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对探讨“社会主义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主要gl,占、和理论分歧做了详细的说明，特别是分析了它们对社会实践产生的不同效果。作者强调用科学的态度认识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发挥“社会主义资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批评了以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理论。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人力资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
　　
　　一、对两个范畴探讨形成的主要观点
　　
　　(一)“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主要观点
　　资本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从生产力角度讲，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存在于一切市场经济中，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方面讲，资本在一定社会中必然体现出为该社会服务的属性，打上一定社会的烙印，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
　　“资本不是必然‘姓资’，资本有‘姓社姓资’之分。”资本是价值，增殖是其本质属性。剥削关系主要体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而不是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因此，得不出资本必然姓资的结论。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在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资本会打上不同社会的烙印，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资本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占主体地位的私有制相结合，资本就会姓资。资本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其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相结合，就会产生性质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资本，即社会主义资本。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资本与劳动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积极意义。Www.11665.com资本与劳动的统一性成为我国劳资合作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目的和结果不是贫富两极分化，而是创造财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目的是为了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并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资本所产生的“贫富分化”、“制度变质”等倾向，可以由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予以及时限制并得到根本改善。
　　
　　(二)“人力资本”范畴的主要观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人力资本”研究者主要以人的才能生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得了一定成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尽管“人力资本”理论支持者们积极引人和发展国外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们所持的观点尚存在很多分歧，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相冲突。综合起来看，他们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有以下共识：
　　在“人力资本”研究对象的确定上基本一致。多数人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人力资本生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研究这一影响时，多数人侧重于人力资源的质量或劳动者素质的研究。
　　在“资本”范畴泛化的做法上基本一致。所有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在重复“资本就是能带来利润的一个物”这样的道理。多数人主张“资本”不仅包括体现在各种实际生产资料中的物质资本，也包括非物质资本。这种资本体现在货币上就出现了“金融资本”，而体现在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上，就形成了“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多寡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本增长速度快。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因此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
　　“人力资本”再生产是一种投资，而不应看作消费。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主要的手段，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教育投资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价格的浮动为衡量符号。
　　
　　二、在两个范畴研究中出现的主要分歧
　　
　　虽然“社会主义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以“资本”为范畴核心词，但两者却有着重大分歧。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主张用“人力资本”的理论来定位和发展我国的教育并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反，也有很多学者对“人力资本”范畴及其相关理论提出批评，反对将“人力”归人“资本”范畴。有不少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廓清在这一问题上种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做法。
　　我们的看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以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从范畴的提出到整个理论体系的演绎，在理论路径上都与“人力资本”范畴具有根本不同。
　　
　　(一)价值理论基础不同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继承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重要理论基础。“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分析，离不开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等重要的理论支点，特别是离不开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理论支撑。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最终意义在于解释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维护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
　　与之不同，“人力资本”范畴则是以效用价值论或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效用是人对商品满足欲望程度的感觉和评价，这是一种主观的价值论。它否认只有劳动才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而把效用看作是价值的源泉。这种观点认为效用是形成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条件与物品的稀缺性相结合，就形成了价值。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当人的劳动力或者说他的才能、技术等，对满足生产管理者的欲望来说是稀少的时候，就可能成为人们福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引起人的评价，表现为“价值”。如果这种稀缺性能给人带来更多收入或满足，即效用，“人力资本”范畴也就出现了。所以“人力资本”范畴是人身上存有的各种有用的技术和知识的凝结，本身已经是价值，它与社会及个人对人力进行的投资有关，但并不需要科学地解释价值的形成过程和财富(价值)的最终源泉。而正是在这个基础性的解释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经济学派别的区分。
　　
　　(二)在剩余价值理论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和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根据。在是否承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个关键问题上，“社会主义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理论的支持者也表现出截然的对立。
　　“社会主义资本”强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坚持马克思的一系列概念和方法，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及其分割的理论等等。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坚持了马克思科学的工资理论，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历史要求恰当地融合在一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承认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其价值构成包括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这对于维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特别是帮助人数众多的农民工尽快打破各种带有封建残余性质的人身依附，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具有积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说，继续使用经典作家关于“劳动力商品”以及“工资”等科学理论，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清晰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框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人力资本”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内，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一样，凭借所有权获得各自的收入。这不仅掩盖了财富创造的真实过程，更重要的是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模糊了各种人群在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不同诉求。“人力资本”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虽然他们也承认工资的存在，但所指的“工资”仅仅是由于人的教育和培训成本增加而形成的一种所得，这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相去甚远。

