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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转轨论”评析

一、宪政转轨论产生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原来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正是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近十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转轨经济学”或称“过渡经济学”。它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变或过渡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学科。目前研究和关注转轨问题的不仅有正经历改革实践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有西方众多的国际知名的一流学者,在西方有专门的研究杂志《转轨摘要》、《转型》以及专门的研究报告,如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都有关于转轨国家问题的资料,1996年还专门编了“从计划到市场”的专辑。此外,美、英、法等国还有众多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正不懈地致力于转轨问题的研究。转轨经济学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转轨的性质、目标、转轨方式和条件的研究,也有对转轨的过程、一般规律、基本理论的探讨,同时,不仅有转轨国家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转轨特点的经验性研究。可以说转轨经济学做为一门新兴的具有很强应用性和学术价值的“制度发展经济学”,正方兴未艾。
  前苏联、东欧国家以政治剧变为背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多采用了“激进式”转轨方式,其核心内容是实行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事与愿违,激进式转轨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实行激进式转轨方式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其市场化改革基本框架大体在1996-1998年左右形成。WWw.11665.Com与作为渐进式转轨方式典型国家中国相比,不仅在初始条件、速度、内容、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而且在转轨的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异。
  由于转轨效果的差异,以及联系到转轨道路的不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对以中国为典型的渐进转轨和以俄罗斯为典型的激进转轨广泛地探讨。其中引起较大争论的话题是,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国际学术界以斯蒂格利茨(e.stigliz)、默西米兰(mcmillan)、诺顿(b.naughton)、劳福顿(barrynaughton)、钱颍一、许成钢等为代表,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茅于轼等为代表,都支持渐进改革,而以萨克斯(j.sachs),布鲁诺(m.bruno),胡永泰(t.woo)科尔内(kernei)等为代表支持激进改革。由于中俄改革显而易见的效果差异,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渐进改革一派占绝对优势(注:对于他们的争论可参见(刘文革,袁庆寺,2000;刘文革,高长春,2001;张剑荆;2002)。)。
  然而,支持激进改革者并没有停止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他多次撰文为激进改革辩护。提到萨克斯,人们总能把他与“休克疗法”连在一起,事实上萨克斯正是休克疗法的创始人。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所体现的也正是休克疗法方案的宗旨。对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效果,萨克斯作为积极倡导者、参与制定者,在1995年就撰文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年均10%负增长应归咎于“俄罗斯没有做本该做的许多事情”,“采用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他强调,戈尔巴乔夫于1987-1991年采取的“渐进主义”的市场改革陷入困境后才采用“休克疗法”的,而“休克疗法”又没有贯彻到底,结果导致经济的负增长。“休克疗法”的失败责任在俄罗斯执行欠佳,不是这种“疗法”本身的错误(日本《东洋经济》,1995年3月4日)。“休克疗法”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没有贯彻到底。然而,俄罗斯实施激进式经济转轨导致经济衰退毕竟是一个事实,萨克斯的这一解释显得证据不足,或者理由不够充分。为此,萨克斯等还从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来解释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差异。
  从经济转轨初始条件来解释俄罗斯经济转轨不成功的观点,具有一定普遍性。世界银行编写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也宣称:“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了迅速的增长,而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更果敢的改革却遭到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中国有利的初始条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第一步”(世界银行,1996)。
  各种不同的初始条件,究竟哪一个是影响改革进程、改革绩效的根本?看来持改革初始条件论者本身还存在分歧。即便我们承认初始条件是影响两国改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差异,只解释了中国选择渐进改革、俄罗斯选择激进改革的特殊性,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渐进改革劣于激进改革,退一步说,初始条件不能说明中国选择渐进改革是一个错误,俄罗斯选择激进改革道路是正确的。或许也正是初始条件不同,中国才应该选择渐进改革,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
  由于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论的解释力不足以及其固有的缺陷,并且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形势出现转机,而且2000年经济达到了较高的增长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支持激进改革的萨克斯等人又活跃起来。提出了新的为激进改革辩护,抨击渐进改革的理论,即提出了“宪政转轨”论,试图从根本上论证激进改革优于渐进改革。并极力主张中国应当从重新选择改革道路。

  二、宪政转轨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如前所述,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仍在继续。自2000年以来,在国际,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及其他媒体上发表了一批有关过渡经济和中国与俄罗斯经济改革比较的重要论文(注:其中包括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而尔内的著名文章《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1年第1期。也包括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帝格利茨的文章和他在国际重要场合的言论,可参见whetherreform?tenyearsofthetransitionkeynoteaddress,worldbankannualbankconference
