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的13年中为“复关”(关贸总协定)、“入世”(世界贸易组织) 进行了艰 苦的谈判，尽管人们都认为这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主动需要，但这场似乎是遥 遥无期的谈判，以及谈判过程中种种不利的传言，使得人们对于何时“入世”并不报特 别的期望。1999年11月15日中美、2000年5月19日中欧之间的协议，使得中国入世问题得 到了基本肯定的答案。但是，目前中国经济格局已经从短缺向相对过剩过渡、产业结构 亟待转换、人员的下岗分流问题浮现，现在的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是否适 宜？换言之，即中国在经济低谷切入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利弊如何？我们应该 怎样来分析wto的低谷切入？本文将向读者提供一些个人近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思索，希 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wto与gatt
与关贸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简称gatt) 相比，世界贸易 组织在内容、范围、体制和职能方面，尤其在强化世界多边贸易秩序、规范国际贸易竞 争的规则、完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有着许多的新进展，归纳起来大约主要体现 在：
1、世界贸易组织是在一个国际“临时”协定－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基础上，根据马拉喀什 协定成立的正式国际贸易机构，它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的基础，具有自己运行的规律， 是国际经济正常运行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大支柱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2、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规范、明确了原总协定以及各附加协议中某 些贸易惯例和法律概念的含义，如海关估价、补贴与反补贴、倾销与反倾销等，使得世 界贸易组织运作时，面临更加清楚的各种界定。wwW.11665.COm
3、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多边贸易协调方面，将领域与范畴极大拓宽，增强了作为正式国 际贸易组织的作用力度，它在纺织品、农产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 制定的过渡原则与各种条文，将原关贸总协定的协调权限扩展到了许多新的领域。
4、该组织强化了原关贸总协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政策审议、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以及 保障条款，使它们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并完善了它们的程序过程。
5、世界贸易组织在成员的构成方面在扩大，截至2000年11月30日已经有了140个成员， 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另外欧盟与东盟也以集体的身份加入成为成员。正是这样， 世界贸易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给予了相应的差别优惠待遇。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相比，具有新的进展，中国在过去复关谈判的基 础上进行入世谈判，显然会比过去要复杂一些，面临的问题也会更多些。但是，经过 13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各种承受能力、对于经济的调控能力、市场机制的发展已经与 过去大不相同。今天中国有着占世界1/3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经济产 出占世界大约第七位，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要占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的 实力增强了，但中国的谈判对手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增加了中国谈判的难度，也造 成了在谈判中尽管中国会以自己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尽力捍卫这些利益(在过去的谈判 中，有时气氛相当激烈，美方代表曾经摔杯子、置谈判于不顾不辞而别)，但必然要作相 应的让步才行的局面。要知道，谈判是一种妥协，其过程是妥协的艺术，是寻找利益的 交叉点，其结果必然是双方均能够接受的事实，双赢(win－win)是谈判者所追求的。
在朱容基总理访问美国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谈及中国的入世谈判时，朱总理 曾经表示，根据中国对于经济调控的能力，已经可以作较大的让步了。笔者根据朱容基 总理的谈话，凭直觉感觉到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将会有突破性的提议。作为一种姿态，中 国允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在上海浦东从事通讯业务，同时还批准了四家外国保险公 司(其中两家为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营业。在朱容基总理访美期间，从国际互联网络上得到 的消息看，目前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作出的让步确实是相当巨大的(以下内容摘自国际互联 网美国贸易代表网站)：
