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十年中,当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仍没有消散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却又繁盛起来,这种教条主义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盛行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呼唤着中国的经济学革命,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现代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有机主义哲学和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是这种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经济学革命不仅要完成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还要把一种新型的视野和高瞻远瞩的想像力引入到经济学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经济学,也是中国经济学时代到来的先声。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革命　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　西方主流经济学　教条主义　中国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本文是我将要撰写的系列论文的总纲要,论文的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jl044)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特此致谢。在拙著《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中,笔者曾提出脉象学派的设想并对其研究纲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本文则是这一研究纲领的宣言书。谨以此文纪念我苦难的、不屈不挠和慈爱的母亲郭秀文女士(1923~2005),她的一生代表着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某种历史缩影。www.11665.Com近几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化越来越变本加厉,大有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之势。笔者对这种趋势的狭隘视野进行过讨论和批判①。在本文中,我将首先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出发,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然后,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对新的经济学革命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进行讨论,这种论将说明, 21世纪的中华文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需要通过反思的、批判的和“超越的”途径把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论文第四部分将讨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问题,第五部分将扼要论述中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意义,最后则阐述中国经济学革命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中国经济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一、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
　　1998年,笔者在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史及其前景进行讨论时,区分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和结构主义思路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②。无独有偶,泰伯(w illiam k. tabb)在1999年的著作中③更明确地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综合泰伯的讨论,笔者在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进行介绍和评论时④,从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对经济思想史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一种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经济学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而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制偏好等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经济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学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当代经济学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后者则是在发达国家中处境维艰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某些特征。这里,有必要对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划分加以说明。首先,这种划分是以两种不同的世界为基础的:第一种以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而第二种则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笔者把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分别命名为牛顿主义的和达尔文主义的⑤。下表就是对这两大经学研究传统更详细一点的比较。其次,这种划分是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按照我们对这两种不同世界观的现代认识进行划分的。因此,就当代和经济思想史中的某种流而言,它不可能完全具备某种传统的全部特征,特别是某些经济学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可能同时具有第一种传统的某些特征和第二种传统的另一些特征,所以,表格中只列入了这些传统的典型代表。笔者的研究说明,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分裂早在古典经济学解体的过程中就已形。当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在19世纪70年代以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为基础发动“边际革命”之时,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以及后来的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等都试图在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之外寻求新的思想来源,其直觉意识与现代有机动态的世界观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就是我对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所定义的性质⑥。笔者发现,埃里克·赖纳特从不同的角度也对经济理论的这两种不同类型或两种教规进行了划分,并把他们之间的分裂进一步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赖纳特的划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规把物质资源看作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焦点集中在物物交换、消费和积累上,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原子论的和机械的方法;而在另一种教规中,文化即人类的创造力和品行则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的焦点是生产和创新,分析方法是整体义的、有机的和综合性的,赖纳特把这种教规命名为文艺复兴经济学。赖57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纳特认为,这种教规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历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主流经济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简要比较⑦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看问题的出发点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或产业等)都是相同的,假定技术、制度、个人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内进行经济分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或产业等)是异质的,认为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都处于变动中,在非均衡(“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框架内进行经济分析研究焦既资