ondevelopmenteconomics,1999,以及《中外体制转轨比较》,《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第43-45页。)。在这些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该文已译成中文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相关的论文在内地《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0月13日;《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7期,以及等媒体发表或登载。其观点已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注:其实早在1999年12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就介绍了宪政转轨论的基本观点。在讲座进行的过程中和讲座结束后,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国内著名学者林毅夫、茅于轼等对杨小凯的论点进行反驳,但并未对宪政转轨论进行系统评论。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9年第47(总第127期)1999年12月21日。)。为了解宪政转轨论的实质本文转引并概括萨克斯等人的重要论点。
  (一)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萨克斯、胡永
泰和杨小凯从对渐进改革观点的批评开始,接着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差得多。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
  (二)中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振荡,步入增长时期,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振荡相比,其振荡的时期要短得多。另一方面,根据拉迪(nicholaslady)等人的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被高估了1-2个百分点。因此,有关两种改革的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已经取得的绩效。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
  (三)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萨克斯等还引用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皮伦(pilon)的观点,即中国宪法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象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帝”: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
  最后萨克斯等得出基本结论是,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sachs,j.andwoo,w,1999)。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因此,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东欧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也要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变。
  他们在文章中还预言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将会失败。他们强调,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即从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恢复的性质)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许会失败,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后,苏联式社会主义于20世纪末失败一样。

  三、对宪政转轨论的批驳

  前面的分析揭示宪政转轨论是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本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宪政革命理论对萨克斯等人提出的宪法政转轨论进行批评。
  众所周知,中国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率,从1979年到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47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这种增长速度及改革成效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鲜见的。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各国总产值年均增长2.2%,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3%。各国之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是中国(这两项产值,年增长分别是11.6%和16.3%)和印度(分别是6.0%和7.2%)。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中,中国占5%,那么,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所占比例增至12%。这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相反,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转轨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外,经济一直大幅度下滑,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表现为负增长。至1998年,与转轨前的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这一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20多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按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排名),俄罗斯联邦占世界第7位。现在,俄罗斯降到13-14位。按国内人均产值计算,1997年俄罗斯占世界第104位,按照俄罗斯经济学家l·阿巴尔金等人的预测,俄罗斯找到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俄罗斯将用7-8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的结构改建;再用5-6年时间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低参数,达到这些参数才能够保证俄罗斯在21世纪达到经济复兴。

  为什么会如此,用l·阿巴尔金话说,其原因在于“俄罗斯推行经济和预算政策时(指推行激进改革—作者)方面的极其拙劣的失误”(l.阿巴尔金,2001中文版,第3-5页、第36页)。资深经济学家、院士、著名社会活动家梅德韦杰夫也指出:“90年代初,俄罗斯同时放开价格和对外贸易,国家不再是经济管理的主体,其作用仅限于制定货币政策。这些欠妥的做法,使得俄罗斯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初便加重了困难,加剧了颓势,导致生产锐减,管理混乱,并进一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梅德韦杰夫,1999)。就连原激进改革派,现俄政坛活跃人物亚夫林斯基等,也开始重新认识和批评俄罗斯的激进经济改革战略。亚夫林斯基2000年在其新著《激励与制度: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2000,英文版)一书中明确表示,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为标志的俄国经济改革,彻底失败了。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声讨和严重经济危机面前,“1998年秋,叶利钦总统不动声色地放弃了激进自由主义的政策”(博戈莫洛夫,2001,第105页)。
