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总量过剩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困境”：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这是现阶段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经济越是快速增长，总供给能力越增强，总量过剩趋势越明显，由总量过剩累积的问题越突出。我们现在的过剩是全面过剩、总量过剩，是一种长期持续的现象。今年以来，虽然经过宏观调控的有效调整，但总量过剩趋势却有增无减，据商务部最新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下半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商品的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商品增加11种，所占比重上升1.8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是总量过剩问题，由此将导致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面对的主要问题。

    　　　　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整体升级呈多样性变化。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结构问题仍是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在加速，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转移过时技术和产业，进行产业、技术的整体置换，实现了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我国还在不断重复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由于我们过多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转移，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复制落后。同时，很多产业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也牺牲了自主品牌和失去自主创新能力。wwW.11665.com

    　　　　“高成长”与“高成本”的矛盾

    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递减，约束条件增加，发展的总成本进一步推升。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低工资优势已经开始转化。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国际比较中仍比较低，如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16美元，在墨西哥约4美元，中国约0.50美元。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东盟一些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提高，其中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比我们更具竞争力。如果联系到生产率来看，情况就更加不同。以1998年为例，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但是考虑到生产率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日本，这两个数字是29.9和1.2；韩国分别是12.9和0.8，劳动力成本反而比中国还低20％。所以，当人均gdp越过1000美元以后，随着收入和福利因素的增加，在比较优势递减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在上升，其中占较大比重的是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在我国gdp构成中，劳动报酬约占到一半，2003年这一比重为49.6％。2003年在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导致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就是工资低、待遇差。
    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这种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来实现的，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4％左右，但原煤、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31％、30％和40％。石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40％、60％。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如果保持现在的能源消耗，到2020年我国石油外部依赖率将达到75％，而1995年仅为7.6％。据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40％。此外，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锐减，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我国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1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并且耕地后备资源十分紧缺。

    　　　　扩大内需与增加外需的矛盾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的立足点，我们必须走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道路。当前，内需不足仍是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不足。统计表明，2002年至2005年一季度，每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实际增速分别是11.4％、8.4％、7.9％和7.2％，消费性支出增幅持续下降。数据分析进一步显示以下几点：
    一是投资率过高。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对2003年140个国家和地区统计，资本构成(投资率)占gdp比重全球平均为20％，低收入国家为22％，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8％，高收入国家为19％，我国为42％。
    二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gdp增速。按人均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1990～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分别比人均gdp增长低1.6个和2.6个百分点。
    三是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明显偏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政府和家庭消费)在78％至79％之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在80％以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接近80％，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仅在60％左右(2002年为58.4％)。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1000美元左右时，其居民消费一般在60％左右。但200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43.4％。
    四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持续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73％下降到2001年的48％、2002年的40％、2003年的38％和2004年的37％。所以，进一步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任务。
 其次，我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9.5％中，按支出法口径计算(现价口径)，其中有5.7个百分点是外需拉动的。由此，一是加剧经济的外资化倾向。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仅占1.1％。在进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明显高于其他外向型国家，马来西亚为45％、新加坡为38％、墨西哥为31％、韩国为15％。我国经济中的外资比重逐步上升，甚至在一些领域外资已形成优势，这对于我们扩大内需和加强国民经济的控制力都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2003年世界外贸依存度(全球进出口总额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为45％。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由2003年的60％上升到2004年的70％，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左右。有专家预测，在今后5～1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仍会在现有水平上有所提高，如果不考虑外汇变化因素，到2010年将会达到80％以上。我国有些地区还远远超出这个比率，如苏州市近年来经济增长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2002年全市外资依存度高达144.8％。
    三是所谓“打工经济”的形成。有资料表明，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自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1998～2003年，仅童装一项，美国年轻父母就因购买中国货而节省了4亿美元。
    四是外需增长的结果起到了拉动别国市场的作用。日本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这个形势越来越明显”。韩国对华出口2003年遽增47.8％，占其总出口额的18.1％，中国还占据韩国贸易收支顺差的88.1％

   　　　　“数量增长”与“价值增长”的矛盾

    我国以粗放增长为代价，经济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但是价值提升却比较缓慢。我国产品增加值仅为26.23％，比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2％、22％和11％。gdp与gnp的水平差距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在gdp构成中，超过一半以上是外资企业贡献的，对我们来讲这部分只是名义上的，并不可能真实地转化为国民财富。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借地生财，汇走的是真金白银，留给我们的只是gdp。日本一研究机构在分析在华日资企业的价值构成时发现，中国以各种廉价要素投入占到不足20％的份额，而超过80％的价值被跨国公司所占有。

    　　　　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

    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达到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容忍的上限。近10年来，在企业职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份额持续下降。当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重点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倾斜式发展与均衡发展的矛盾
    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实施了倾斜式发展战略。但是，由于长期倾斜式发展，使本已存在的地区间、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有所扩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仍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有新的突破，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能因为强调全面、协调，而不加区别、不分重点、不切实际地平行推进，这同样是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上了一条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捷径，从1999年到2003年，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装备总额达到752亿美元。但是在大量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我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引进”的。我国几乎全部光纤制造业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制造装备、70％的数控机床、90％以上的汽车专利、95％的医疗装备依赖进口。
    二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足。目前，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花5到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2002年我国高新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收支比为1∶0.1，其中医药产品制造业引进设备消化的比例高一点，大概是1∶0.18，电子通信只有1∶0.13；作为计算机制造的it核心企业只有1∶0.01，而多数工业化国家安排引进消化经费大概是引进项目总经费的3倍，日本经济振兴期达到10倍。
    三是进口技术结构不尽合理。目前我国技术进口以引进国外生产线和机器设备等硬技术和成熟技术为主，专利和专有技术、尚未商业化技术引进较少。2004年我国技术进口合同总金额138.6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占比重达到52.3％，专有技术所占比重仅为29.8％。
    四是在专利技术与国际标准上明显落后。据瑞士管理学院调查，每万人产出专利，中国为10.8件，日本为1737件，德国为1534件，超出中国150倍以上，韩国超过中国50倍，印度超出中国40倍。在国际标准方面中国为数不多，而欧盟拥有的技术标准达10多万个，德国的工业标准约有1.5万种，日本1994年就有8184个工业标准和397个农产品标准。
 五是基础研究费用不足。美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额增加很快，年均增长10％以上，1956年高达24.01％，投入额从1956年的4.6亿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26.64亿美元。进入90年代，支持进一步增大，2000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已经占美国总研发经费的18％。日本则在12％～17％之间。德国在20％左右。法国1999年达到24.1％。我国1995年的这一比例是5.18％，2002年为5.73％，7年间增长不足1％。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矛盾

    完整的开放战略不等于简单地“引进来”，还要积极地“走出去”，形成国际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随着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6299亿元。目前，中央境外企业所属二级以上境外子企业达693户，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6299亿元，净资产2870亿元，所有者权益2264亿元，职工人数21万人。但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恶性竞争已经引起一些国家抵制和排斥我国企业的竞争。因此，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一定要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国有企业间的协调。在争取海外合作合同的时候，要加强政府的协调和引导，对于一些重大项目的海外竞标，应当由国家确定参与投标单位，尽量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竞价相争。

    　　　　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

    改革以来26年间，经济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2003年以后这种状况进一步持续，使得经济发展中的就业矛盾日渐突出。我国已经到了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未来几年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劳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估计可达1.6亿到1.8亿，平均每年转移量在1493万到1662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给1200个岗位，年度岗位缺口在1200万个左右。2004年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城镇退伍转业军人、“农转非”劳动力合计1080万人，约占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