创造的本能和获利的本能。采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除了考虑经济行为者受到追求个人效用的目标支配之外,更应当认识到本能、习惯、阶级、文化、认知模式等因素对他(她)们的决策不仅具有约束而且具有塑造作用,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或满意的原则展开行动哲学观采用了将偶然性和能动作用排除在外的机械决定论,在逻辑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等采纳不确定性思维,认为结构和能动的交互作用使经济世界本身成为决定论的,特别关注历史不可逆、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理论结构特点不能处理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可以容纳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等规律观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规律是相对的,其有效性要受经济时空的制约,特别关注历史和地理的差异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方法论有机主义(或整体主义或交互作用主义)研究方法的特征在高度抽象中建立逻辑上严密一致的公理化体系,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历史时间中的世界多重复杂性中认识世界,回溯法是其重要特征,主要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等方法知识论坚持事实和价值两分法,倡导“客观中立”的所谓实证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博奕论、新凯恩斯主义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西方异端经济学: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如调节学派、女性主义经济学等。以中国经验和哲学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学理论学教规则是下一个哲学时期即启蒙运动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和个性是以把人类想像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影像为基础的,这种影像把人类看作是有创造力的和有生产性的,而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理性和个性的理解更多的则是物质主义的。在多次再版58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经济学反思与创新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内封底上,“经济学的家族树”只是展示了主流经济学教规的演进,而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中却面临着绝迹的危险,但当一个国家在对当时的领先国家进行认真追赶时,这种经济学的复兴就势在必然了⑧。然而,这种经济学在中国的复兴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二、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范式和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陷入危机,一股来势汹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开始在我国兴起,并得到广泛传播。按照这种教条主义的看法,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即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⑨。这种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的科学”⑩,它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11,“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现代的德布鲁的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这并不是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就没有缺点……但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这就是现在的发展方向”○12。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奋斗目标。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加速了控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步伐。按照《第一财经日报》的排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就成了推行这种经济学的急先锋。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一大批过声名显赫的学刊纷纷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被弃之不顾,而烦琐的数学技术却得到盲目推崇○13。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年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信念为唯一规范,利用高等学校的权力资源,企图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可能出于无知,不少人开始接受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深奥的数学证明似乎代表了科学真理,流利的美国英语成了一种权威的象征。至于这门学科的历史是怎样的,经济学与现实的相干性,经济学是否以及有无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理论范式,他们是不予考虑的,以至于在许多研究者和青年学生中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美国的、新古典的、数学化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的经济学。更有甚者,张军教授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回顾”研讨会上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而专注于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提议竟然得到不少与会者赞成○14。根据我对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划分,“只有一个经济学”的看法无疑是对经济思想史无知的表现,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视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存在这种霸权作风的体现。在经济学原理上不仅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而且,非主流经济学也从不是以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实际上,被钱颖一教授所推崇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现代经济学”,它的世界观仍停留在18和19世纪的牛顿主义时代。而张维迎教授所谓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是按照先验的宗旨对经济学的定义,它排除了理论发展的多元主义,把我们禁锢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单一类型的理论和方法之中。在西方经济学界,所谓数学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问题意识的陈腐观念已经遭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激烈抨击。况且,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难道不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吗?田国强教授“填空式作业”的洋八股只能阉割中国经济学者的创造力,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时没有一个曾使用过田国强教授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因此,余甘冒洋学究之敌,效法吾师陈独秀,首倡中国经济学革命论。9中国经济学革命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是在非常狭隘的视野中产生的。我们知道,柏林墙的倒塌导致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终结,这是许多人包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会想到,柏林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让我们首先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美欧和前社会主义集团的统治地位谈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统治地位的形成是冷战时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有关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统治地位形成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鲜为人知的则是, 1945年,在反共的意识形态和麦卡锡主义的主导下,美国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曾经对美国经济学界所存在的异端经济学进行了围剿,这使后者在当时几近灭绝。