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与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单纯考察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并不能解开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历史之迷”。19世纪法国农业的主要特征是以投入小量资本和大量劳动进行的，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不足是制约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原因。大革命和欧洲战争掏空了近代法国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根基，导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滞后、停顿、中断，致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失去外部动力;高价地租和高利贷资本又扼制了近代法国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的进路，导致农民不分化和单项贫困化。法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曲折道路和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改造小农生产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内生机制。当前我国仍有2.5亿小农户和9亿农民人口，而全国耕地面积只剩下18亿亩，平均每个农户经营面积仅为0.5公顷，这种超小型的高度分散的经营形式就是把土地“绣出花”也难以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究其根源在于，建国60年来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平分机制，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业资本下乡与小农制的嫁接，以至出现了“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奇怪现象。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规模和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程度。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小农;高价地租;高利贷;大农场主;农业资本主义化
欧洲所有国家都曾经历过中世纪几百年的封建“农民经济”，但它们后来都超越了这个历史阶段，时间或早或晚。www.11665.COm与其他国家相比，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显得十分艰难而漫长，不仅“剪断了法国农村资本主义的翅膀”，而且拖延了法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于是产生了一个令中外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迷”：既然发端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的神奇速度”[1](p221)，“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2](p354)那么，缘何由法国大革命拉开帷幕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反倒使农民遭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不断败落和日益贫困的殉难史，并且“这种建立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个体农业直到今天还是法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拖后腿的重要因素。”[3](p3)对于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西方学者很早以前就着手研究并展开讨论，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歧见迭出，难以达成共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坦率地承认：“法国怎样和为什么在国内保留了数量众多的、功能越来越小的农民?它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难道是我国优越的自然条件才使乡村能够不顾风浪的袭击，将其领先地位延长到超过合理的界限?难道法国乡村的惰性及其无可否认的成就竟使法国长期陷于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境地，以至在朝夕之间难以自拔吗?这些疑问贯穿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但直到本书的末尾，问题还是悬而未决。”[4](p1)究其根源在于，西方学者的历史研究方法普遍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认识偏见，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文化系统中形成的大众知识、信仰、心理因素等所谓“深层结构”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这是一种血浆，一切历史现象都在其中生存;这是一种氛围，一切历史现象都在其中变得可以理解。”[5](p27)殊不知，正是由于他们试图把“次等的事实”说成是“本原的东西”，致使其陷入了“大卫之画圆为方”(“david’s having squared the circle”)[6]的认识迷途，结果“在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无语伦次之后——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7]
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主要偏重于两个所谓“黄金时期”：一个是对1789年至181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黄金期”的研究;一个是对1945至1975年法国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黄金期”的研究。这样做割断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把19世纪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微妙的和模棱两可难以辨认的时期——“它崇尚自由但又保持官僚政治干涉主义的传统;它提倡工业但又是在小单位生产的局限中追求和部分实行工业化;它主张中央集权但又是在地方工业上取得奇迹般的成功;它是旨在发展生产的但又是法国森林的保护者;它是提倡科学的但又是经验主义地利用实际的技术知识。……但就整体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完全的成功也不是完全的破产。”[8](p1-2)具体对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原因解释，“我国史学界的定论认为：法国大革命对土地所有权的变革是决定性的，它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毁之者则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罪过归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创立的小块土地所有制。”[9](p274)这样就陷入了“历史循环论”的认识迷途而不能自拔。总的来说，我国大多学者以往总是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法国农村社会经济内部，主要考察大革命前后法国旧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和小农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情况，而忽略了对当时法国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和欧洲政治局势变化大背景的分析。本文试图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一“长时段”历史连接起来作宏观的整体研究，以期得出较为完整的合乎历史演进逻辑的解释。
