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之中。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特点是收权与放权的往复循环；改革开放之后，以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为重点，中央与地方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当代
1973年2月，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重新将经济管理权集中起来。然而，受“文化大革命”政治氛围的影响，中央集权的效果并不理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工作的核心就是加强权力的集中。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加强了铁路、邮电、民航等重要部门的统一领导，将部分税收、财政、物资管理权上收到中央，同时调整了一部分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
［5］。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动与深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不再是简单的收权与放权，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根据笔者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线索主要有两条，即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前者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力格局，而后者则关系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结构。表2整理的政府文件大致支持这一判断。
1.重塑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的财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大规模的财税体制改革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财力格局，为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奠定了物质基础。wwW.11665.cOm1980年2月推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将收支进行分类分成，其中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支出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进行划分，地方财政自求平衡；经过两步利改税后，1985年调整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将过去的划分收入改为划分税种，形成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类，支出方面则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支出的范围，这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的权利和责任，特别是使地方具有了自主行使财权的权限
［4］；1988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推行了财政大包干制度，包括“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四种包干办法，按照一定的比例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增量部分留给地方政府
［6］。这三次大规模财政体制改革的共同特征是放权让利，即扩大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财权和自主权，从不同程度上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进行调整，从而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力格局，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却使中央财政陷入了弱势境地，并由此而减损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针对这种不利局面，199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其具体内容包括：（1）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2）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3）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核定；（4）原体制中央补助、地方上解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5）确立了新的预算编制和资金调度规则
［8］。分税制改革的推行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增强并趋于稳定，地方财政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中央与地方实现了“共赢”。仅仅考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绝对数，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
（一）中央主导下市场导向型的渐进式改革
历经三十余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走不出收权与放权往复循环的桎梏，而市场化改革打开了这种封闭式循环之结。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成为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根本性动力，它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难题推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最前沿，并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政企分开从而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受政治单一制的影响，我国市场化改革是由中央政府主动发起的，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和领导力逐渐稳固，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均由中央政府主导而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与此同时，由于引入了市场化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收放关系走出了“死乱”循环，并在渐进式改革中找到了中央与地方适度分权的优化模式。中央主导下市场导向型的渐进式改革不直接触及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增量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保证了改革在社会安定团结的环境下进行，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与实践界围绕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进行了广泛的争论
［10］，不过，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始终没有脱离政治单一制的框架，而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寻求最优组合，从而建构了具有
在中央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经济上相对自主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向下放权。改革开放以前中央向地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是将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改变政府与企业的隶属关系，企业依附于政府，政府仍然行使着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权，企业不可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从而造成政府与市场的错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这种情况大为改观。经济上相对自主体现在：（1）分权和市场化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独立性；（2）企业成为微观经济主体，中央政府成为宏观调控主体，地方政府成为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公共管理部门，三者各得其所；（3）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
［13］，前者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后者改变了政府与企业的隶属关系，从此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对地方政府的活动进行干预，不得任意对地方政府独享的权利进行限制与改变
［7］，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自主性不断增强。
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把握好转变的方向，这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从世界经验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