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此文对快速成长的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提供一个最新的评述并勾勒对该文献的评审过程中对该文献核心命题的主要挑战。除评述基础理论研究外, 此文还对此类文献的应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进行评述, 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分析全球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目的有二。第一，对快速成长的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提供一个最新的评述。第二，勾勒对该领域文献核心命题的主要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对该文献的评审过程。这些批评，有些已被满意地吸收，有些则有待今后进一步改进。本文第一部分描述此类文献区别于其它研究的特征。第二部分对此类文献的基础理论研究进行评述。第三部分对此类文献的应用理论研究进行评述。第四部分评述此类文献的经验研究，以及经济学界对此类文献的主要评价和批评。 一、快速兴起和发展的文献
　　
　　以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1671, 1683）和亚当 斯密（adam smith，1776）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虽然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并不知道网络效应这个名词，但斯密却非常理解分工与专业化好处的网络效应特性。他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这个定理就意味着，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由分工的好处所决定，而后者又依赖于分工网络参与者的数目（市场的大小）。这就正象电话的使用，一部电话机的价值依赖于所有使用电话机的人的数量。allyn young (1928)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WwW.11665.CoM这种因果循环正是网络效应的一个共同特征，就象一部电话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在使用的电话数量，同时电话的使用数量又依赖于每部电话的使用价值一样。这种因果循环就是一般均衡概念和不动点定理的典型特征。在通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最优需求和供给数量取决于市场价格，而均衡价格又取决于所有个体的数量决策。按照斯密和杨格的观点，每个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或其是否参加分工网络的决策），取决于分工网络中参与者的数量；而参与者的数量，又取决于所有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因此，斯密－杨格定理揭示了一般均衡概念、不动点定理、网络效应和分工的内在关系。
　　
　　正如杨小凯（yang ，2001）所示，个体网络决策的超边际分析对于分工网络效应的古典经济思想是至关重要的。由buchanan and stubblebine (1962)提出的超边际分析的概念，就是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再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的收益－成本分析。如果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上限或下限值，则最优决策就是一个角点解。如果最优值取其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值，则它就是一个内点解。形式上，超边际分析同非线性规划、混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控制论，以及其它非古典数学规划有关，而边际分析则同局限于内点解的古典数学规划有关。
　　
　　一个大学新生的第一步决策是选择专业。如果她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则她就不会去上化学和物理课，但她会选择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我们称这样一个决策为超边际决策，因为当这个学生在不同的专业之间转换时，决策变量的值就非连续地在零和内点值之间进行跳跃。超边际分析是一种关于“是”或“否”的决策。它也被称作网络决策，因为它决定哪种专业（或职业）和哪一类人（一个特定专业中的专业化的老师和学生）相联通，同哪一类人不相联通。当她对某一专业说“是”而对其它专业说“否”时，她就会将她有限的时间在她说“是”的专业进行分配。这种对一个给定专业（或职业）进行资源分配的决策被称为边际决策，因为标准的边际分析适应于这类决策。边际决策是在一个人已经选择一个“是－否”模式后关于多少的决策。一所大学中所有学生选择专业的总合结果，就产生了学生在不同专业和研究方向上的分工，它同社会中的分工网络模式类似。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关于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被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它可以由一个由顶（或节点、点）和边（或线、曲线）组成的图来代表。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都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是组织的非拓扑性质，且能由代表经济组织的图中的边之粗细来表示。因此，一个由不同粗细的线条表示的代表经济组织的有向图，就可以用来描述一个经济组织的所有拓扑和非拓扑性质。
　　
　　但是，当alfred marshall (1890)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他还不知道超边际分析。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对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在新古典的框架内，每个纯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有的产品，而且不能选择其自给水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水平。正如杨小凯（yang, 2001, introductory chapter)所示，在新古典两分法的假定下，一个经济组织均衡的拓扑性质不可能有严格定义。因此，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就从分工网络效应的超边际分析和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转移到资源分配的边际分析和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而言，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价格制度如何传递关于经济组织的拓扑和非拓扑性质信息上的功能。它更加注重价格制度在传递拓扑性质的信息（分工水平和市场的大小）上的功能，而不是在传递非拓扑性质的信息（资源分配）上的功能。但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完全被后一个功能所占据。 19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因此，直到1970年代，超边际分析对研究分工网络效果对经济发展的含义一直都无用武之地。在分工网络效果分析的新文献中，文定理（wen theorem，1998）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此时角点解就成为一个通例，而不象在纯消费者与外生给定的厂商截然两分情况下，成为一个例外。因此，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超边际分析则成为必需。
　　
　　
　　
　　1970年代末，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网络效应的文献开始出现。1990年代，此类文献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经验研究开始快速发展。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yang and ng (1993)）涵盖了此类文献的很多早期模型。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ng (1998)）做了一个文献综述。2001年，杨小凯（yang，2001）又对快速发展的文献做了一个更新的评述。此类文献中的模型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内点解决不可能是最优。如果每个人都事前相同，则分工之于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就能作为人们选择不同专业化模式决策的一个结果，以及因个体（局部）专业化递增报酬的存在而内生地出现。如果他们是事前不同的，则分工之于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就甚至可能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出现。