一、革命和战争掏空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根基
恩格斯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10](p582-583)因为“它为全世界奠定了曾经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2](p354)但从1789年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直到1871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这种激进式的政治变革不但没有带来任何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的革命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它原先的立足点上来。”[11](p127)这一时期，“法国的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但是那里几乎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秘密、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手段”[12](p127)，“以至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战争、革命、天灾、坏政府、犯罪、反生产的意识形态等等”[13](p735)，“它一直苦于不稳定和暴力，跌跌撞撞，从政变到政变，从爆炸到爆炸。法国正在被另一些更有活力的国家所超过。这自然不是绝对的衰落，而是一个漫长的停顿和渐衰过程。”[13](p616-634)总的来看，“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传统与现代、贵族与共和、宗教与世俗的取向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分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末期，甚至到第四共和国时依然存在。”[14](p75)因此，对于像法国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激情并长期谋求欧洲霸主地位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经济单位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更具有必然性了。”[15](p23)所以，“科学地研究法国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有规律的统一过程”[16](p61)，必须把大革命爆发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结合起来考察和研究。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2]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1789年大革命爆发看作是法国“新旧制度的分水岭”和“现代化的加速器”，然而这种定论却带给法国大革命过多的荣誉和过多的耻辱。事实上，“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了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12](p376)比如在1789年至1799年的短短10年间，法国国内就有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轮流上台执政，“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12](p606)而从1793年到1815年的22年间，法国外围又有欧洲各封建君主国联合组建7次反法同盟进行武力干涉，“仅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就有近150万军人丧命，与其所有敌对国死亡的军人加起来至少同样多;如果将平民的伤亡人数计算在内，那么在1790年至1795年间出生的法国男子当中，至少有20%以上是在1816年以前死于同欧洲战争有关的各种原因。”[17](p185)这样，“从1789年到1815年长达25年的革命和战争把欧洲大陆的资源从建设转向了破坏，给企业和贸易造成了浩劫，产生过某些发明却大大延迟了应用，鼓励了一些项目却接着又对它们实行了禁约。结果，法国对英国工业的仿效被推迟了又一代人的时间。”[13](p361)比如，“在整个18世纪，法国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增长了4.5倍，而英国工业指数仅增长3.9倍。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生铁产量已达到13万吨，而英国仅为6.3万吨。和同期的英国相比，法国在煤炭、非金属、棉纺制品上略逊于英国，但在冶铁、毛纺制品、丝织品等方面却强于英国。法国在工业总体水平上一直超过英国，堪称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和欧洲第一‘经济大国’。”[18](p88)但在大革命期间，“法国工业产量在1800年只相当于大革命前的60%，对外贸易总额在1812年至1814年只相当于大革命前的50%。”[19](p112)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一直奉行旨在对英国实行单边贸易壁垒的“大陆封锁政策”，严重地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束缚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结果斗出了一个“历史暂停”，最终导致整个法国几乎站到了破产的边缘。正如当时的英国人讥讽法国说：“我们是为千百万人生产，而法国人则是为少数人生产。”[20](p94)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诺思也指出：“近代法国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地区经济，因此牺牲了扩大市场的收益。由于存在许多地区性垄断，而失去了市场竞争的益处，进而也抑制了创新。在法国，由于国家的财政需要而牺牲了改善市场效率的好处，结果是19世纪的法国并未能摆脱17世纪的马尔萨斯危机。”[15](p169-170)此外，法国长期的社会动荡、连绵的战火、频繁的政权更迭和低下的政府信誉等等，又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对生命和财产缺乏最基本保障的极度恐慌心理，以至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两代人中仍很难消除。这种只强调个人独立而不愿与他人合作的“单子个人主义价值观”(atomistic individualism) [19](p135-137)，最终导致“法国人缺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缺少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而前资本主义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始终笼罩着法国社会和实业界。”[21](p120)所以，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法国人在大革命中学会的惟一东西是家庭比国家更强大，因为它提供了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22](p11)直到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大军兵败“滑铁卢战役”，而已经被推翻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在反法联军的刺刀保护下得以在法国重新复辟时，“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法兰西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年代。”[10](p586)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搭上时代的列车就可能分享财富，而落伍者则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譬如说，在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工业革命大约从1770年到1870年一直持续了百年之久。在这整个期间，正是从旧秩序转变到建立新秩序之下工业各部门之间的相当稳定的关系。把这一过程称作革命似乎显得慢了一些，但经济上的时间比政治上的时间客观上是要慢一些。