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胜（2000）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这类李嘉图模型，将刘易斯早期的二元经济思想大大发扬了。刘易斯19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现象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中，一个社会中部分人卷入商业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却仍在自给自足状况。因此，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但刘易斯不知道超边际分析，而超边际分析是将其原创性思想数学化的关键。所以刘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边际分析研究工业-农业二元结构。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极低时，所有国家都在非商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 如果a国交易效率改进，b国交易效率仍低，则a国出现国内分工和贸易，而b国仍处于自给自足状况。当b国交易效率稍微改进，使得部分居民可以卷入国际贸易，但这微小改进不足以将所有居民卷入国际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给自足状态。这就形成了一国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比如沿海大城市的居民）与外国贸易，生产力较高，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没有来自市场的收入，生产力低，看起来象潜在失业或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的存在，贸易条件对 b 国不利，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好处被a国获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这两类二元经济中相对于自给自足上升。随着两国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a，b 二国都完全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所有人的生产活动完全商业化，二元经济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张定胜还证明，二元经济消失时，欠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这时欠发达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从分工得到的好处及人均真实收入却会上升。wwW.11665.CoM最近的经验证据(sen,1998)说明，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品相对进口品越来越便宜)，但二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却不断上 升。张定胜 用超边际分 析论证道，以前说贸易条件恶化会使人均收入下降是因为只用了边际 分析。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当分工网络扩大时，全社会总生产力增加，只要这种正面的网络效果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负 面效果则贸易条件恶化和从分工和贸易得到的好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正象电脑行业由于分工加深，生产力上升，尽管电脑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但电脑行业不断扩张，收益不断增加。
　　
　　张定胜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卷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卷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刘孟俊（liu, 2001，又见cheng, liu and yang, 2000）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杨德兴（yang，2001)）和李国强（li，2001)则运用超边际分析来揭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分工网络大小之间的关系。他们证明, 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用企业制度对管理知识和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 以保护这些知识财产不受侵犯的办法. 它可用来促进生产企业家思想和有型产品之间的分工.
　　
　　这些研究证明与传统四大贸易命题(赫克歇尔－俄林, hecksche-ohlin, 定理，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定理,和鲁宾辛斯基, rybczynski, 定理）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有一般规律，但是最有普适性的一般均衡比较静态规律是交易效率改进对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的正面影响。这一规律虽然也可以找到反例，但却是最不易找到反例的。由于分工网络模式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有关，而产品数量、资源存量及贸易流量是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适用性最广的规律应是与经济组织拓扑性质有关的规律，正如分子生物学中基因结构的拓扑性质是比分子中原子排列的几何特性（非拓扑性质）更根本的决定物种变化规律的因素一样。 在杨小凯（yang, 1991, 1996）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产生了一对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产生了如下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linder pattern of trade）。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根据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衷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一般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通关检查、签证及其它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
　　
　　廖伯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孙广振（sun，2000)和张永生（zhang，2000, 2001)则发展了厂商规模无关论的理论模型，
　　
　　对外部性、公共品和内生交易费用的超边际分析：chu and wang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and ng and yang (2000) 将外部性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揭示外部性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杨小凯（yang，2000), 杨小凯和叶永南 (yang and yeh, 2002) 则将道德风险引入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研究道德风险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他们证明, 当外生单位交易费用下降时, 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每人工作努力程度, 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杨小凯和赵益民（yang and zhao，2000)用几个对策论模型，研究由讨价还价和分工网络规模引起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分工网络规模的影响。所有这些模型都预见，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 杨小凯（yang，2000)吸收了马斯金（maskin）、米尔格龙（milgrom）和霍姆斯特朗（homstrom）近期对哈特（hart）不完全合约理论的批评。他将双边道德风险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和企业制度的杨－黄模型中。