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所谓“演化（或进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的探讨形成了一股思潮。尽管目前对“演化经济学”尚无统一的见解和定义，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演化经济学”力图把存在于经济组织、决策规则、商品及生产方法中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机制。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那里，这些问题仅仅被当作给定的前提。[1](p13)
　　一种看法认为，“演化经济学”在理论上可以溯源于熊彼特，因为熊彼特较早地提出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演化或发展的理论，研究了创新这个资本主义演化中最重要的现象。以研究“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而知名的英国学者霍奇逊就这一现象写道：“约瑟夫·熊彼特今天被赞誉为演化经济学的一位伟大导师。尽管卡尔·马克思和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经济学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追随者，但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名字目前与经济学中演化模型的发展保持着最明确的联系。”[2](p139)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更是将熊彼特奉作“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他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说，人们不能用均衡概念解释创新或不能对创新加以模型化。”[3]
　　但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譬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说：“尽管熊彼特或许是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洞见的源泉，但他并没有为分析资本主义留下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在生命的后期，熊彼特仍眷恋于一般均衡理论，对他早期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带来资本主义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没有进一步加以发展。WWW.11665.COM[4]霍奇逊也指出，熊彼特一方面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信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终身徘徊于这个矛盾之中。[2]
　　这两种不同的评价表明，如何客观地看待熊彼特在提出一种资本主义演化理论方面的成败，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一、熊彼特的“图景”和理论模型的轮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经济理论是由两个互相补充但又完全不同的因素组成的：一是理论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的看法，他称之为“图景”。二是理论家用来将“图景”概念化的手法和工具。熊彼特的“图景”大体相当于由研究者预设并力图在理论上解释的问题，不过这种问题并非仅仅采自经验事实，还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把熊彼特的“图景”观应用于他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可以说有两个因素在他的“图景”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内生的演化过程的观点，以及瓦尔拉斯式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念。
　　对熊彼特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实践。他要发展一种资本主义动态理论的愿望就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产生的独特过程”。[5]他认为，他要发展的理论“和马克思的解释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生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事实相适应。”他还不无自谦地说：“我的研究只包括他的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6](p68)不过，熊彼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充满着矛盾的，在他笔下，既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推崇，又时常流露出不屑。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就是，熊彼特“终其一生都在思想上竭力斗争，以免完全屈从于马克思主义”。[7]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章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做了全面的评价。在那里，他激烈地反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利润率下降理论、产业后备军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就是说他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理论，惟独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一个没有具体理论支撑的抽象的思想：“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特殊过程”。
　　熊彼特的“图景”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信念。这个信念来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的影响，熊彼特一直把瓦尔拉斯奉作最伟大的理论经济学家，把一般均衡论称作“经济学的大宪章”。熊彼特对同时代价值理论的选择和他对边际主义价值论的理解，都体现了这个因素的影响。
　　熊彼特所处的时代，在价值理论上有两场论战，一场论战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和边际主义之间，另一场论战则发生在边际主义内部。在后一场论战中，熊彼特更多地站在以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洛桑学派一边。1918年，熊彼特出版了《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一书，他从马赫的实证主义出发，表达了对待价值论的方法论态度。在他看来，无论哪种价值理论都不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真伪问题，它们只是假说，是为理论上的目的服务的工具。他之所以选择边际主义价值论，是因为后者可以更好地实现他的理论目的。熊彼特曾站在边际主义的洛桑学派的立场上与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和维塞尔进行论战。后者力图为主观价值论奠立一个心理主义的基础，对边际效用与价值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因果性解释。持一般均衡论的熊彼特则认为，边际效用作为相关产品的数量的函数，并非以因果方式决定价格，而仅仅是在均衡中以特定方式与价格相联系。按照他的工具主义观点，边际主义的心理学假说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只是用以描述和理解一种实现了人的满足最大化的交易均衡。这清楚地表明，熊彼特是把主观价值论当作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工具。