历史憎恶跳跃，经济上大的变化和工业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23]这样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而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因此，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样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于是，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12](p385-450)正如列宁所总结的，“在法国，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24]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失败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长达130年间，“法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工业革命或起飞，也没有发生像‘急剧’或‘突然’这些形容词所暗示的那种劲头，来到的都是一系列调整的结果，表现不出真正的、成熟的和自信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迹象。”[8](p26)因此，“这个在18世纪曾经是欧洲经济总量第一大国的法国，在19世纪40年代首先被英国超过，之后到19世纪70年代又被后起的美国和德国超过。直到20世纪初期，法国的工业产值仅占世界6%，而同期的美国占35%，德国占16%，英国占15%，它实际上已经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工业国家，几乎算不上是一个经济大国。”[25]比如在1830年、1886年、1913年、1929年、1950年这几个关键时间点上，法国人均实现国民产值与英国相比差距分别为95美元、220美元、400美元、270美元、345美元(按1960年美元推算，以下相同)，与美国的差距分别为-35美元、170美元、680美元、885美元、1360美元，与德国的差距分别为-25美元、-35美元、105美元、10美元、-6美元[13](p324)。同时在整个19世纪，法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化这三者之间还呈现出不协调性和迟滞性的特点。比如在1789年至1876年的将近100年间，法国农民总人口一直保持在2300万人左右。直到20世纪初期，法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仍达到一个最高峰值为884.5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总人数的42%。而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其中英国为11‰，德国为10‰，法国仅为3.5‰[20](p36)。从1789年到1851年的62年间，法国城镇人口比例由20%增至25%，只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1851年到1911年的60年间，法国城镇人口比例由25%增至45%，也只提高了20个百分点。直到1931年，法国城镇人口比例才达到51.2%，而英国早在1851年就达到50.2%，德国在1900年达到54.4%，美国在1920年达到51.2%[26](p392)。总之，19世纪的法国也同欧洲大陆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他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他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他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7](p10-11)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来说是把英国当作资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10]
在中外历史学家看来，要理解法国全部近代史，就需要“入乎其内，超乎其外”。我国一些研究法国历史的学者提出：“19世纪的法国现代化进程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大海图：它的政治发展是大海的表层，波涛汹涌，变化多端，但又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在大海的深处，水流平稳，但又具有巨大的潜力，这是它的经济发展;在大海底部根基古老，亘古少变，但也岩浆奔流，新山突起;在大海上空彩霞纷飞，那是法国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9](p342)这种把历史发展中的多因素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杂糅在一起，然后进行多维度立体切割和深描的分析方法，实际是法国年鉴学派惯用的所谓“新的整体史观”，它带有浓郁的多元折衷论色彩，试图“把赌注押在即时性的独立价值上，押在即时爆发的火山般的热量和丰富性上”[28](p804)，以便于从中发现“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29](p976)。然而，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往往“把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转来说成了原因”[12](p455)，以至“在‘原因的多重性’面前不知所措，从而分不清因果关系”[30](p10)，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总是不断丧失自己的独特的标志”[10](p685)。与当代西方学者完全不同的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来，这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马克思由于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12](p506-507)这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近代法国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内在制约因素”和“外部干扰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法国国内的局势不稳定，社会动荡，政权轮替频繁，政出多门，释法无度。比如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法国先后经历了第一共和国(1792～1804)、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奥尔良王朝(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2)、第二帝国(1852～1870)、第三共和国(1870～1940)、巴黎公社(1871)等36个不同的政体，国家共出台了14部宪法，还有6部宪法已草完毕而停留在法案状态，加上16个没有宪法而临时施政的政体，结果导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所确立的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12](p702)“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12](p516)这样，法国资产阶级在融合、延期、修宪、秘密、联合、亡命、篡权、革命和战争等等难以形容的喧嚣声中是无法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率的现代产权制度，“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负责”[15](p13)。因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12](p702)其次是在19世纪，由于“各次欧洲革命——1818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15年到18年”[7](p206)，而法国作为欧洲革命和战争的首倡者应发挥“火车头”的作用，这样就迫使它必须不断强化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而长期实行战时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过来又严重地制约了法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比如说，“在1815年以后短暂的时期内，战败的法国转而采取了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不过，那仅仅是向战胜国英国的让步，并且是对帝国独裁主义的反动。