这个模型通过吸收马斯金批评中的技术实质，避免了格罗斯曼－哈特－摩尔（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逻辑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 模型假定, 个人用动态规划最大化预期效用时, 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但模型却又假定决策者因交易费用太高而不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因此不可能写下相机和约, 而需要不完全和约.本文中的模型通过吸纳maskin，tirole，holmstrom和milgrom对不完全合约的批评来支持ghm模型的精神。它证明，在不存在无限相机状态不可描述性和再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将道德风险与产品和劳动力的监控或测度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入ghm模型的一般均衡形式，ghm模型的精神依然保存。在ghm扩展模型中，是不同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测度成本在起作用，而不是书写合约时可能发生的昂贵绝对成本在起作用。它显示，当一种活动可能涉及极高测度成本和相连道德风险时，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用于避免对这种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直接定价和营销，同时通过劳动分工展开这种活动。劳动合约可能没明确规定雇员应该做什么，它要求要雇员做什么雇员就得做什么，因而它是不完全合约。对雇员生产的任何东西的事前特别规定的所有权和对剩余收入的索取与决策权的不对称，加上对公司名称(企业特定资产)的排他权，是对那些知识资产间接定价的十分精到的方法。那些知识资产，如管理秘诀，过于无形，即便通过专利法，也不好直接定价。这样，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促进无形知识财产生产和有形产品生产之间的劳动分工，进而提高总合生产力。
　　
　　方星海和朱天（fang and zhu，1999), 姚顺天（yao，forthcoming)，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 sachs, woo, and yang，2001)的论文，报告了对转轨经济学进行超边际分析的近期研究。他们用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分析政治经济学、隐性及显性的腐败，以及其它一些经济转轨中的问题。
　　
　　杨小凯的论文（yang，1999)则是对资本和投资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此文批评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和储蓄决定论(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正关系) ，‘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水平和模式的话’，在物质和人力资本或在新产品创新上的投资，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生产力。此文用一个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强调的资本理论数学化。它证明投资是用来加深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的工具。由于交易费用、专业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以及固定学习费用之间复杂的两难冲突, 当交易效率很低时, 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不是正的, 资本与劳动相对量与资本回报率的关系也可能不是正的。这为c. jones (1995) 的否定这些正关系的经验证据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是对城市化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们的模型产生了同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同的预见。孙－杨模型预见，无论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平均企业规模和总合生产力（或人均真实收入）之间出现正或负的关系都是可能的，而fujita-krugman模型则预见这些变量之间只会有单调的正关系。他们的模型也内生了城乡土地价格差别. 此差别可因分工网络扩张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du (forthcoming)报告了对景气循环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吸收了布兰查德（blanchard）对一个内生景气循环、内生增长和内生分工演进的早期模型的批评。布兰查德批评说，在一个内生专业化和内生景气循环的模型中，景气循环可能会被世代交迭平滑掉。
　　
　　
　　我相信，上面对超边际分析最新研究的评述，一定漏掉了不少正在进行之中的研究。我还需要读几篇刚出来的论文，并对此类文献中正在进行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进行全面了解。从我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我知道这一领域目前还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 四、评论、挑战和批评
　　
　　在这一节中，我首先勾勒对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主要的肯定性评论，然后勾勒对这一文献的主要挑战和批评。
　　
　　詹姆斯 布坎兰（见james buchanan, in ken arrow, et al, 1998）对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 ng，1998)的综述文章作了如下评价。“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此文将对经济学家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不论他们具体的兴趣何在……对规模经济和劳动专业化之间区别的分析，将使很多经济学文献的重心发生新的倾斜，特别是作者将此同马歇尔造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得经济学家偏离了斯密的轨道。”。此篇文章的另外一位评审人（见杰弗 博兰，jeff borland in k. arrow, et al, 1998）指出，“此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斯密以来到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一期间对专业化问题研究的评论。第二部分对源自新古典贸易理论，或被视作‘新’贸易或增长理论的专业化模型进行扼要概述。这些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用商品种类数的变化来代表分工的变化。第三部分则全面介绍了新兴古典的专业化模型，杨小凯是其中的先驱人物。这类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工的变化同时由商品的种类数和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来表示。在读完一个文献综述后，对其最好的检验办法可能就是进行设问，在所综述的领域中，是不是有足够的实质性文献来支撑这样一个综述？在读过杨和刘的论文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十分肯定的。看起来同专业化有关系的问题之多，使得我们不难接受霍撒克（houthakker's (1956, p. 182)）曾经说过的话，‘经济学中几乎没有哪一领域不会因为对专业化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而得到提高’”。