　　从1908年到1912年的短短几年间，熊彼特连续发表了他的经济学三部曲，即《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年），《论危机的本质》（1910年。这是一篇论文）和《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第一部著作提出了一个静态经济学理论，在那里，熊彼特力图全面地为新古典经济学奠立一个方法论基础；《论危机的本质》则勾勒了他的动态经济理论的要点，这个动态理论是以静态模型为基础的；最后，在《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动态理论。这三部著作在理论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熊彼特后来再也没有提出过一个从整体上超越这三部曲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第一部著作中着力描述的“静态”理论，是熊彼特后来分析“动态”现象的基础，这个分析框架概括在1910年的论文中，它由以下九个命题组成。(1)经济过程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的、在实践中清晰可辨的范畴：静态和动态。(2)后者构成了纯粹的经济演化，即那些发生于经济内部的变化。(3)经济演化本质上是对静态的经济均衡的扰动。(4)这种扰动在静态经济中引起反应，使经济移向一种新的均衡状态。(5)这个趋向静态的运动必然会使发展现象终结，带来出清以及价值和价格体系的重建。(6)这些命题解释了繁荣和萧条相更替的商业周期现象。(7)在趋向静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崩溃，即所谓经济危机。由于危机，使得这一趋向静态的过程像是“不正常的”。(8)静态经济还会受到偶然扰动的影响。这些偶然扰动如果足够重要的话，也会引起危机。(9)不过，这些扰动并非一律的现象，也不具有共同的特征。从这九个命题可以看出，熊彼特力图发展的“动态”理论是对瓦尔拉斯的“静态”理论的补充。1937年，熊彼特在为《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就此这样谈到，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研究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发现这个理论存在下述缺陷：“如果经济体系竟然发生变化的话，这种变化是在这个体系外部的事件的影响下发生的”；易言之，“经济生活在本质上是被动的，仅仅使自己适应于自然和社会的影响”。熊彼特“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不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体系内部有一种能量，会自行打破这个体系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5]
　　一位学者曾把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与瓦尔拉斯的比较静态模型相比较，后者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1)经济中既存在着一般均衡也有非均衡。(2)非均衡是由纯粹的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些非经济因素带来了经济体系的各种参数的外生变化。(3)非均衡是对既定的资源配置的扰动。(4)这种扰动带来了一个趋向新的均衡的套利过程。(5)这个过程会克服非均衡并造成一个新的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均衡体系。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比较静态模型的区别就在于第二个命题。在熊彼特那里，非均衡被看做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变化带来的。[1](p42)不过，这样的比较也为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熊彼特的第二个命题，也就是把创新看做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有没有在理论上真正兑现？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作为一般均衡论的补充，是否进一步暴露了后者的缺陷？
　　　　二、熊彼特的“静态”模型及其与“动态”模型之间的关系
　　（一）熊彼特的“静态”模型
　　熊彼特的“静态”模型（又称“循环流转”）是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把一切经济行为，包括生产和消费，都看做是交换。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便是各种交换关系。
　　熊彼特把活劳动贬为货物，把生产看做作为货物的劳动和产品的交换，因此，对他来说，商品的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既定的需要派生的。按照边际主义价值论，消费品的价值被归结为以欲望的满足为尺度对该种消费品所做的主观评价。在对待边际主义价值论的态度上，熊彼特更接近于以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但是，为了说明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土地）的价值，他利用了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归属论”，依照这个理论，使用生产要素是为了生产出最终消费品，最终消费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要素身上，使它们也具有了价值。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中，最终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和劳动两项，企业家的劳动与一般劳动没有分别，并不算作独立的生产要素，因此，产品的价值最终由这两种要素瓜分。
　　在个人所有的一定数量的货物及效用函数的基础上，熊彼特着手说明个人的合理化行为所带来的经济体系的均衡：“有一种经济行为，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在手头现有的手段与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去满足的需要之间，建立均衡。我们所描述的价值体系是同经济均衡的位置相适应的，而这种经济均衡的组成部分，若要加以改变（如果所有的数据都保持不变），就会使每一个人体验到他的境况不如从前。因此……对于个人就只有一个并且是惟一的特殊的行为方式必须采用；只要给定的条件不变，这个行为的结果就将会保持不变。”[6](p46-47)
　　熊彼特的这个“静态”模型有如下特点。
　　第一，作为新古典一般均衡论的一个版本，它不仅假设消费者的偏好、技术、资源的数量和品质不变，而且假设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制度条件不变。此外，这个模型还可以包括那些由人口和资本的稳定增加所带来的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在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源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会完全被经济体系顺利地吸收，不会引起扰动和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型也可包括由哈罗德和多马所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型。