  俄罗斯改革把私有化定为目标,以西方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为改革内容的宪政转轨,走上了回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道路,从生产关系来讲,是一种社会倒退,因而经济转轨不可避免陷入失败境地。转轨经济学的成果已经证明,改革方式或曰转轨道路的合适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经济现象的存在,往往会中断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混乱。这种代价是 否必要?这种损失是否能够以今后的增长来弥补?历史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由于改革方式存在重大缺陷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更应该使当年激进改革的倡导者检讨以下自己的改革理论和“大爆炸”政策建议有无不当之处,而不能拿历史作掩护,用重新修改过渡的定义,规定过渡本质的办法为自己辩护(注:这里借鉴了陈甬军的观点,参见陈甬军(2000)。)。
  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社会制度(或称宪法制度)对改革道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与俄罗斯改革差别归根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差别,即对原有社会制度彻底否定,推倒重建,还是逐步改革和继承发展。由于中国的改革是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的,因而,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从而把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国有与非国有有机结合起来,在稳定与发展中逐步实现经济转轨。而俄罗斯由于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宪法制度),因而改革方式上必然是激进,由此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和经济持续衰退。另外从改革的合法性角度思考,改革只能从局部开始,逐渐修改“宪法秩序”,并在渐进式的推行政策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成效。相反,直接从“宪法秩序”开始的激进式改革,往往适得其反,使政府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合法性,从而导致分工与交换陷入混乱,其在逻辑上是无序的(注:对于这个问题以下的资料可以提供佐证。2001年1月底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召开了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研讨会,其内容是讨论经过近十年的大规模“宪政改革”,俄罗斯已建立起了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总理、激进改革的具体设计和初期执行者,i.盖达尔说“我们正在建设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前副总理亚夫林斯基把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而俄共总书记k.久加诺夫则称之为“买办资本主义”,i.列别德说俄罗斯搞的是“野蛮资本主义”。美国的金融家索罗斯则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是“掠夺式资本主义”(a.麦德韦杰夫(2001))。)。
  此外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结构差异,社会政治需要稳定的国情;而俄罗斯采取激进改革方式是不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因此,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张康琴教授谈到“由于经济结构不同,目标模式不同,因此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的方式、时间、难易程度也就不同。可是,过渡不能一步到位这一点是共同的。前苏联国有企业比重高,政府社会负担重,说明改革的难度更大,更不能采用‘休克疗法’式的过渡方针,即采取政府一撒手不管国有企业,任其进入大海自由游泳,一律取消对其补贴和社会保障责任的措施。”张康琴进一步指出:“一国经济转轨的成败,不是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主要取决于其执行者所采取的转轨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整体上来说,转轨只能是渐进的”(张康琴,1995)。
  现在再探讨一下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的调整以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90年代中期,在探讨经济改革失败原因时,俄罗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激进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放任、放弃国家干预是重大的政策失误。取代盖达尔上台的切尔诺梅尔金力图改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多次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方案。1998年9月1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总统对普里马科夫的提名,以善于搞“平衡战略”著称的普里马科夫当选为俄罗斯独立以来的第5位总理。虽然普里马科夫执总理执政也非常短暂,但是普里马科夫制定和实施的反危机计划,以及在稳定经济的纲领中,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模式构想。
  普里马科夫执政后首先制订和实施了“经济协议政策”,来遏制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1998年11月俄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了《俄联邦政府和俄中央银行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形势的措施》,该文件有明确的目标,“建立面向社会,有国家参与的市场,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建成真正文明的、而不是虚假的市场”。这一提法不仅明确了国家对经济的作用,而且初步勾勒了俄罗斯新的改革目标模式。
  1999年8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代总理,此后普京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并最终成为俄罗斯总统,这标志着俄罗斯普京时代的开始。普京总统执政的总的方针思路是:既不对前苏联70年的成就全盘否定,也不对叶利钦时代改革全面肯定,要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将俄罗斯建设成为“发达、繁荣和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走所谓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第三条道路。
  对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普京在在竞选总统前所著《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体现的核心思想是:“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照搬别国课本上抽象的模式和公式,以及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他主张“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整体系”。对于激进改革普京评价说:“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尽”,因此,“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道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改革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注:普京的论述不仅是对激进改革的否定,而且也表明激进改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而是政治上的混乱,比较典型的是1993年秋发生的总统与议会危机,在只有少数俄罗斯选民支持的情况下前统总统叶利钦强制实施行政主导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政府部门尤其是总统职位赋予了超常的权力(第83-93条),这一点可以从前统总统叶利钦可以轻易解散议会和罢免政府总理就可以看得出。另外,普京所谓的激进改革所带来政治动荡,主要指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和地方政治与中央权力的分离。因此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一直与“宪政”的混乱相伴。)。
