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在各种阵痛中行进了整整20年，目前正经历着“边际效益递减”的痛苦历程。而推根溯源，改革“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问题，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根本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所能奏效。这一切意味着继续改革需要解决几个认识上的问题﹕第一，为什幺需要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而这种检验与审视为什幺又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第二，一个国家的改革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是否明智﹖第三，改革中的公正问题居于何种地位，是否需要对改革作出价值判断﹖

　　对改革必须进行批判性审视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革，都是对旧秩序的一种颠倒和社会利益的重新配置，势必要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为什幺我国在80年代会出现那种以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改革与反改革阵营的情况﹖原因在于人们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非常担心左的回潮，担心走回头路，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局面﹕谁对改革持有批评意见，谁就会被看作是反改革派。这种划分过于简单，改革中出现问题，应该允许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公开的传媒指出来，采取“驼鸟政策”回避问题无且于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对改革的批判应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改革目标的批判，二是对改革过程的批判，三是对改革方略的批判，四是对改革手段的批判。考察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政策上都赞成更大的平等，它们在计划工作中通常突出地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一个实际的目标。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宣布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让极少数的特权阶层更富有来创造更大的不平等，它们都自称坚持平等理想并正在制度层面上落实这一理想。WWw.11665.cOM但实际情况却表明﹕赞成更大平等的郑重宣言与明显的更大不平等的趋势之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必须与不发达国家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比如当代中国正是在改革过程中，严重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才导致在短短十多年内，迅速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这一点说明，我们必须要对前20年的改革手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否则就无法解决层层累积的社会问题。
　　要言之，对改革过程偏差的批判的着力点应该回到改革过程发生的原点来。这个原点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权力大规模地介入国家资源配置。这里仅举两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有两项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不可不处理，一是国家资源的管理配置，二是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现在的“仿真市场经济体制”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那就是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场功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严重缺陷，又使得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有此两点，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却有少数权力圈中人利用自己手中的的权力完成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与改革目标相违背的格局﹕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另一部分人却享受改革成果。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引起了社会种种不良事后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对改革方略的检讨其实也必须进行。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就会导致全民群情汹汹地追逐金钱，置具有超越性的社会目标于不顾。一个社会如果有50%的人追逐金钱，还有另一部分人却致力于其它方面的社会建设，这个社会还不能说是病态的。但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将追逐金钱悬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就只能说是病态的。因为一个国家毕竟不是一个巨型公司，国家领导人的职能也不是董事长，国家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理念导引。
　　追根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社会动力﹙金钱至上﹚及社会交易规则﹙权钱交易﹚的形成，完全是制度的产物。本人曾多次谈到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个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制定新法规的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出台法规容易，而执行起来却严重走样。如我国近两年平均每18天就出台一项法规，但整个社会却陷入有法不依﹑执法者违法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反腐败的重点收缩到反司法腐败与军队腐败这两个重点区域。究其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在全能政治下的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价格的扭曲﹕只要公共政策是由非市场力量所决定，那幺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包括法律﹚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潜在可能。
　　要言之，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批评改革未必是反对改革，爱之深才责之苛﹔如果总是超越不了“左派”“右派”“改革”之类的阵营划分，必将限制我们对改革的反思向纵深拓展。目前有些争论其实完全是在对改革缺乏常识判断的情况下展开的，这类争论再轰轰烈烈也无助于解决问题。所有的现实都向我们发出警告﹕对改革的认同已不应该局限于名义，而应该看其实质内容。批评改革者未必都是“左派”，拥护改革者还得看他拥护的是什幺内容的“改革”。如果我们放弃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只会导致改革过程偏差的加大。