外国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的一阵冷雨非常迅速地又使法兰西民族的本能复苏了。法国制造商们大呼灾难临头，下院立即表决通过了一个比一个高的关税率，它抬高了价格，减少了需求，并且保护了陈旧的技术。随着1848年的革命，政治的钟摆又荡了回去，脱离了高保护及其奥尔良王朝的受益人。路易·波拿巴一上台，结束禁令和减轻关税的压力马上就增加了。于是，新的皇家政权在1860年与英国重新签定了通商协议(即“科布登—薛瓦利埃条约)，由此终于结束了法国对英国主要工业产品实行禁令的体制。”[13](p370-371)然而，这一次开放与英法之间在1786年达成的“伊登条约”间隔了七八十年之久，由此带给法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在1815年和平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法国冶铁工业已经进入了现代技术领域，但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焦碳熔化和以煤为燃料的搅炼滚轧工艺)却比英国落后了半个世纪。大约从1830年开始，法国人想要铁路、运河、道路和桥梁了，但他们到哪里去弄到这笔钱呢?因此，直到1848年法国只建造了1320公里铁路，并没有形成网络。”[13](p362-374)总的来看，“法国工业产值(包括农村家庭小手工业)虽在1835～1844年间超过了农业产值，但如果把小手工业的产值除外则要到1880年时工业产值才最终超过了农业产值。比如在1845～1850年间，法国农业劳动者人数是工业和手工业的两倍之多。”[31](p260)第三是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塑造的“总体性战争”在欧洲大陆一直阴魂不散，法德两国都借助于“民族主义复兴”和工业化时代的强大经济力量，不断地赐给它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的毁灭性战争[32]，最终导致法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滞后、停顿、中断。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后，法国左翼已经出现了两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英国与俄国;而路易·波拿巴的失败则使法国右翼出现了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德意志帝国与意大利。事实上，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而法国工业主要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危机和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10](p664)因此，“在欧洲大陆上，不论是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则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12](p470)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12](p512)此时，路易·波拿巴这个“丑角之王”已经把法国整个资产阶级经济折腾的陷于全盘混乱状态，并把整个国家机器渎犯的失去圣光而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然而，他仍以发挥“民族原则”有利作用为借口，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就像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但是，“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后，1871年送上来的巴黎公社的短暂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在法国，要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失败和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但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战争赔款，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12](p514-515)总之，“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给法国留下争取自由的口实，那么第二个波拿巴留给法国的就只是怯弱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情感一直压迫着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人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10](p676)不过，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统治时期(1870～1940年)，欧洲内部的安宁为各国充分发展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保障，也促使法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在1890年至1913年的20多年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20亿法郎增加到388亿法郎，全国新修公路20多万公里，开凿运河200公里，新辟和疏浚港口10个。到20世纪初，法国的汽车产量跃居欧洲第一位。这一轮以新技术革命和新兴工业部门为引擎的经济飚升扣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岁月一直持续到1929年。”[9](p318-331)随着法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也促使其恢复帝国和称霸欧洲的野心再度膨胀。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召编入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以及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基数增长，结果在19世纪末，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增长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正是由于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势必将引起疯狂军备竞赛和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12](p514-520)因此，当德国工业经济力量已经达到足以征服整个欧洲时，一场主要发源在欧洲大陆但又波及到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这一次又是德国人入侵法国，杀死了一百好几十万法国人，蹂躏了法国最富庶的工业区，只是到了盟军快要攻入德国本土时才匆忙撤出。”[13](p666)紧接着，法西斯德国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造成了1000多万人丧生，最终把一个工业繁荣的欧洲变得衰弱不堪。总之，“法国在经过多年来的经济停顿以后，又遭到战争和沦陷的浩劫，直到1948年，国内经济尚相当于1900年的水平，而且疲惫不堪。当时的法国实际上还没有进入20世纪，只是在那以后的30年——从1945年到1975年在法国叫作光辉的30年——法国大踏步进入了20世纪。”[13]
二、高价地租和高利贷资本制约了近代法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化