  在确立国家干预经济,抛弃经济完全自由化的改革思想下,俄罗斯改革基本停止了私有化,因此,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企业层次上的国有财产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据统计,1998年1月1日,属于联邦国有制的企业和组织仍有2万家,其中单一制国有企业有1.3万家。此外,大约5000家私有化企业股金按不同期限规定属于国有,其中包括:在831家股份公司中,国有资产的注册比重超过50%,在2004家股份公司中这一比重是25%-50%;在1400家股份公司中占25%,而在631家企业中,国家拥有“黄金”股。由此可见,国家在2835家股份公司中拥有股票控制额和冻结额,这些公司占股份公司总数的10%,加上国家拥有“黄金”股的公司,共占所有股份公司的12.3%。国家持有股票额最多的是燃料动力综合体(700家公司)、运输企业(1300家公司)和军工综合体(300家公司)(l.阿巴尔金,2001中文版,第178页)。
  1998年以来,尤其是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基本上停止了私有化,这使得国家仍然保持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调控力。而恰好是这一点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和生产的复苏。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制定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生产上努力提高投资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高科技生产密集型产品的行业,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建立起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打击金融信贷领域有组织犯罪,循序渐进实现俄罗斯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于实施了有效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之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石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8.3%,在全世界是最高的。200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是5.8%(俄国家年度统计公报),继续大幅度地增长。

  四、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中得到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国际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能否成功运作曾展开一场国际大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计划经济能否实现有效的合理配置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国际经济学界又在进行一场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建成市场经济的论战(注:1920年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核算》一文,实际上是否定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哈耶克随之附合。以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为代表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他们提出了“兰格——泰勒”模式,这一模式对东欧20世纪60年代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值得深思的是:科尔内继承了兰格等人的思想,也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科尔内模式。但是匈牙利剧变后科尔内首先抛弃了自己的理论,1990年科尔内在美国出版了《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一书(该书就是回应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系统阐述了新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科尔内明确提出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这表明科尔内根本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这实际上也标志着科尔内最后回到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观点和立场上了。)。这也说明,转轨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规范理论,由于较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问题,业已显示出其发展的生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20多年来改革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凝结众多理论家智慧的结晶,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无疑应当是中国的转轨经济学乃至一般性转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核心思想为:(1)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基础,改革自始至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一个国家在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发展,只有稳定才能进行顺利改革。正是基于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改革必然是渐进性的;(3)衡量改革的成败必须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成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中,以及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研究的总结,我们也发现和认识到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两难问题,这些问题是:
  (1)体制外增量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滞后性。
  (2)农村改革与城镇改革的冲突性。
  (3)消费结构转变与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的矛盾性。
  (4)经济体制改革与“入世”后产业受国际化冲击的紧迫性。
  上述由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一些两难问题,显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学研究者触及甚少以至于没有很好解决的“过渡难题”。因此,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包括对中国的改革和命运关心的国外学者,应当多投入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而不能再给中国开出一个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革药方,使中国的改革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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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博戈莫洛夫,2001:《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3陈甬军,2000:《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对科尔内和萨克斯教授的批评》,《中国经济问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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