　　
　　第二，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因此，当一个人出卖其劳动时，就是一个出卖其生产函数的过程。这意味着，一个雇主不能简单地将雇员的劳动汇集到他自己的生产函数里来。只能是，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是所有雇员和雇主的生产函数的一个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定生产函数的方法类似于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差别是，在贸易理论中，国家之间（或在不同类型的个体之间）的劳动贸易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内生专业化的文献中，雇佣劳动是允许的，虽然它雇佣的是生产函数。这样设定生产条件的含义是，即使所有人的生产函数是凸的，总合生产集合仍有可能是非凸的。因此，在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强的总合结果（一个中央计划者将所有企业总利润最大化等同于所有个别企业将其利润最大化的加总结果）和边际成本定价法则就不再成立。在内生专业化的文献中，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前，没有企业存在。只有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企业制度才会出现。只有当个体选择劳动市场来协调分工时，企业生产函数才能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的组合而事后出现。这类模型就将杨格（young’s idea (1928, p. 539)）的如下思想形式化了，“仅仅通过观察一个单独企业或一个特别行业的规模变化的效果，是不能发现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的，因为行业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就要求，将整个行业视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表述，这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就是一个分工网络。因此，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是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相容的。在专业化文献中，有几篇论文证明，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则也不再成立。此类文献的这个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
　　
　　第三，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单位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会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这就使得批评交易费用是同义反复的观点不再有立足之地。
　　
　　
　　
　　二、对分工网络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文献的理论基础
　　
　　三篇论文（sun, yang, and zhou, 1998, sun, yang, and yao, 1999, and sun, 1999）建立起了有非人格网络决策和内生分工结构的非常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这些论文用加权有向图描述分工网络和资源分配。他们证明，一般递增报酬就是分工网络效果，它在没有企业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存在。网络效应由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产生，它同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协调个体的非人格网络决策，并利用分工的网络效果。这几篇论文将hildenbrand’s (1974)有局部递增报酬的大规模经济的方法用来综合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资源分配模型以及近期的策略性网络决策文献（katz and shapiro, 1986, jackson and wolinsky, 1996, and duttan and mutuswami, 1997）。前者集中关注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后者则集中关注网络决策，不关心数量、价格和网络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三篇论文揭示了数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价格和组织的拓扑性质（诸如联通性、市场一体化，以及核心和外围间的不对称性的程度）这些相互依赖的变量是如何同时决定的一般均衡机制。它们证明，当人们能够进行超边际分析时，市场中的均衡分工模式就是帕累托最优，即使有分工的网络效果、生产中的局部递增报酬，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也是如此。这些结果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价格机制不仅能传递所有关于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的信息（消费和生产的数量或资源分配），而且能传递所有关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信息。这几篇论文令人满意地回答了1990年代早期来自审稿人的批评，即分工的网络效果和递增报酬同竞争性的市场不相容。这种批评是此类文献不能起飞的一个主要障碍。1990年代末，在主要的纯理论研究界就不再有此类批评的声音。但是, 这些定理的证明都用到一个很不现实的假定, 即决策人集合是一个连续统。去掉这个假定, 我们很容易找到均衡不存在的反例。姚顺天正在考虑放松这个假定, 用对策论和议价模型研究这类模型。其中整数问题产生的均衡失业是个极有趣的题目。
　　
　　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sun, yang, and yao，1999)是第一篇针对一个非常抽象的、有内生分工结构和事前相同消费者－生产者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的论文。孙广振、杨小凯和周林的论文（sun, yang, and zhou，1998），则针对一个有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非常抽象的模型，建立了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第二福利定理。这篇论文同时允许不变报酬和递增报酬存在，并且运用测度理论，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存在性定理则不需要测度理论来证明。但是，在这两篇论文的模型中，不存在中间商品。孙广振（sun，1999)则用一类有事前不同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有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了第一个这类模型的存在性定理。他正在对允许交易劳动和企业制度的模型建立存在性定理。
　　
　　杨小凯和姚顺天（yang and yao，2001)发展了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概念，将社会的和内生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企业家发现等基本概念形式化。它预见，通过对有效的和无效的分工网络模式的社会序贯试验，社会能够逐渐地获得对全社会有用的组织信息。这个试验过程是分散的，且基于个体有限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所有参与者都通过价格逐渐地获得抽象的组织信息，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这篇论文证明了对一类很一般的严格定义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的均衡存在性定理，并且避免了在个体有限理性出现时的递归矛盾。这种基础理论研究证明，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其信息不对称要远远大于任何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正如（aumann，1997, p. 8）指出的，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以超级理性为基础，而不是有限理性。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yang and yao，2001），提供了一个研究个体有限理性有可能产生出社会理性的新方法。