　　第二，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在本质上是适应性的。熊彼特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证了这种适应性，在他看来，由“各种货物对每一个人的价值”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个人的行为必须与之相适应的“数据”，个人行为被这些数据所指引。正因为这种适应性，均衡一旦达到便具有稳定性。熊彼特还认为，为了达到均衡，并不要求个人完全了解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数据，“个人决不会同时意识到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部分；相反，在任何时候，它的较大部分倒是处于意识所及的范围之外。还有，当他就他的经济行为做出决定时，他……只是注意手头现有的某些指标。”这些指标来自行为者的“习惯和经验”。[6](p45)
　　第三，熊彼特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静态”模型中不存在剩余价值或利润。按照主观价值论，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相反，生产“只能实现在生产计划中预先见到的价值”，这种价值“是预先潜在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之中的。”[6](p35)这是因为，在熊彼特看来，生产是用要素“交换”产品，产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要素上，使它们也具有价值；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产品的价值由工资和地租瓜分，因此，“静态”模型在逻辑上没有为剩余价值或利润留有存在的余地。与此同时，与这一点相适应，熊彼特还假设“静态”模型中不存在作为耐久存货的生产资料，不存在占有这种生产资料的阶级。[6](p50-5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还批评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考虑“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存在将诱使资本家进一步扩大生产和积累，其结果是促使工资率上升，最终将剩余价值完全吞蚀。
　　对熊彼特的这个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回应：如果工资率果真伴随积累而提高，不用等到全部利润被侵蚀，只要一笔投资的边际利润率等于零，资本家就会解雇工人、减少投资，以保护利润和利润率不下降。（注：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种情况，并使用了类似于投资的边际利润率的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页。）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回应了熊彼特式的批评。他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起到了抑制工资率的作用。工人阶级划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是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8]
　　为了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熊彼特始终强调“完全竞争”这个条件，他的“完全竞争”概念包含着特殊的理论含义，与马克思的理论可谓格格不入。在他那里，一切经济行为都归结为交换，工人作为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在出售其服务的时候，和提供管理劳动的企业主在经济地位上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在他们之间似乎可以展开平等的竞争。而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竞争意味着赋予资本以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利。在就业问题上，马克思则指出：对工人阶级的需求是由资本家积累的意愿和规模所决定的。
　　虽然“静态”模型抽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但熊彼特仍把“静态”看做现实经济固有的规律，这可以称作这个模型的第四个特点。熊彼特的这个看法与他从马赫那里舶来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矛盾的，按照这种工具主义思想，“静态”模型应该只是说明“动态”现象的单纯假设。熊彼特之所以背离自己的方法论，是由他的理论图景所决定的，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解释创新和演化，而且要把动态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协调起来。

　　（二）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构筑“动态”模型
　　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里，生产的目的仅仅在于满足需要，由需要的满足派生出货物的价值，在需要和生产的关系上，前者占据着先导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达成了静态的经济均衡。在“动态”模型里，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熊彼特说：“经济体系中的创新（笔者按：从语境来看，这里的‘创新’系指产品创新）一般并不是按下面这种方式发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费者方面自发地产生，然后生产工具通过它们的压力转动起来。……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消费者好像是被教导着需要新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容许甚至有必要把消费者的需要看做是循环流转理论中的一种独立的和确实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旦我们分析变化时，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注：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生产函数”的变动，它包括五种情况：生产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新的原料来源，以及工业组织的创新。见《经济发展理论》，第290页，第73-74页。）
　　按照熊彼特所采纳的新古典均衡理论，不存在非充分就业的均衡，也就是说，在均衡的条件下不存在过剩的经济资源。“因此，新组合（笔者按：即创新）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的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但另一方面，创新活动并没有既定的需要与之相对应，也就是说，既有的均衡体系无法给予创新活动以价值评价。况且，在“静态”均衡条件下，已有的生产要素已经凭其服务得到了最有利可图的价格，如果改变它们的用途，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就会感到境况大不如前。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创新似乎不可能于“静态”经济内部发动起来。