在农业方面，中国在2000年农产品的进口关税调整为平均17%。例如，牛肉从现在 的45%降为2004年的12%，猪肉从20%降为12%，禽肉则从20%降为10%；其中美国“感 兴趣的”产品的关税将为14.5%，同时取消数量限制；小麦的进口配额从730万吨提高到 930万吨，其中10%的配额有私人部门经营；允许7个州的小麦、4个州的柑橘进入中国； 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的数量限制取消。在工业品方面，进口平均关税从24.6%降为9.44%， 其中2/3将于2003年达到，1/3于2005年达到，个别商品仍可保持一定的限制，高科技产品 从13.3%降为2002年的零关税，而汽车关税则从80－100%降为2005年的25%，汽车零件 为10%，并取消数量限制。在电讯业方面，将于6年内取消寻呼、移动电话的进口限制， 5年内取消外资在移动电话服务方面的限制，6年取消座机服务的限制，4年内允许外资在 所有的电讯领域持股达49%，个别领域达51%。在金融保险领域，外资银行服务的地域限 制取消，2年内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并逐步对中国企业开展服务，5年内保险公司在中 国服务的地域限制取消，人寿保险在合资准入时可以获得50%的服务，1年以后可以获得 51%的服务。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机构必须使用正版的计算机软件，中美航线的飞机班 次倍增，海外的旅馆服务管理业不受限制的准入中国市场。另外，取消美国商业企业在 中国境内进行商品配送(distribution)的限制(包括进口、批发、零售等)，不仅可配送在中国 生产的商品，也可以配送进口商品。
根据国际互联网上的消息，美国还提出了诸如中国证券市场的准入问题、汽车贷 款的银行服务问题、声像服务问题以及关于倾销问题的探讨，试图进一步扩大中国入世 谈判的要价范围和深度，完全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得陇望蜀。
由于有以上的种种让步，人们对于中国的入世提出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一 份登载美国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亚洲研究部预测的刊物上我们发现，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贡献率将为0.5% - 0.6%，而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产 生6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刺激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投资， 这将产生1000万个工作岗位。更有一种说法，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的老 百姓来说，等于同样的工资，增加了一倍的购买力。但是，也有人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 基本状况，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中国目前已经有70%品种的工业生产处于过剩状态，国内 各行各业纷纷陷入了残酷的价格大战，工人、干部下岗分流现象相当普遍，就业不足十 分严重，农业生产由于产量的提高，成本的上升和售卖价格下降并存，尽管政府动用财 政支出手段进行刺激，但总体需求仍然呈现不足，银行出现存差，等等。总之，以目前 中国的经济条件入世，困难较大，属于“低谷切入”，很可能会给已经十分困难的国有 企业雪上加霜。有人针对这种情况，甚至提出了应该如何对待民族工业的态度问题。
这里涉及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应不应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这个 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便是什么时机加入更好些(即对中国经济 的负面影响更小)。在衡量了上述的各种信息和条件之后，笔者确信中国在决定让步的时 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充分必要条件的原则可以归纳为：从长远来看，中国以上述 条件入世，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获益程度必然要大于游离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或者， 中国以上述条件入世，如果有利益损失的话，其损失必然要小于中国游离于该组织之外。 舍此并无其他更加合乎理性的入世基础。低谷切入世界贸易组织具有相应的合理性，某 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比“高峰入世”还要好些，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与震荡还要弱些。
二、低谷切入的合理性
分析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低谷切入，首先必须认定中国经济处于相对的周期低 谷中，这是分析的前提，但这个问题的阐述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在肯 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相对低谷状态 的原因，本文既不争论中国经济是否处于该点，也不加入原因的分析，而只是想探讨， 即便中国经济处于低谷，入世也具有其巨大的合理性，也仍然是深思熟虑的举动。另一 方面，在若干政策环节上需要认真重新思考。
首先，目前中国在谈判中所作的关税减让，只是对于过去有关承诺的重复，而这 种承诺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中国具有作出这样承诺的基础。
