为知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关于知识经济学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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