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在发展经济学的草创时期，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new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st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d an uneven evolution process in western countries. until the middle of 1980s, economists including some chinese scholars had not been studying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t pres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en a real cross-displine area and a scientific paradigme to deal with complicant scio-economic proble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origin, 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wWw.11665.COm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 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 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 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 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 schultze）、哈伯勒（g. haberler）、哈伯格（a. c. harberger）、迈耶（g. m. meier）、缅甸的明特（hla 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 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 （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 （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 chenery）和斯特劳特（a. m. 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 （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 （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外围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外围的不发展，并使外围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 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 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 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 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建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和开放的经济政策，随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陆续系统地被引入和介绍进来，人们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然而在此时期的西方学术界，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袖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诊断相反，我国的一些学者张培刚、谭崇台，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充满着信心，而且正确地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张培刚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呼吁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 新发展经济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兼顾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在实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第三，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 第四，注意研究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中国外，许多其他的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诸国、越南、古巴等，相继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说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已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双重转型问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倡导立足于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这些努力将极其有利于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展望 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繁多，观点不一。迄今为止，除了立足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外，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近盛行的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等等。客观地讲，每一种研究思路都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 然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分析许多发展问题，尽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经济概念和原理，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因为在那里，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为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就研究立场而论，我们应赞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激进主义经济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结构主义分析、新古典主义分析乃至新制度主义分析，都是可以借鉴和包容吸收的。尤其是结构主义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这两种方法是分析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因为结构的不均衡和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领域。至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要素分析，也早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一种基本工具。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始终坚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线展开分析。因为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视为“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而明确地称为“农业国的工业化”，这就必然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合乎逻辑地将目前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统率起来，因此以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立论主线是重整和革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途径。 第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兼容吸收东西各派经济学说之所长，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和方法开展分析。发展经济学涉及的问题领域十分宽广，因此西方学术界曾流传一种偏见，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没有自己系统的大杂烩，它只不过是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在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应用经济学拼盘。据此，职业经济学家主要应是某个领域问题专家，然后再把这个领域的前沿进展专题运用到穷国的相关问题中，而发展经济学家的称呼则反而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 。然而，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阿瑟·刘易斯、斯特恩（stern, n.）则认为：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对许多发展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个优秀的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既要作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又要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正是在把大问题、小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法进行结合中，呈现出其显著的繁荣和丰富多采。 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由于经济社会的欠发达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发展研究已从纯经济理论范式中走出，逐渐向一个超专业化学科（hyperspecialized subject）方向发展。一方面，它的研究视角扩展到许多非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正在朝着更加精细的科学专业化方向努力。 总之，发展经济学从大一统的宏大经济理论范式中走出，分化出若干个专业化的关于发展问题的子分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跨经济分析与非经济分析的边缘性的综合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