　　对这一文献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sherwin rosen, donald smythe and avner ben-net’s 对杨小凯和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yang and ng1993)一书所做的评论。罗森将此书视作“一流”（见professor a. sinclair的报告）。诺贝尔奖提名者fischer black评价此书为“才气横溢的著作”（black's letter to ng and yang）。他指出（(pp. 255-56, 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1995):），“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模型将增长视作一个提高专业化的过程，这种提高又是通过学习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以及具体生产过程来获得的。运输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比较优势是后天获得的，它在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企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合约成本意味着一个产权中的最优模糊度；甚至很多‘外部性’都是内生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后，货币和信用就成为关键，但它们并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演进；甚至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和最优的。所有这些，都同增长和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donald smythe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vol. 32, pp. 691-92）中说，“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虽然作者声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增加微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多样性，但它的范围却横跨贸易和增长、城市经济学、比较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甚至宏观经济学等众多主题。它主张微观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完全回到经济组织问题……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具原创性的书。它的动机是良好的，其基本的见解也引人注目。杨小凯教授和黄有光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它使很多长期以来难以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avner ben-ner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见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 vol. 151, pp. 571-72）中说，“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有限的几个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产生、产权的演进以及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
　　
　　他指出，“此书中发展的模型集中在专业化、交易费用，以及相关的生产什么与购买什么的个体决策等之间的关系上。这样，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这本书应归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归于那类集中于交易费用与企业及市场间边界的文献。作者对专业化的强调，使他们的框架有着区别于科斯、威姆姆森和其他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由于在专业化的选择，以及生产什么和购买什么上的内生化，使得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有别于很多产业组织和组织经济学文献。当然，他们从后者中吸收了很多做模型的技巧。”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看出，这类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 它将经济学研究从资源分配导向引至组织导向。同一些审稿人认为交易效率对分工的影响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观点相反，一位审稿人指出，“作者观察到，交易效率的提高（每单位贸易品更低的费用）可能实际上会导致一个更高的总合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生产效率的提高要超过这些提高的费用。这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因为它同那些强调货币的使用减少了用于交易上的资源的观点是相反的。事实上，货币化的主要好处，不是来自于花在交易上的资源的减少，而是来自于其带来的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指出对企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用一个内洽的模型将关于企业存在的很多观点形式化：（i）降低交易费用(高斯)；（ii）促进分工（专业化递增报酬）；（iii）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张五常)；（iv）用有形商品市场替代知识和管理等无形产品市场。
　　
　　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对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yang and rice，1994）有非常高的评价。他们不但称此论文“会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标准参考文献”。他们也指出这类模型与当时开始的克鲁格曼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之间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城市出现解释成贸易中交易费用下降的结果。驱动力是同分工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在某些方面，这篇论文同克鲁格曼近期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相似，但却有别于后者。他们都关心如何解释城市的出现；而且，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和外生不可改变的农村部门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是，这两种方法在规模经济的设定上却各不相同。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规模经济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在杨和赖斯的论文中，规模经济却来自分工。”但是90年代末的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却没有这么走运.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虽能预见很多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能预见的现象, 例如, 城市化, 工业化和分工同时演进时, 城乡土地价格差别会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而平均企业规模可能缩小. 但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根本无法与fujita-krugman对城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相比.
　　
　　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超边际分析的论文是这一文献中最走运的。不但审稿人给予很高评价，使之得以在好杂志上发表, 也是此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的论文被视为劳动分工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型。审稿人也注意到这类模型与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的有趣的差别，即”人口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分工是由人口以外的力量驱动的。”而在有规模经济的模型中，人口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但90年代初一些独立的发展这一模型的努力不是很成功。原因可能是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太难操作。90年代中这方面的独立研究有一些成果(zhang, 1997, 1998, wen, 1997)。但却没引起广泛注意. 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5）同时内生生产力的提高、贸易的增加、生产迂回度的增加，以及分工的提高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没引起很多注意, 尽管几位最好杂志的审稿人很喜欢它。
　　