　　另外一个对于操作此类文献中的应用理论模型至关重要的定理则是文定理（wen, 1998）。它声称，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决不买卖同种商品，决不生产和买同种商品，并且最多只卖一种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定理，则可能的角点解组合和市场结构的数目，就会多到无法处理。文定理大大减少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的角点解的数目。但是，对于有固定学习成本的线性生产函数，文定理可能不成立。最近，姚顺天将文定理扩展为广义文定理（yao, forthcoming, see also yang, 2001, chapter 13）。它声称，虽然卖多于两种商品的情形是可能的，但最优决策能够在最多只卖一种商品时获得。
　　
　　李楚林和孙广振（li and sun，1998)证明了几个测度分工水平和分工经济的定理。他们证明，分工水平可以由社会上所有个人的劳动分配矩阵的谱来定义, 这个谱就是劳动分配矩阵的特征根, 因此分工经济需要用很多变量才能严格定义，分工经济也不能由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来定义。
　　
　　姚顺天正在证明一组有内生分工网络模式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这些模型由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文玫（wen，1997）和张俊喜（zhang，1997）发展。
　　
　　三、应用理论研究
　　
　　在上述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网络效果超边际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出了很多应用理论文章。它们揭示了这种新框架对于下列领域的意义：贸易理论（cheng, sachs, yang, 2000a, b, yang, 1994, 1996, g. li，2001, d. yang，2001, cheng, liu, and yang, 2000, ng. s, 1995, yang, and zhang, 1999, 2000）、增长理论（borland and yang, 1995, yang and borland, 1991, wen, 1997, zhang, 1997)、发展经济学（sachs and yang, 2001, sachs, yang, and zhang, 2002, yang and shi, 1992, shi and yang, 1995)、内生外部性、公共产品和内生交易费用理论（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yang, 2000a,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企业和合约理论（yang and ng, 1995, liu and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yang 2000b, sun, 2000）、交易费用经济学（yang, 1991, 1996, lio, 1996, 1998）、产权经济学（yang and wills, 1990, lio, 1998）、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经济学（li, 2001）、国家经济学（li, 2001 and liu and yang, 2001)、货币理论（cheng, 1998, 1999, yang and ng, 1993）、资本和投资理论（yang, 1999, yang and borland, 1991, wen, 1997）、城市化理论（yang and rice, 1994, sun and yang, 2000）、工业化理论（shi and yang, 1995, and sun and lio, 1996）、景气循环理论（yang and ng, 1993 ch. 18, du, forthcoming）、保险理论（lio, 1998）、有限理性理论（ng and yang, 1997, zhao, 1999)和层级理论（shi and yang, 1998, yang, 2001, ch.20）。
　　
　　这些论文关注的重心在于交易效率产生的效果，以及分工网络的大小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价格和资源分配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交易效率又受企业制度、交易和合约的层级结构、货币、政府制度、机会主义（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欺骗、偷抢和关税等有关）、城市化、保险、产权和所有权结构、捆绑销售的影响。例如，这些模型中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显示，随着交易效率和生产条件的参数值在不同参数区间进行转换（这些区间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分工、交易、产权、合约等结构），一般均衡就会在这些结构之间非连续地跳跃，导致分工水平、货币制度、贸易模式、产权结构、交易、合约和制度等的内生变化。交易费用在收入中的份额，则可能会随着货币的出现、交易效率的改进，以及分工的演进（导致生产力进步）而提高。尽管分工网络的扩张会带来生产力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但也可能会使分工网络总的可靠程度下降，分工协调失败的总合风险可能会提高。此类文献中的几个动态模型揭示了分工、交易效率、贸易品数目、可用商品数目、人均收入、最优政府税率、政府收入大小和市场一体化是如何同时自发（或曰内生）演进的。
　　
　　由于此类文献中早期的应用理论研究已在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y-k. ng ，1993）、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 ng，1998）以及杨小凯（yang，2001)中做过评述，我这里只是介绍最新的文献发展。
　　
　　贸易理论的超边际分析：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最新的论文(sachs, yang and zhang, 2001)将交易效率和生产函数在国家之间的差别引入ds模型，并证明在这种有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劳力较多），则此国有可能也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而且即使此国劳力与资本比率仍比他国高，此国仍可能进口劳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出口资本密集的消费品。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因此测度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程度的数据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正象牛顿力学产生后，过去物理学中的'刚性'，'本质'等概念都被人们所抛弃一样。如果一定要套用传统的概念，上述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 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这个模型还引进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概念，它由一国各种产品交易效率相对比值与他国同类的相对比值的差别定义。在a国有生产x的外生比较劣势和内生比较劣势时，如果a国有极大的出口x进口其它产品的交易效率优势，则此国还有可能出口在生产中有内生和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每个国家都会尽量充分利用外生内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而避免贸易有交易效率比较劣势的产品。当这些比较优势之间有冲突时（例如，一国有出口x的生产中的外生比较劣势，以及内生比较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较优势），此国是进口x还是出口x就由前者是否超过后者而定。
　　
　　
　　以实际经验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也出了象'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以日本的经验而言，195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相对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外生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内生(又曰后天)比较优势，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南韩最近提供了用政府产业政策追求由递增报酬所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失败例子。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 业投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至今没完全恢复元气。