　　(三)理论渊源不同
　　“社会主义资本”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深刻论述。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的批判内容，同时依据唯物辩证法肯定了“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它与马克思倡导的思维方法和资本理论一脉相承。从理论上说，肯定“社会主义资本”是我们党主张发展生产力，同时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论。从实践上看，它对我们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贯彻四个“坚定不移”将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国内一些研究者声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渊源。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我们不否认马、恩著作中的一些提法或许对“人力资本”范畴的产生有一定作用，但将马、恩说成是“人力资本”思想的大师，甚至用马、恩著作中的话来当作“人力资本”定义，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理论的分析，已经非常清楚地和一切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划清了界限。马克思绝不会重复连古典经济学都不会认同的“人力资本”这一类范畴。亚当·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已经明确指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只是沿着庸俗经济学的道路发展下去的一些人，才把“人力”(劳动力)和“资本”不恰当地并列在一起，而这样的做法马克思早就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曾说过，“三位一体”公式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并列起来，就像把“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摆在一起那样不合逻辑。因此，把“人力资本”范畴的理论渊源归结到马、恩著作那里是极其荒唐的做法。
　　
　　三、两个范畴的不同实践效果
　　
　　(一)“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实践效果
　　“社会主义资本”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运用。这一范畴的产生，对我国理论界重新认识资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首先，“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为我们正确理解“房地产企业”、“股份公司”、“金融证券市场”等市场经济的最一般、最普通的现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早日走出“资本主义能干不能说”的理论窘境。其次，“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为各种经济实体和法人主体筑起了统一的活动平台，有利于公平竞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彻底杜绝以政府出面限房价、限地价甚至要限一碗牛肉面价格的现象。再次，“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强调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有利于在生产领域中确立管理者的权威，为各种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有效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最后，从“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中，我们自然会得出“资本人格化”的结论，据此出发，不难找到各种企业的管理者获得报酬的合理依据。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使用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重演。一是因为这个范畴本身带有很强的公有性质。从外部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公有制的集中体现者，因此这种资本在投放方向、范围、规模、程度等从一开始就要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宏观上的有力调节，要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通过国家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从内部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企业内部执行不同职能的劳动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改变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将其转变为非对抗性质的有限范围内的矛盾。二是因为它能够合理而恰当地实现按劳分配，并把按劳分配和其它分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防止贫富悬殊过大现象的发生。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变为和谐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二)“人力资本”范畴的实践效果
　　和“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相比较，“人力资本”范畴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会产生大相径庭的实践效果。首先，“人力资本”范畴对社会生产的肤浅认识，要把中国社会引向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织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不是任何人力都可以随时变为资本的，这是一个社会常识。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世不变的资本家的眼光才会把人力和资本直接等同起来。从实践上说，如果人力可以成为资本，那也就意味着任何受过教育的个人都可以成为“人力资本家”并凭借对“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获得利润。这样一来，雇佣关系也就消失了。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是永远都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用这种想法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必然引导人们远离劳动人民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这是极其危险的。
　　其次，“人力资本”范畴扭曲教育内容，造成中国教育界严重失衡和畸形发展。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潜力所在。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教育方针。在“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下，教育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和赚钱谋利的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模糊了人本身投资和消费的界限，把人接受教育这一本来属于消费的行为看作是对人力的投资。这样，必然使个人产生增加这种“投资”比例的倾向，造成过度消费，产生教育生态失衡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后果，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群众中日渐高涨的上学难、上学贵的呼声，久刹不止的择校风和乱收费等等，从理论上说，皆来源于此。
　　再次，“人力资本”范畴对生产过程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由于一部分劳动(力)具有天赋或凭借特有的社会资源，可以而且应该和老板“叫板”。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危害很大。其一，它破坏了生产过程的“权威性”要求，这种权威性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其二，它可能降低生产效率，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求自己的“人力资本”获得相应的收益，必然造成资本分散的后果。其三，“人力资本”含义中天赋或是凭借的特有社会资源，暗含着人类生来不平等的歧视性判断，这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齿的。至于“凭借某种特有的社会资源”，更是为带有封建残余的特权霸道开了一个大大的后门。与此相应，目前，国有企业中一些管理者报酬极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是“人力资本”理论在社会实践中不恰当应用的结果，它已遭到广大劳动群众和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强烈批评。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指出“人力资本”范畴将对所有制理论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周其仁等肯定的“劳动雇佣资本”的观点，方竹兰等论述的“使拥有经营管理权的经理同时拥有公有企业的所有权”等观点，在企业产权安排上都为公有制企业财产的私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不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制度。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经济学范畴的取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的方法论基础，坚持阶级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产生和发展是对以上原则的继承和应用，其范畴本身应该得到肯定。“人力资本”范畴虽然有借鉴意义，但其范畴本身尚存在很多重大基础性缺陷，决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收，人云亦云，否则，就会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和理论研究陷入混乱，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