迄今为止，中外大多学者对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原因解释仍集中在“小农的保守性”、“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这三个领域里，而没有把这一问题摆放到19世纪法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思穿 [33]。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34](p153)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5](p12)所以，列宁指出：“资本使农业摆脱了封建制度，摆脱了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停滞落后状态，使农业加入了商业周转，从而进入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但是，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并且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了旧的灾难，主要是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形成的资本愈来愈沉重地压迫着农业。”[34](p230-2231)其实，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起源与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要想解开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历史之迷”，必须回答两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一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为何没有形成资本化、企业化经营的大农场主;二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何没有像美国式道路那样“是在用革命手段割断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3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37](p693)但他在这里主要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地租”，而不是欧洲中世纪带有超强制性质的封建地租。如果仅仅从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和比较中去探求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原因，那么就难找到答案。事实上，“在法国，1789年开始的大危机并没有摧毁它前几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大地产所有制。没有逃亡的贵族和土地兼并资产者——这些人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在逃亡的移民中也有一部分人保留了财产，他们有的是通过亲属或中介人重新购回财产，有的是从执政府和帝国那里恢复自己的产业。对法国某些地区中的贵族财产的幸存者——尤其在西部，是我们近代社会史研究得最少但又无可否认的事实之一。总的来说，旧制度演变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大地产所有制与小农经济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大革命以后的新法国继续存在着。”[3](p264-266)换言之，“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拍卖国有土地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只是扩大了一些农民的土地财产，并且鉴于国有土地拍卖的组织形式，这种扩大也是相当有限的。”[8](p228)比如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基本状况是：教会的地产占6%，贵族的地产占25%，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占12～15%，农民的土地占22～27%[38](p228-229);而在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大地产上升到20.8%，人均占地273公顷，中等地产约占46.6%，人均占地33公顷，占全国农户总数89.4%的小农户仅占全部土地的32.6%，人均占地2.65公顷[8](p11-12)。特别是在法国城市周围的土地大多流入到新兴资产阶级手中，比如在巴黎市郊区，资产阶级从出售原教会和王室的国有土地中购得80%以上，在凡尔塞地区购得96.51%，在萨布勒地区购得78%，在绍莱地区购得56.3%，在博热地区购得53.5%[39](p289-290)。到1852年，资产阶级在巴黎盆地、诺尔省、诺曼底、卢瓦尔河谷和洛林边界等富饶地区投资购买土地已占到40～60%，而在中部高原、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等偏僻地区仅占有土地10～17% [40](p637-644)。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经涌现出了15万个资本主义大农场主，雇佣农业工人90万人以上，拥有全国土地的40%，逐渐在农业经营中上升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主导力量[41](p52)。在19世纪末期，法国农业中的土地集中程度还略高于德国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即“法国在1892年拥有4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占整个土地面积的45%;德国在1895年拥有5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仅占整个土地面积的1/3”[42](p72)。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起点分析和比较，“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已占到全部土地的30%，加上大革命期间从出售国有土地中购得的地产，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42%;而在19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式圈地运动所获得的土地仅为600万英亩左右，约占全国3200万英亩耕地的18.75%。”[43](p152)但在整个19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英国和法国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制度：“前者是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制度，后者是小块土地的经营制度。”[42](p146)根据英国1873年的土地普查数据，全国4/5的土地集中在大约7000人的贵族地主手中[44](p145);而在1882年法国60%的土地都是小农户直接耕种，只有12%的农场主采用租佃制经营，形成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和小块土地所有者经营混杂并存、参差不齐的局面[45](p244-247)。总之，“法国农村居民最完整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却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的自我持续的循环。但在英国，恰恰是缺乏这种权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开端。”[46]
因此，理解资本是如何掌握和控制农业的关键点在于考察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机制。马克思指出：“在法国这样的国家，行政权支配着一切，也就是经常和绝对地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督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中央集权无所不在止，无所不知止，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10](p623-624“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肌体，最终是由拿破仑完成的。”[10](p675)从此以后，无论是代表大地产利益的波旁王朝，还是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奥尔良王朝，以至“认定自己负有恢复帝国使命”的波拿巴王朝，“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也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10](p676)这说明，“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都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同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不得不每天不断地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化和集中化。”