单纯的“经济改革”能否通向成功

　　对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现在最使他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进步是否可以只通过单纯的“经济改革”达到﹖近20年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系统性地研究经济力量与社会制度﹑政治安排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扩张选择的一个过程，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也是扩张人类选择。经济增长往往通过三种途径达到，一是扩大资源基础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等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本﹔第三则是通过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成功的制度创新往往能对个人和社会选择权利起到很好的影响，并通过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最后通常导致经济基础性的调整。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如果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考察已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发源地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总量概念的就业与失业﹑储蓄﹑投资与产业，以有效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合理的推论，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模型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相当符合发达国家的现实。但在不发达国家不能用这些方法，除非是想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当市场不存在或高度不完全竞争时，不能运用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定的﹙以及许多其它的﹚经济术语。为什幺﹖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运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脱离了观念和制度。在发达国家，观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达到了给予经济发展以动力的程度，或是进行快而稳的调整，这个假设在不发达国家并不成立。我们是亚洲国家之一，在这里可以先考察一下其它亚洲国家的历史及现状，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的问题。
　　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社会的不平等原则。在19世纪以前，不平等原则主要是由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人们因出生而简单地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中。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者的到来，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小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新贵们──的形成，为原来的不平等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们在亚洲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后用暴力对亚洲社会权力结构进行破坏的社会革命中，少数精英成了号召者与组织者，而亚洲的群众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必需的能力参与现代的政治活动。以前的社会不平等原则依旧沿袭下来，阶级等级观念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这些国家的人民绝大部分仍然将自己视为传统政体下的“臣民”而不是新的民主国家中的“公民”。那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仪式如选举等，只能变成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正如一些对亚洲各国选举制进行过深刻研究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被看作民主统治必不可少的公众选举，在实际上也常常意味着以向参加者行贿的方式来对政治过程进行操纵。亚洲的人民在选举仪式上仅仅是一些观赏节目的旁观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选举时期当作可以通过出卖选票的交易而为个人争得一些小额收入的时期。选举过程没有真实的选择，这样的选举也不会导致较大的社会或政治的变化。在形成独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间结社活动，也通常处于国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种社团﹙包括学术团体﹚在成立以前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审批，而且任何社团都不准参加政治活动。普通人民都将政府看作是行动指南，习惯于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命令等级制，因此如果新的军事或政府精英们获得比其它人更多的“自由”或“特权”，这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总是强调自己国情特殊，借口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而放弃政治民主制，只是坚持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高于一切──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对这些国家的生存来说确实是基础性的，但却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和更严重的不平等，所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都通过权力市场化而流入了少数特权者的口袋里，发展中国家元首的财产不断增加，中小腐败者搜刮财产比比皆是。而广大人民却被排斥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之外。在资源的有限性与条件的不平等性状况下进行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反而使饥饿、贫困、暴力和下层人民生活悲惨的问题更为突出。人口大量过剩、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与冲突、源于制度结构的社会性腐败、社会不公正、技术转移和发展的高成本问题，技术官僚的出现及政府机构的膨胀等，构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酷制约的「命运环境」。以腐败闻名于世界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曾根据切身体会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深刻的剖析：「看起来存在着个人的而不是全民的进步。每一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拥有自己的策略，但是不存在为了全民生存的策略。」(１)由于现代化社会的民众都很清楚他们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命中注定的东西，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削弱了社会的的内聚力，而且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发达国家虽然经多年经济发展，许多国家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单纯的物质上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最终威胁了政治精英们自己，马科斯与苏哈托的下台只是其中两例而已。从去年以来亚洲社会不断发生的动乱表明：纯洁「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到了，必须改变放弃政治及社会改革的现代化思路。
　　中国的问题与亚洲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西方的经济分析方法，其理论和模型是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将其用之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便导致对现实概念的严重扭曲。
　　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在改革中牵动国家每一根神经的资源分配，其实完全是市场前权力分配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产生于经济行为，而产生于政府行为。仅这两点，就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否则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对中国的公众，尤其是弱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嘲讽。但我们却将它看作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其实观诸世界各国，所谓现代化道路，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近年来呈日益蔓延之势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方面表明，现存制度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还向我们发出警示﹕配置资源﹑动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转变﹔没有这些变化，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产力，收益将归属于各类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种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夹生饭改革”。这种“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而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了20年，其实也就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然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比较乐于接受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而不太喜欢听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将制度原因归咎于官员个人素质更是普遍的遁辞。在我国还存在一种惯常的作法，即将次要问题升级为根本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如自从十五大以来，部分人认为可以通过扩展私人部门﹙即私有化﹚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在此种认识的误导下进入了另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将国有企业尽快出售，就可以改变其低效率状态。持这种看法的人忽视了另一个事实﹕产权重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却并没有给企业从根本上创造出一条生路。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为改变财产权利与财产责任相分离而进行的产权重组只是为企业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而通过改变企业的社会制度环境，促使企业改变自身的治理机制更是关键因素。这一点有事实为证，自1998年开始，亏损﹑倒闭的不再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天然之物──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也开始大量亏损。大量民营经济的滑坡，对整个民族经济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影响可能超过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波动。基于这种现实，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私人企业制度运行成功有其特有的制度基础，而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显然缺乏帮助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因素。部分敏感的经济理论家已发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快就不再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是否能调整成功，却必须有赖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