　　
　　中国最近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利用外生比较利益而无视内生比较利益，而且不讲明怎样利用比较优势(是用政府产业政策还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自发地利用之);而另一类则强调递增报酬及有关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鼓吹政府用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来利用内生比较优势。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指出，美国发展早期就是用保护关税加快国内工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但他们却不提香港用自由贸易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世界银行经常用如下言语否定这种论调，'尽管美国早期采取了保护关税，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绩效'。此处'尽管'一词意味着，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因此保护关税并不是好绩效的原因。
　　
　　但是，既然保护关税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政策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b)最近将超边际分析用到李嘉图模型，提供了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他们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从低向高变化时，一般均衡会从完全自给自足非连续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着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此落后国的国内相对价格就是国际市场相对价格。因此落后国的人均收入与自给自足时相同，即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完全被发达国独占，而落后国得不到多少好处。这时落后国就有意愿通过关税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而得到较多贸易好处。而发达国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关税只会使进口品更贵而减少本国福利。但是，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跳到两国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状态。这时贸易品相对价格都不由任一国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这时每国都可以用增加关税来从对方争得更多的分工好处，因此关税战有可能使贸易的好处完全消耗。这时，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而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 因此，这个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的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它也解释了英国十七世纪从推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向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从单方面保护关税转向多边关税谈判，并导致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并不能由看不见的手达 致，而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多边关税谈判达到。而在过渡期，落后国有两种方法改进其地位。一种是搞保护关税，在整个饼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发达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增加本国得到的好处。一种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后通过关税谈判达至多边自由贸易，把饼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处。
　　
　　有趣的是，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将李嘉图模型由两个国家、两种商品扩展到三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情形，则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着比较优势，但也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b）。假定这三个国家的交易效率各不相同，a国和c国的交易效率高于b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同其他两个国家相比，在任何单个商品上都没有同时对另两个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或者交易效率很低，则这个国家可能会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具体而言，假定a国在生产粮食上比b国和c国都有比较优势，c国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和b国都有比较优势，b国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只较其中一国有比较优势，比如，它在生产粮食上比c国有比较优势，但是它却比a国有比较劣势；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有比较优势，但却比c国有比较劣势。结果是，b国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这个模型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它能调和近来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争论。克鲁格曼（krugman, 1994）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将是一个“危险的迷途”。萨克斯等人（sachs, 1996a,b）则相反，他们强调，国际竞争力对改善一个国家的福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以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来衡量国际竞争力的话，那么上述模型就证实了竞争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仅仅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是得到贸易好处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对另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但是如果其交易效率很低，或对其它潜在的贸易伙伴并不都具有比较优势的话，它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比如，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正遇到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竞争。同时，该模型也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一个国家应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并提高交易效率。在该模型中，促进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提高交易效率来实现。如果交易效率特别低，则不会有贸易发生，此时无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无用武之地。通过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能够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非连续地跳到高分工水平。所以，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国际竞争力和自由贸易都是提高一个国家福利的重要因素。克鲁格曼之所以强调贸易自由化而不强调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常被用来作为妨碍自由贸易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