埃里克·s·赖纳特写道,冷战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一场乌托邦的战争,正如科林·克拉克指出的,“理论”被错当成“科学”。这是一场发生在“好人”与“坏蛋”之间相对并不复杂的科学战争,就像那个时代的西方电影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市场不被视为“好”即被视为“坏”,这导致经济理论的两极化。因此,经济学逐渐进入一种纯意识形态领,正如琼·罗宾逊和其他人所断言的,这种意识形态隐藏在假设之中○15。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之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却是在两种不同版本的李嘉图经济学之间的战争○16,换言之,他们是在同一根藤上所结出的两个苦瓜。正如埃里克·s·赖纳特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今天基本上仍然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17。苏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上起源于马克思,这与李嘉图经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李嘉图,而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则具有静态谷物理论的性质。因此,正是这种共同的起源,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都无法处理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质变、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而熊彼特所批评的“李嘉图恶习”在这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在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中是经院哲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则表现为演绎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因此,对于巴黎大学的伯纳德·格瑞恩来说,正如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与竞争和市场无关,它是一个“苏联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型,有一个仁慈的拍卖人在做大量的工作,还有愚笨的价格接受群体○18。这难道就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所谓非常坚实的基础吗?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乌托邦战争基本上属于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则完全使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被边缘化了,不仅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外,作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在我国至今仍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在这种背景之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就可想而了,它所奖励的对象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不仅助长了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泛滥,而且对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乌托邦战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冷战的牺牲品和新思想的绊脚石。至于美国许多名牌大学的经济学系也大都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控制,正如约瑟夫·哈勒里在对法国学生的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评论时所指出的,“麻省理工学院自身却培养出了这样的个体,他们斯大林主义式地努力把法国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垄断奉若神明,拉丰和泰勒尔即是其中的两个代表”○19。因此,如果张军教授的建议被付诸实施,中国经济学界将完全丧失自主发展经济学教育及创造新理论的可能性。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自己的国家,即使外国人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2005年去世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曾指出,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难道经济学高级人才的培养不应该更是如此吗? 
　　在《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一文中,笔者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为么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潜在更优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并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在该文中,笔者曾简要地提示以下因素可以对此加以解释: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统治地位,异端经济学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新的世界观发展成系统化的和成熟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制度化,主流经济学对异端的排挤和打击的制度化,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欧国家不存在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重大制度变迁对新经济学的需求等。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大一些,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异端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历经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异端经济学与西方科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截然异趣,但与中国源源流长的文化传统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来说,它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简要的概括。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原子本体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实体所拥有的特征都独立于与其他实体的联系,个体尽管在形态上不同,但却完全是同质的,这种方法论在哲学中被称为实体主义思维模式。第二,还原论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对所有经济现象的解释都从这种原子化的个人行为出发,否认整体(如宏观结构或社会环境)部分地成为个体行为的原因,因而它无法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现象。第三,公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指从一种(或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运用演绎逻辑,推演出普遍适用的结论,在科学史中,这方法被称为笛卡儿—欧几里德思维模式。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研究纲领形成于边际革命时对经典物理学(或经典科学)的类比和模仿。经典物理学是以机械原子论为基础的科学。