中国进口关税在不断下调，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回顾历史，中国事实上从90年代 中期开始较大幅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1991年底的关税税率是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和世界 贸易组织进行关税减让谈判的基准关税。1996年4月1日，中国调低了4900多个税目商品 的进口关税，使得算术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1991年的43%降为23%(其中消费品从64.4% 调为29.9%，资本品从35.3%调为20.5%，中间品从21.9%调为14.1%)。受非关税措施限制 的商品也从1530个税目下降到500个左右，其中机电产品减为146个税目，大约相当于日 本80年代初的开放水平。此后，中国在不同场合多次宣布了下调进口关税的决心， 1997年10月1日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调低为17%，并将进一步下调，2000年将为 15%，且逐次调整，直至2020年达到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要求。事实上，调低进口关税， 一方面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须，另一方面更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中国的 主动行为。目前从1997年降低关税的执行情况看，关键的问题在于关税结构与执行力度， 而不在名义关税的高低。
中国的名义进口关税历来很高，但由实际收到的进口关税所体现的关税税率却又 历来很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二者的背离给一些人的寻租行为留下了空间。进 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口关税的征收，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占进口总额非常低 的比重，例如，1994年的全国进口贸易总额中，只有15.8%被征收了进口关税，其他的进 口则在各种名义下获得了减免。如果仅考虑实际征收，中国在1985年的进口实际关税税 率只有16.2%，是非常低的。用同样的方法，即用实际征收的关税除以进口额，并按照当 年的官方汇率进行折算，这样1991－1995年中国的实际进口关税税率依次仅为5.6%、 4.9%、4.3%、2.9%和2.7%，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即便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中 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重，进口的原料实际属于保税性质，不属于减免税收，扣除这部分 的贸易额，中国在上述期间的实际进口关税税率仍然分别为9.2%、8.0%、6.6%、4.9%和 4.7%，只比发达国家略高，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从这样的事实出发， 便会发现，在过去长期低关税水平下，中国的国内产业并没有因此受到重创，为什么现 在只是用协议的方式承认这一事实就会对中国的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呢？承认事实降低 名义关税与调整关税结构并重，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会产生有利的促进作用， 同时可以减轻谈判中的许多麻烦。
其次，金融服务准入的地域限制取消，也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而对于金融、保 险服务范围的扩大则需要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同时也应该更换思路从积极的方面促进中 国同类行业的进步。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到目前在中国25个城市已 经允许外国银行从事一定范围的金融业务，这些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青岛、大连、昆 明、南宁、广州、武汉，等等。目前建有480余家外国银行代表处，140多家的营业性机 构。从上述城市的分布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的国土面积，进一 步开放无非是将它们的周围的城市开放，承认这种开放格局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也 是为什么朱容基总理在美国敢于调侃：我想，我们不久就可以宣布，外国的银行和保险 公司愿意到中国的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就怕那个地方的生活条件不好你们不愿意去，那 就不要怪我了。
与开放地域相比，中国在金融业务的对外开放中一贯持谨慎态度，本着先试点、 后铺开，先外汇后人民币，先三资企业后国内企业，先小范围后大范围的办法，逐步有 序的进行。外汇业务在25个城市展开，人民币业务在两个城市试点，保险业务在两个城 市进行，经过4－5年的摸索，积累了相应的管理经验，这次才可能进一步的开放。事实 上，在金融的对外开放方面，完全可以试着思考一些新的思路，例如笔者在1996年曾经 在一次社会保障基金增值保值的国际会议上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利用外资促进发展， 为什么社会保障领域不可以试着引进外资，帮助解决我们的困难，积累社会保障基金的 收集、管理经验呢？如果说在1996年期间时机尚不成熟，2000年应该说内外条件已经具 备了。
再次，中国的各个产业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 进行竞争的基础，入世后再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完全可以在竞争的刺激下得到发展。