　　熊彼特用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妙方”是信用，他说：“把生产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的组合的问题”，“这是通过信用来完成的；利用这个方法，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对所需要的生产手段，比在循环流转中的生产者，出更高的价钱。”[6](p79)但是，“出高价”这个解释仍然留有疑问：既然资源是稀缺的，并且已经达到了均衡配置，一旦把这些资源转用它途，用来满足已有需要的生产要素就会出现短缺。这样一来，为了满足已有的需要，就要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意味着，“出高价”是为一种充分就业的均衡模型所排斥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很难通过这种方式被抽取出来另做它途。要摆脱这个矛盾，不是靠信用，而是应放弃“充分就业”这个假设。可是，一旦像凯恩斯那样承认非充分就业，承认“萨伊定理”并不成立，就等于放弃正统的新古典均衡概念，放弃“静态”模型，放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仰。而这是熊彼特的“图景”所不允许的。
　　熊彼特对信用的倚重，导致他夸大了创新对信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他眼中，创新是资本主义信用发展的惟一原因。与此同时，信用还被用来解释资本、利润和利息的存在。我们已经看到，按照“静态”模型的逻辑，资本和利润等范畴没有存在的必要。“静态”模型就像筛子一样把这些范畴过滤掉了。在“动态”模型里，资本则与信用资本划了等号，它被定义为银行创造的“一笔购买力基金”，“凭借着它，企业家可以使他所需要的具体商品受他的控制……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用途，或引向新的生产方向……这是资本惟一的职能，这种职能使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的地位被完整地刻画出来”。[6](p129)
　　熊彼特把照此定义的资本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完全否定商品资本的存在，在他看来，承认资本体现于商品中，就好比承认煤体现于钢轨中，是毫无意义的。[6](p130-132)这样一来，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而循环，就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把价值的自我同一、自我增殖的运动从资本概念中剥离出去，与熊彼特所采纳的主观价值论是相适应的。按照主观价值论，价值是以欲望的满足为尺度对产品的效用所做的评价，这种评价只能存在于当下，无法在此基础上设想价值作为实体—主体的历时性的运动。剩余价值或利润也不是资本的价值在运动中自我比较的结果，而是一种生产用途和另一种生产用途相比较的结果。
　　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剩余价值或利润是伴随着创新而出现的。要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就必须回到“循环流转”模型，在那里，“成本规律”起着支配作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手段的价值必然相等。在把生产手段抽调出来用于新的组合（譬如产品创新）之前，这些生产手段服务于既有产品的生产。既有产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手段上，使它们也具有了价值。当把这些生产手段抽调出来用于新产品的生产时，它们的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熊彼特认为，它们都应按照旧的价值来估价。同样的生产手段（土地和劳动的服务）既用于生产新产品，也用于生产既有的产品，在后一场合，“成本规律”起着作用，在前一场合，由于假定新产品得到了更高的价值评价，结果在新产品的价值和按旧价值估价的成本之间出现了差额，这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6](p157-158)
　　在这里，熊彼特似乎忘记了先前的观点：为了把生产手段从既有的用途中抽调出来，必须出以高价。而这意味着，新产品的价值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很可能并不存在。
　　“静态”和“动态”两分法体现了熊彼特对经济运动规律的基本看法。他据此提出，“在经济变动的最简单的模式里，只有两个阶段”，也就是说，经济变化是“静态”和“动态”的交替更迭。虽然熊彼特力图解释资本主义的演化，但在他那里，变化就像自由落体运动那样，最终要受到重力规律（这里是“静态”均衡）的支配。这个基本看法成为他对经济周期的解释的出发点。熊彼特采纳了通常对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把周期分为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四个交替出现的阶段。繁荣的产生归于创新和企业家的成批出现，均衡就此被打破，经济体系开始了不规则的运动，但由此也开始了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挣扎和斗争。
　　熊彼特的这类观点使他无法对经济演化的自我累积性展开分析。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在一篇批判一般均衡论的文章中结合递增收益谈到了所谓“内生的、累积性的变化”，他指出：这种变化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为进一步的变革创造了新的机会，所有资源在其各种可能的用途上都对产出做出了同样的甚至更大的贡献，资源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上均衡配置的观念在这种变化的图景中根本没有存在的位置。[9]
　　　　三、熊彼特成功地解释了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吗？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经济发展或演化，是指“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6](p70)这些变化据说是由创新带来的。日本学者盐野谷佑一指出：“熊彼特反复地宣称，企业家的创新在经济制度内部改变了经济的寻常渠道，但这仅仅是一种说辞。就创新的承担者是企业家而言，创新似乎是个内生变量，但是这一点在经济学上无法进一步加以分析，就此而言，创新仍然是个外生变量。”（注：shionoya,op,cit,p.79。熊彼特不仅把创新的源泉归于具有特殊品质的“企业家”，而且为了解释创新蜂聚这个假说，认定企业家也是周期性地成批产生的。（《经济发展理论》，第253页）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讥讽，熊彼特似乎在暗示，爷爷辈的企业家比孙子辈的企业家们更具有创造性。）