无疑,经典物理学是科学,但这种“经济物理学”是科学的吗?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经典科学是唯一的科学吗?正如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指出的,人类的科学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途径:机械原子论的和有机整体论的。这种看法目前已经被科学界较普遍接受。一般认为,机械原子论是西方世界在17世纪发生科学革命的主要原因,它是西方传统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维。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西方科学传统中又诞生了系统论或有机整体论的现代科学新思维。机械原子论的思维特征是还原论的,它是以形式逻辑体系和可控实验为基础的,而有机整体论的思维特征则是“相干性”和“非局域性”,它是以对整体的多方面的和整合的理解为基础的○20。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发现机械原子论在中国思想中全然阙如,“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21。因此,笔者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从科学创造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缺乏西方的传统科学思维,但有机整体论的科学思维以其传统的方式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并仍在发展着。按照唐力权先生的看法,机械原子论是自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实体性思维方式”的反映,而以怀特海为杰出代表的“界面性思维方式”则反映了现代西方思想中反实体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22,以及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当属目前这种反实体主义思潮的先驱。唐力权指出,做了大半辈子数学、物理学教授的怀特海对物理学革命中所诞生的科学新思维当然是了然于胸的。但正如李约瑟和唐力权所相信的,也是怀特海本人所猜想的,西方思想中肇始莱布尼茨(或斯宾诺莎)、中经黑格尔和恩格斯的61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发展,而最终在当代怀特海哲学中达到顶峰的有机主义传统很可能(当然是部分地)在中国哲学中有其渊源,它的姗姗来迟则说明,东方智慧与西方思想乃是互为镜像的:他们彼此的发展既并行却又相悖○23。因此,当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在20世纪与西方新的科学思维相遇之时,李约瑟评论说,中国这种有机整体论的传统保存了“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李约瑟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著名科学家的赞同。笔者曾对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原发性科学传统之间惊人的相似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24。结论是,与机械原子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化模型不同,型态模型则是有机整体论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中国原发性科学传统和演化经济学中发现同样的模型就不足为奇了。演化经济学中的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和波特的竞争优势“菱形”模型等都是典型的型态模型,这些理论所赖以产生的系统的和有机的方法毫无疑问当属中国科传统。然而,虽然演化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影响很大,但却无法纳入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公理化思维的教科书之中,而这些教科书目前仍统治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育。相反,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西方思想中反实体主义思潮的产物。例如,凡勃伦所创建的老制度学派就是建立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但老制度学派的研究纲领是先天不足的,正如霍奇逊在谈到美国老制度主义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时指出的,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及其后继者从未发展一种后来由摩根、亚历山大和怀特海等建立起来的“突现”哲学观,这对老制度学派的发展是灾难性的○25。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唐力权先生的研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已经逸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并开始进入中国原发性的思维模式,那么,想像就会像黄昏时的猫头鹰一样再次展翅遨游!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终结》这本小书中,曾经指出这样的事实:在“公元前一千年”的“轴心时代”曾出现了某些“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通过反思的、批判的以及甚至可以称为“超越的”途径,把他们自身及其所处的文明联系起来。在“轴心时代”,人们发现了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一种新型的和积极的视野与想像。这些“少数人”已不再仅仅是阐述他们文化中的既定“规则”的“文化专家”。即使他们继续接受这些“规则”,也常常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们……由轴心时代所奠定的问题意识会以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此后所有高级文明的人类文化发展史之中。○26按照雅斯贝斯这种“世界历史尺度的”思考类型,回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到引人瞩目的“北京共识”,遥想21世纪“中国崛起”的创造性冲动,我们不禁要问:中华文明是否又开始进入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界)将会同时出现许多“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将创造性地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优良基因,通过创造新的文化而激发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是这样,中国经济学革命愿做这个时代到来的报春鸟。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文化创造的产物,而时代精神和文化创造则是以想像力为前提的,中国经济学革命概莫能外。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先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像○27。有意思的是,这种想像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像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的科学发展历史之中。”○28中国经济学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种新型的视野和想像力带入到仍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理论经济学之中,从而开创中国经济学时代。但是,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这种说法,可能至多有个别的人会认为这是很遥远的事情。然而,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假如我们从绵延几万年的全部人类历史来看,新时代的到来往往是相当突然的”○29。因此,想像不仅可以避免我们对新时代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它也扩大了选择的集合,并使创造性的行为成为可能。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综合是由波茨和笔者分别独立提出的○30,综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目前,当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之时,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仍付之阙如。当异端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进行批判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以这种理由进行回应:“异端”没有一套可以与“正统”相比肩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正因为如此,笔者曾提出, 21世纪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为经济学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31。现代演化经济学是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因此,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过程中,它应该更广泛地吸收系统论、自组织和复杂性科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行径相反,这种综合也要更广泛地从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中,如何处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专文加以讨论,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上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的利益关系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自不待言,但就他对技术和经济动态的强调而言,无疑也是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熊彼特的技术竞争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因此,我们在一些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中发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其次,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他未经批判地采纳了前人的一些理论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理论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例如,马克思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这个假定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辩护中为什么严格地遵循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逻辑。