“先挖沟，后放水”是中国开放市场的一种形容，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生 产能力已经今非昔比，生产总量在世界上令人瞩目。自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市场竞争、 兼并与整合，中国市场上优胜劣汰的形势明显，出现了一大批名牌企业，它们的产品具 有竞争力，已经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导者。目前中国在电视机、 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家电行业，占有了世界1/3的生产能力，长虹、康佳、tcl王牌基 本控制了国内的电视机市场，小天鹅、海尔、容事达洗衣机，海尔、美菱、新飞、科龙、 容声电冰箱，不仅淘汰了国内中小型的杂牌产品，而且使得一向得到国人青睐的日本、 韩国进口产品在国货的竞争下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日本品牌的家 用电器如索尼、松下在中国市场几乎无人问津，其他产品也大多如此，尤其与人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产品更是如此。民族工业与三资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国强大的生产力，虽然外 国厂家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但就连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都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感到害怕，屡屡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起诉便是一个例证。应该说，外国货并不是洪水 猛兽，在正常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中国的企业照样可以在技术含量一般的产品上获得 □利。而外国产品的竞争恰恰是促进中国产业进步的动力。
另外，中国入世虽是低谷切入，外国厂家进入中国后也将停留在低谷，它们将伴 随中国的企业渡过难关。积极地讲，外国资本为占居一定市场份额进行的努力，将有助 于中国经济脱离低谷。
假设中国经济现在处于高峰，各个产业都有大量的利润存在，任何的厂家都可以 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生产的任何产品(如1988年的情况)，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外国厂商因为进入中国的“门槛”降低而大量涌入，它们面临的是利润的 “蛋糕”，进入中国后所作的事情就是切、分已有的市场并获取已有的利润。但是，目 前中国经济如同一些专家分析的那样，处于低谷，各个产业的生产大多处于相对过剩状 态，利润很薄，甚至行业亏损，经营难度明显大于过去。这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外资如果进入，所能够作的，一方面是陪伴中国企业，共同渡过低谷时期，另一方面， 如果外国商品进入市场，无非是使原来已经饱和的市场再增加一些过剩，舶来品也难讨 公道，获得格外的垂青。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已经在行动中，长虹电视在降价占领市场 时推出的口号就是与进口品牌进行竞争。1999年4－5月，中国电视机行业再掀降价风潮， 尽管人们对长虹电视的作法毁誉参半，但笔者理解厂家的苦衷，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厂家愿意维持高价，但过剩的市场靠行政命令能否维持高价位，结论是十分清楚的，今 天人人都在讲中国农村是家用电器的广阔市场，但高价位与这一广阔市场的实际购买力 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不积极设法降低价格，这一市场仍然只能是“潜在”而非“现 实”。另外，在“狼”(入世)来之前，中国厂商积极把市场“蛋糕”做大，这可能是抵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负面影响的最有效的行为了。
换一个角度讲，如果入世后，尽管中外厂商面临的条件一样，都是饱和、过剩， 但外资产品、进口产品却能够大行其道，格外畅销，这就说明我们的确有不如人之处， 或是产品不合时宜，或是推销乏术，或是外字号产品、企业具有值得我们研究的“秘密 武器”。如果真是这样，正好给了中国的企业一个机会，向“打”上门来的对手学习， 而且是带着压力学习，效果将好于平日，这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之一。 总之，中国的wto低谷切入，是在具有准备，具有相应的调控能力，同时具有相应的客 观条件下作出的决策，应该讲并非盲目的短视行为。
三、回答几个问题
人们在谈到“复关”、“入世”时，有意无意的总是将中国经济中的一些不尽如 人意的东西与它们联系起来，甚至准备归罪于它们。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从关心中国 经济发展的意愿出发的，其中很多分析具有相当的道理，值得人们重视。但是如果我们 换一个角度，从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行探讨，从中国经济处于 转轨阶段的事实出发，从对外开放对于经济的正面、负面影响的可能等方面讨论问题， 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可以说能更加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对开放，以 及入世带来的负面影响(外国产品和资本的大量涌入，占领国内市场)进行分析，同时试着 探讨这种负面影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实质关系。
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生产国际化的今天，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对本国产 业的作用：是促进了产业的发展还是滞后了产业的发展，是削弱了国家的实力还是增加 了实力，是加强了对经济的保护能力还是削弱了这种保护。
经济一体化、生产国际化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特点。世界生产在全球的分工与 部署，逐步在静态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向动态资源有效配置过渡。不同国家的生产在全 球生产的各个环节、上游与下游中有着各自的位置，合作生产成为世界的倾向，品牌的 国际化也正在悄然潜行。过去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说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今 天却有另一种倾向则是“世界的才将是民族的”。开放才真正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途径。 今天人们在更多地谈论应该是主动保护国内市场还是应该被动地去保护它。