[10](p624)因此，法国土地所负担的赋税和抵押债务都远远超过了正常地租的限度，这样就迫使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经常改变经营策略，主要采取租佃制和分成制的小块经营方式，对农民实行土地抵押形式的高利贷剥削。因为，小农可以“不必像在正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那样，使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向他提供平均利润的程度，更不必提高到一个固定在地租形式上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程度。”[37](p908)他们主要靠压低自己的生活费用，不得不按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农产品以维持生存，但这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以外”(outside agriculture)而非“农业以内”(inagriculture)的发展[47](p156)。也就是说，资本家决定把资本直接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惟一动机就是追逐私人利润，“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农业可以得到比普通利润更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正比。同样的，如果农场主的预付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高额利润，那么它也就没有兴趣去雇佣农业工人了。”[48](p624)在整个19世纪，法国正常的财政支出(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费用)和非常规支出(支付战争赔款的费用)都显得特别大，将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强制性转嫁到土地上的负担已经远远超过了“纯粹资本主义地租”的最高极限，结果是资本家经营农业无利可图或获利甚少，导致大土地所有者变成了仅仅满足于坐收租金的食利者。比如，“路易-菲力普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5亿法郎”[10](p378)。直到路易·波拿巴执政时期，“他也像以往那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做恺撒，要么进债狱!”[10](p444)所以，近代法国税制的主要特点就是面向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征税，而在各种直接税中地产税又是最重的。比如，“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地产税占到全部直接税的3/4，工商业营业税只占6%。在19世纪40年代，地产税占到66%。在20世纪初期，地产税仍占到45%。”[9](p282-329)这样，流入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租金很少会变成资本再投入土地，有的干脆把土地所有权转卖给小农户经营，以便从农业中抽出土地资本，转而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券和公司股票，结果是法国整个的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水平下降。有资料表明，“在第二帝国末期，法国经营最好的土地也只能带来2～3%的效益，而购买安全债券和股票却能到来5%或更多的利润”[49](p239)，“当时的商业经营资本获利达到10%，几乎是土地资本投入回报的2倍还多。”[40](p744)因此，即使是在19世纪50～70年代法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发展较快的所谓“黄金时期”，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把来自农业的收入转而投资于土地用以增加生产的资本也不多见。比如，“在1879年，法国经营最好的农场中平均每公顷土地也只投入一头牲畜和100法郎现金。”[45](p253)而到了19世纪80～90年代，“随着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面临着灭亡。”[12](p485)比如，“在1895年，法国的谷物价格比1871～1875年间下迭了27%，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产量下降，土地收益大大减少。在1865～1894年间，法国国民收入从237亿法郎下降到234亿法郎，国内生产投资比例由8.2%下降到6.3%。”[20](p14-15)在经营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缺乏利润刺激的情况下，法国金融垄断资本家一方面通过还债付息将资本转移到国家债权人的手里，然后再输入市场，“据统计，在1871～1913年间，有10亿法郎就此落入了食利者之手”[49](p82);另一方面把国内的大量资本转向国外殖民地投资以攫取暴利，“在1899年，法国殖民地面积已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殖民人口为5640万人。到1910年，法国国内投资额仅为7.79亿法郎，而在国外投资总金额却高达30.98亿法郎(1914年猛增至600亿法郎)，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资本输出大国。在1909～1913年间，法国从高利贷利息收入中获取高额利润平均每年达到17.05亿法郎至18.5亿法郎之多。”[50](p368-428)列宁曾经指出：“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34](p428)总之，“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农业设备大体上还是最原始的结构，木犁仍在使用，作物种植和收获方式与先前几世纪几乎相似，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停顿、落后和原始的状态。在1815～1840年间，法国农业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1.7%，在1840～1865年间为2.62%，而在1865～1900年间仅为0.26%。法国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比英国低39%，较比利时低38%，法国一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只可供4.3人消费，而美国一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则能供应7.4人消费。”[41](p54)与欧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典型的农场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小人物，与普通的农民耕作者没有什么区别。在1892年，法国10公顷以上的农场中只有24%采用雇佣农业工人劳动这种形式，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基本是使用家庭劳动力。”[38](p336)总的来看，19世纪的法国农业主要特征是以投入小量资本和大量劳动进行的，高价的地租和高利贷资本扼制了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的进路，而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不足又限制了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发展。
