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弱化，经济竞争加剧，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形成的国际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战后西方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和平发展
　　
　　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弱化，经济竞争加剧，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形成的国际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战后西方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需要中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和发展
　　
　　世界体系论是以“世界体系”为研究单位，而不是像现代化理论以单个“国家”和“社会”为单位，来研究和比较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现代化进程。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1]
　　世界体系是建立在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是它的首要目标。wWw.11665.com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因而，沃勒斯坦有时把世界体系称为世界经济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1]沃勒斯坦有时也把它称为“历史资本主义”，因为这个体系本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着的。
　　世界体系形成于“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开始是以西北欧为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两个主要结构上：“‘世界’范围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1]即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世界体系是以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为前提，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整体结构。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世界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它的边界范围由小到大。在扩张过程中，各经济角色及其地域分布也发生变化，有正向变化，即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也会有逆向变化。即某些经济角色的地位可能下降。中心区也会扩大和转移。中心区各强国中，往往会出现实力超过其他中心列强的霸权国家。“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1]由此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变。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着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各区域内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都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同时，这个体系还总是经历着由扩张引起的供过于求的“过剩”危机，出现一次次的周期性振荡。虽然这个体系本身具有自我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致使它如今已经进入到“混乱的告终”时期，势必要由一种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新的世界体系取代。并设想一个能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够改变分配制度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世界体系的可能形式。“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1]
　　
　　二、世界体系的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多民族国家体系及多元文化体系
　　
　　（一）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
　　由于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无休止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是通过周期性的方式来运行的。周期和趋向是世界体系论者关心的一个重点。
　　周期就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有规律的扩展和收缩的过程。通过对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周期性节律和长期性趋势。
　　周期性节律是世界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收缩周期性循环。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世界体系的历史中，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周期，一种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50—60），一是比康德拉捷耶夫更长的周期，他称为“特长周期”（200—300）。如果说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心、边缘、半边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表现，那么，周期和趋向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上的表现。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的长波平均50年重复一次，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作准备。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特长周期’的出现都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创新（诸如新的贸易方式、新的金融体制的出现）密切相关”，而这些新的经济制度一般都是一个强的核心国家强加于世界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在世界体系论者眼里，“特长周期”与“霸权兴衰的周期”密切相关。”而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霸权国家主要取决于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周期性节律不仅使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而且也提供了世界体系长期发展趋势的基本动力。
　　同时，沃勒斯坦认为，虽然世界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这使得它能在500年间渡过一次次的危机，不断巩固和完善，然而，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在深度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达到极限后最终将自行消亡。如今已进入“混乱的告终”。
　　（二）等级化的多民族国家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多重国家并存，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世界帝国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这种多重政治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起关键作用。
　　世界体系论认为，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国家是被创造出来的制度，这种制度反映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阶级的力量的需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即三重结构：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相对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二重结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强国和弱国。

　　沃勒斯坦认为，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核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使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之间的斗争，出现了“霸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以及过多的劳动力，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沃勒斯坦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经济上存在着不等价变换，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国和穷国以及强国和弱国之间的矛盾，因此，反体系运动不断就成为必然。关于反体系运动，沃勒斯坦认为，尽管反体系运动在20世纪得到了加强，并且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目前阶段的政治，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反体系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资本积累贯穿整个体系。“国家结构的变化只能改变积累的政治，并不能终结资本积累。”[2]
　　那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如何呢？在这里，世界体系论者接受了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其衰退或灭亡不是因为它的困难而导致，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而导致。”[2]
　　（三）多元而趋同的文化体系
　　在沃勒斯坦看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文化上的体现，即所谓的世界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放在连续的历史体系中考察，才能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认识，提出了“连续历史体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其实一直是朝着多样性和多方向性发展的。但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后，便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的向心力量来限制文化的发展并组织文化的发展，而所谓“世界文化”就是在这些强制性向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因而，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的文明”逐渐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尤其是当这种文明是以追求科学为其特征，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习俗及通过其他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特别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而对于那些在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所以，对于核心区创造的这种文明是很难作出有效反应的。他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接受，很难享受到科学这种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益处。边缘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文明上走的是一条z的道路。
　　因此，沃勒斯坦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就一直存在着创造世界文化(普遍的价值现)和有计划的文化抵制的矛盾。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不断地创造市场，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而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弱小的国家则通过政治计划来进行文化上的抵制，因为文化抵制本身就是政治抵制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沃勒斯坦指出，定义一种文化实际上是定义一种界线，从本质上讲，这种界线是压迫的政治界线，以及反抗压迫的政治界线。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文化创造的悖论(世界文化还是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文化还是少数道德群体文化)就一直存在。民族国家在这种矛盾中起着一种非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用它的力量来创造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一直在创造文化的统一性。”[2]
　　关于未来文明的走向，沃勒斯坦设想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和平民主的世界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体系首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是最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最需要的，以及如何使得这些最需要的变成最可能实现的。沃勒斯坦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这决不是单个个人所能达到的，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达到。这种社会实践更多地在于反体系运动，而不在于国家机器、经济领域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2]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最主要的理论特征是它的融合性。它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又从现代化理论中吸取了一定的内因论发展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半边缘地区。如果说依附论是静态的,那么沃勒斯坦通过加入“半边缘”这个变量把它变成动态的了。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变,中心和外围的结构就不变,但具体哪个国家在核心区或边缘区,那是可变的,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同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他比以往任何左派理论家都更激进、更彻底地否定资本主义，甚至将资本主义体系抽象为一个单纯的剥削机器；另一方面，他又迂回曲折地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历史必然性。正是这种认识最终将沃勒斯坦推向了矛盾与悲观主义的理论困境。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但它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对中国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世界大国，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利用世界经济体系使本国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增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3]随着各国经济的依存性的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彼此取长补短，在互利的基础上协调合作共同发展，从而使世界从一个个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化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一些共性的东西逐渐普及和推广，并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对外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及国内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二者的良性互动。对外，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应建立在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规则的遵守上，即在不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选择一条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世界市场，来壮大国家实力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来谋求更大的发展。因为，毕竟今日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这些规则因而大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一对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国内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内在要求的。在文化上，我们还要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的因素，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还要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对话，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活动，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期待：以科学发展观的视野去瞻顾未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将会成为以人为本的人类在未来国家建设中，体现国家执政思想和执政意志，熔铸东西方文明的智慧选择！”[4]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460.
　　[2]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6-224.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19.
　　[4]乐后圣.国家和平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