正因为同样的原因,笔者在前表中把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传统区分开来。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最大的贡献是在科学哲学方面。批判实在论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它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植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批判性地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并使之更加明确和一致,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学派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目前已经成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创造性综合的科学哲学基础。而马克思则是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先驱,正如坎特指出的,“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确认马思在思性的一位先驱”○32。如果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国内外大学科学哲学教科书中很难发现马克思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就具有重大意义了。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指导。然而,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节的讨论仍没有触及到本文的核心问题: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说这种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是中国的经济学革命?本文以下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但在本节让我们先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或更具体地说从思维模式谈起。瑞士经济学家多普菲也谈到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理论类型,一种假定理论陈述是普遍有效的,而另一种则拒绝普遍性的假设,并坚持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在方法论的讨论中,前者被广泛认为是律则的(nomological)方法或普遍规律的(nomothetic)方法,经典力学和主流经济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术语可以对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第一种方法的统治63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地位。然而,正是第二种理论形成的方法论道路演化经济学有关○33。英文术语nomological如何翻译,仍有待于讨论,笔者翻译成“律则的”是借用了唐力权先生的术语,其含义是,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对真理的追求受规则概念所宰制,是对合乎律则或“机械必然性”的追求。例如,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等受制于严格的和固定的规则,具有“机械必然性”。○34那么,如何为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呢?多普菲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命名为“演化的”○35,这也是演化经济学家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命名。但是,多普菲发现,许多自封的演化经济学家仍然倾向于忽视第二种理论方法的实质,因此他在该文中把这种方法命名为“历史惯用的”方法。多普菲认为,律则的方法外生地处理了先前的条件,并在理论讨论的过程中武断地应用了这些条件。相反,历史惯用方法则把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观念上的要素与关于事件的理论命题结合起来,并且强调它们在理论上的统一。这种分析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36。贾森·波茨评论到,历史惯用方法要求有关“历史”的观念发生转变,倾向于采用“脉络(context)”这种更抽象的概念,“脉络”这个概念考虑的是维度性,而不允许考虑连续性○37。据我所知,多普菲是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深有研究的少数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多普菲和波茨在演化经济学中也是最早提到论述“脉络”这个概念的,因此代表着西方经济学界在这方面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下面我所引用的唐力权先生关于中国思维模式的论述是他在1974年和1976年写成的。“尽管《易经》中所蕴含的思想的复杂性不允许任何轻描淡写,但从当代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时位‘相关的’存在概念,在此基础上,由于场思维与过程思维的综合而成为可能的动态的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或境遇主义得以确立”。○38“生活是一种因应事态非机械事态———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皆属后者,机械事态完全受制于规则;生活因不受制于严格、固定的规则,故不属于机械事态。任何一种生活样式的实现都是一种需要因应策略的创造活动,而所谓‘因应’,是指完成某一目的的巧妙技术,而非只依照规则来行事。因此,因应必然受制于脉络;而且,因应的斟酌未必———事实上很少———能有一个最佳的应付办法(请与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和‘最大化’相比较———引者)……西方心灵受规则概念所宰制……中国心灵则受制于存有的脉络关联性……因应主义和脉络主义确实是中国文化的表征。”○39按照中国思维模式,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是在脉络与情境的因应策略过程中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难不是典型的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吗?但是,多普菲关于第二种理论方法的论述却忽略了经济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维度,这反映出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不完。正如魏特指出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家们几乎普遍同意,演化经济学的解释框架能够处理新奇是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40。但是,作为一种替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演化经济学目前的这个定义是不全面的,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其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却重视不够,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利益关系、民族、伦理道德和文化阐释等语焉不详的重要原因。而按照唐力权的看法,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关怀为取向、以生命为中心的意义性/重要性的哲学○41,“创造性(创造主义)”与“意义性/重要性(人文主义)”是《易经》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42。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进行杂交性的综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何谓创新?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所谓创新就是现有要素的新组合,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创新最基本的定义。按照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创造性综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学,但对于这种新的经济学,我们应该如何命名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这个名称可能是更为适当的,它是在众多经济学流派基础上诞生的,但又不同于这些流派;它既是国际上通用的名称,但又是中国的。与主流经济经济学反思与创新学的律则或普遍规律的方法相反,我们可以把这种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按照《易经》的思维模式命名为脉络、情境与意义的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的研究纲领相反,演化经济学则是由方法论有机主义、层级因果论思维和实用化方法所构成○43,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只能另文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