　　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替代，熊彼特提出了一种社会学的观点，把创新的动力归于企业家身上先验地存在着的、非凡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把企业家和“静态”模型里的标准经济人区别开来，后者的行为可以定义为对给定经济数据的适应。熊彼特认为，这个区分不仅适应于经济领域，而且适应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划分了以下两类人：具有静态性格的人和领导者。企业家属于后者，他们的行为动机具有与“静态”模型里的经济人不同的非理性主义的特征。熊彼特说：“从观察者的观点来看，经济活动的根本意义，即据以解释经济活动为什么存在的意义，在循环流转中得到了体现。在这个模型里，获取货物作为经济动机的本质自然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可是我们所说的这类人（按：即企业家）的动机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经济动机、获取货物的努力，并非植根于消费已获取的货物所带来的快乐的情感。如果欲望的满足是经济活动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类人的行为一般而言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属于另一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注：《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2版，pp.133-134，转译自shionoya,opcit,p.295。）
　　一些研究者在论及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的起源时指出，这个概念与20世纪初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思潮包括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韦伯的“克里斯玛”，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等。[7](p52、81)熊彼特敌视功利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它得益于领导者身上的英雄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他不无鄙夷地写道，在合理化的世界中出现的经济人“丧失了非浪漫主义、非英雄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剩下的惟一一种浪漫和英雄主义——那种‘心系航海、蔑视谋生’的英雄主义”。[10]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不断出现的创新带来的，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承担者，理当在社会阶级的阶梯上占据显要的位置。非理性主义的企业家一手造就了资本主义，这的确是一幅资本主义的浪漫图画。
　　熊彼特没有提出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框架，没有解释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他无法将技术创新“内生化”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技术创新的“内生性”指的是创新产生于特定的经济组织。只有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的内生性。而在熊彼特那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静态”模型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动态”模型里，创新担负着“创世”的功能，被用来解释资本、资本家、利润、利息等一系列范畴的出现。
　　熊彼特的观点后来也有所改变。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始承认，随着资本主义垄断大企业的出现，创新基本上与独立的个人无关，越来越成为这些大企业的职能。[11]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种转变，等于承认创新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或生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熊彼特没有留下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有用的理论框架，因此，他的这类观点并没有被真正概念化。
　　尽管熊彼特没有成功地提出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内生演化的理论框架，但他的确留下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洞见”。譬如，他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他关于创新蜂聚的假说，也就是说，创新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集中出现于某些历史关节点；在他看来，创新总是在某些部门最活跃，然后其影响在整个经济中扩散开来。这些“洞见”在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中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在熊彼特的理论贡献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对凯恩斯主义总量分析的局限性所做的批判。这些批判准确地抓住了这种总量分析所固有的“拜物教”特征。他说：“在总量均衡的基础上推论是具有误导性的，似乎总量均衡揭示了那些推动变化的因素，似乎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中的波动仅仅产生于这些总量。这样的推论构成了许多对商业周期的错误分析的基础。它使分析停留于事物的表面，妨碍了对表面之下的产业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招致对一些孤立的轮廓线进行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处理，并且赋予总量以自己的生命和一种它们并不具有的因果意义。”[12]
　　熊彼特在批评马克思的时候，也曾有过个别精辟的观点。(1)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缺陷。如果说很难设想会有一种凯恩斯主义的企业理论，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却是可行的。美国学者拉左尼克就曾利用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型企业的理论。[13](2)熊彼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重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变化，但没有正确地分析这个变化的机制。在他那里，这个机制化解为单纯的资本数量的力学。”[14]在写这句话的时候，熊彼特心里想的大概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的确包含着缺陷，在解释一般利润率的公式里，只能看到各种资本的价值量之间的关系，而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使用价值对资本价值增殖的约束则在分析中被不恰当地抽象掉了。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们曾立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来解释利润率问题，尝试把产品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概念化。[15]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解释创新与资本主义演化问题上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
　　［收稿日期］200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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