　　在90年代初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文章都被看成发展经济学的文章。斯迈思（smythe, 1994）是第一个指出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发展出一个 “内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种科斯企业理论的数学模型，以及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变化的理论。” 90年代中, 这类模型的发展遇到一些阻力. 主要是因为不熟悉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差别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网络效果之间差别的审稿人不相信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这么多不同的领域. 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在90年代末有过引人注意的发展。而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规模经济的模型可以代替这类模型。 
　　
　　杨小凯和威尔士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论文（yang and wills，1990)）在得到审稿人强有力支持和在引用率方面仅次于内生分工演进模型的成功。但这方面研究的后续文章却没有这么幸运。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 (1993)《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第11章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不以为然。而刘孟奇第一个引入保险以对付交易中的风险的模型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个模型证明, 当每个交易的风险因保险而减少时, 整个分工网络的协调失灵的风险反而会因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增加而上升。 
　　
　　
　　
　　对货币理论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研究（yang and ng，1993, ch. 17和程文利, cheng，1999）是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持反对态度的另一例子。审稿人对一般均衡模型可用来同时内生分工水平和货币出现大加赞赏，且对模型预见分工水平上升, 生产力增加和货币出现时, 总交易费用不减反增的现象印象深刻。
　　
　　对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 尽管审稿人肯定了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超边际分析解释景气循环与局部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相比的优势。
　　
　　对于分工超边际分析的基础理论（sun, yang, and yao，1999, sun, yang, and zhou, 1998）的评价相当正面, 特别对数学证明的正确无人置疑。
　　
　　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近期的快速发展，令人满意地吸收了斯蒂格勒对主流经济学的如下批评（stigler，1976），“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宏篇巨制开章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何以竟被视为一种失败？它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年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所谓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是，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90年代早期，对这类文献中的模型主要有如下批评。
　　
　　（1）这些模型太特殊，而且太偏离主流，因此审稿人不知道究竟应将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这是审稿人拒绝他们不熟悉或不喜欢的新思想的一种非常策略的办法。但是，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这项工作的原创性。自从1990年代中期几位审稿人将之视为一种“新兴文献”和“快速增长的文献”之后，这类抱怨就销声匿迹了。
　　
　　（2）一些评论者在评论没有企业的模型时抱怨，这类模型只同前工业化经济有关。但是，自从此类文献中几篇关于企业制度和内生迂回生产链条中链接数及中间产品数目的论文发表以来，这类抱怨也不见了踪影。这类模型的优势是，它能将企业制度的出现和演进，以及新产品的出现解释成事后生产函数（事后意味着它们只能在人们做出决策之后才能被看到）随着参数值在不同临界值区间的变化而在不同分工结构之间非连续跳跃。对一个新类型的企业或一个新类型的商品，新的事后生产函数就可能从这种超边际跳跃中出现。
　　
　　（3）一些审稿人抱怨，在这类模型中，交易费用是外生的。目前，已有十余篇论文对这种正当的抱怨进行了回应。它们将内生交易费用（议价权力引起的扭曲、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外部性和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引入到模型之中（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这些模型显示，内生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分工对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之间有趣的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真实的商业故事，而这些故事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则无从解释。例如，有几个模型预见，随着保险的出现或运输效率的提高，生产力、分工水平和内生交易费用也会同时提高。
　　
　　（4）有几位审稿人声称，这类文献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有无止境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即dixit and ethier类型的垄断竞争模型）来讲述。这类抱怨对这个新文献构不成合法的挑战。如果尊重审稿人的良好意愿，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了解分工网络效应与企业规模经济概念之间的区别。由于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太冗长和麻烦（必须考虑很多角点解甚至更多的角点解组合，它们组成可能的市场结构），很多经济学家不愿意去进行这样一个充满风险且又有着高投资成本的事情。大多数的审稿人和编辑都不熟悉这类新文献。大多数一流杂志的编辑都将此类论文送交给该文献的竞争对手进行评审。只有少数编辑将此类论文送到对这类文献做出了主要贡献的人手中进行评审。因此，这类论文在一流杂志上发表的机会就较小，以至在短期内会影响到作者获得终身职位、晋升乃至事业前景。
　　
　　（5）一些审稿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假定，即一个人的劳动不允许投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产函数中，或很多工人的劳动不能加总成为企业的生产函数。在这类文献中，当一个人创立一家企业时，她会雇佣一个雇员的生产函数，而不是雇佣他的劳动。对于这一假定，我们需要进行更清楚的辩护。由于这个特性，即使个体的生产集合是凸的，总生产集合也可能不是凸的。在此类新文献中，不仅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成立的生产决策的强总合结果不成立，边际成本定价原则也不再成立。 最近，此类文献中的经验研究可以回答上面的第四点怀疑。迪克特有无止境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类型的模型预见如下几类规模效应：（a）人口规模、生产力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关系。（b）全要素生产率或人均真实收入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相关。（c）城市化水平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关系。（d）工业化水平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关系。所有这些正关系，都被经验研究否定（liu and yang, 2000, murakami, liu, otsuka, 1996, and zhang, 2000, 200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dasgupta, 1995）。近来一些流行的商业实践，诸如缩小企业规模、外包、分化、合约出让和特许经营（hart, 1995, liu and yang, 2000）等，也否定了这些规模效果。这些证据同内生专业化文献中的厂商规模无关论的正式模型是一致的（liu and yang, 2000 and sun, 2000）。这个理论指出，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展，则平均企业规模、生产力或人均真实收入会同时提高；如果分工在企业间发生，则平均企业规模会下降，而此时生产力则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