至于说到法国农民不分化或“单项贫困化”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占法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10](p454)但是，“在19世纪的演化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他们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10](p680-681)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结果是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样一来，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于是他们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10](p454-455)可见，法国农民所受到的剥削与工人阶级一样，“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10](p456)总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10](p391)比如，“法国人民普遍憎恨的葡萄酒税，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式是贵族式的，即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少，税额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在第一次革命中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从此以后，每当任何一个政府想要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0](p452-453)而当波旁王朝在法国重新复辟时，为它充当开路先锋的是哥萨克骑兵，所以它必须代表法国政府向反法联盟国赔款7亿法郎，同时还要承担向15万名外国联军占领法国东北部边境地区日常开支的费用每年1.5亿法郎。1825年，法国国王又拨出一笔10法郎的巨款，主要用来补偿逃亡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财产的损失。这些沉重的负担最终都落在了农民身上。到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在法国掌握统治权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大王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国家负债和财政赤字成为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发财致富的主要源泉。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10](p377-379)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临时政府立即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100生丁折合1个法郎)，农民不得不负担起“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法国农民抱着天真的幻想把600万张选票投给了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只坐了6天，到第7天就召集他的内阁开会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并把国家赤字从原来的5.6亿法郎增加到6.2亿法郎。”[10](p416)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赋税，但是刚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到它从窗口飞了进来。”[10](p452)马克思根据1840年的一份官方统计资料，推算出“法国农业总产品合计为52.37178亿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35.52亿法郎的耕作费用，这里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产品合计为16.85178亿法郎，其中扣区5.5亿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费等等。原产品剩下的只有1/3，合计为5.78178亿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这还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10](p455-456)在拿破仑三世执政的25年间，“尽管法国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10](p470)法国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所以，到了19世纪50年代，“法国有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法国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10](p681)在19世纪60年代，全国74%的小农户占地不到2公顷，92%的极小农户占地不到1公顷，这样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到70年时间里农民手中的土地就只剩下1/4了[51]。事实上，“在1884年，法国3%的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与97%的小块土地所有者拥有同样多的地产。”[9](p278)总之，在整个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加在农民土地上的高价地租和高利贷债务，就像腐蚀性极强的浓硫酸一样，不断地侵蚀和瓦解着法国的小农经济。比如，“在1820～1842年间，法国农民以土地作抵押的借款债务增加了50%，在价值450亿法郎的土地资本中已有130亿法郎因借债被迫抵押出去，当时农民向高利贷债权人支付利率高达15～20%。”[40](p759)1890年，法国农民抵押债务总额已达到80亿法郎，1898年增至110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负债在358法郎以上。1914年，法国农民高利贷债务总额已达到200亿法郎，比1840年增加了1.6倍，当时全国只有大约4%的农民不负债务[51]。这样，“法国农民的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帐薄中了。”[10](p683)可见，“法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12](p491)直到1955年，“法国依然保持着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格局：即在全国230.7万个家庭农场中，10公顷以下的有127.72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0%以上，平均每个农户耕地面积都很小;全部农用土地3400万公顷被分割成7600万地块，平均每个地块仅为0.45公顷。”[52]从根本上说，长期制约近代法国传统农业向现代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深层原因在于两个“恶性循环怪圈”的互相作用：即“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37](p910)同时，“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法国资产阶级为了消灭广大农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必须始终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10]
近代法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曲折道路和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改造小农生产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内生机制。当前我国仍有2.5亿小农户和9亿农民人口，而全国耕地面积只剩下18亿亩，平均每个农户经营面积仅为0.5公顷，这种超小型的高度分散的经营形式就是把土地“绣出花”也难以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究其根源在于，建国60年来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平分机制，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业资本下乡与小农制的嫁接，以至出现了“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奇怪现象。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规模和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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