改革开放的 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产品进口量越大的产业部门(指制造业)，今天却成了中国 生产能力极强，产品具有进口竞争力的生产部门。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看法，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更为重 要。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如在“起飞”的初期，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的收益要远大 于闭关锁国，因为这时的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并未形成竞争，进口竞争态势没有出 现，开放可以引进必要的商品和先进的生产力。当一国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国内进口竞争行业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时，便要对国内市场进行分阶段、有重点和有时间 限制的保护了。最后，当一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后，又需要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了，一 方面可以有利于该国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会有利于该国利用竞争促进本国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某些重要产业的发展印证了李斯特的看法。
中国目前一些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等，在今 天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并带动着相关部门的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初 期，在这些部门产品的市场上，日本进口产品却占据着主导地位，垄断着中国的市场。 日本厂家将其成熟的产品大量向中国市场倾销，而中国市场被改革开放扩大的容量，无 声无息地消化了几乎所有这些进口产品，在买方出现了购买竞争，而这时的国产产品在 市场上几乎是不存在的。国内市场超乎寻常的需求和人们手中的货币购买力，在那一阶 段，给日本的厂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为国内的厂家提供了导向。80年代初，中 国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并不低(有时高达100%)，但相对于巨大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从供 给方面讲这样的税率对于市场一点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同等水平的保护在不同的 情况下是相对的，即保护的效用是不同的，因为有高达100%的关税就断定中国家电行业 是在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应该说是不符合大趋势的。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中国家用电器生产规模的急速扩大，确实是中国经济中最先 出现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市场导向的情景：利润驱动使各部门、各地区争相上家用电器项 目，引进国外的生产线，一时间全国处处有生产。随后市场的变化，在这些生产者之中 以“看不见的手”进行了淘汰，虽然存在着资源的浪费，但最终形成了目前中国家用电 器的生产格局。中国现在以几乎占世界1/3的普及型家用电器的生产能力和具有相当开发 能力的厂商队伍，不仅基本满足了国内的大部分需求，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也开始崭露头 角。1996年中国彩色电视机工业的价格调整，与国外产品进行经济而非行政命令的角逐， 完全说明了中国的彩色电视机工业已经具备了在一定层次上，一定范围内与国外同类产 品进行竞争的能力，已经摆脱了幼稚行业的怯弱，可以进入国际市场进行搏击了。
另外的、可能不那么恰当的案例是中国的汽车工业。中国在50年代便有了自己的 汽车工业，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大量外国车的涌入，随之而来的是有组织、 无组织的大讨论，题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汽车民族工业向何处去？开始了坐 而论道。在过了五、六年之后，人们发现空谈谈不出国产车，于是在重新认识自力更生 的基础上，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购进国外零部件，重走组装、国产化、自行设计和制 造的道路，这样才又出现了几大几小的生产格局，有了尽管在世界上不很先进，但在国 内却很不错的国产车。但是，事情过去之后，却很少有人从经济上探讨过浪费掉的时间 价值几何，探讨应该如何在新的世界经济的环境下，从较高层次上更深地去理解自力更 生的含义：国力强盛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领域尚且要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合作生产， 产品日渐国际化，这并未被说成是放弃自力，为什么中国人反而要自缚手脚，在错误理 解的基础上，片面地强调自我生产呢？将自我生产等同于民族工业，这是放大了的大而 全、小而全，是计划经济的痕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下的自力更 生。总之，从改革开放的事实和现象出发，我国发展快，为国际同行所瞩目的产业，基 本是那些进口产品多，开发早的行业。进口刺激了国内厂家的生产欲望，以进口替代为 动力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最终形成了世人不敢小视的生产能力，真正形成了对于中国产 业的主动保护。
二、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对于本国的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推进还是滞 后，答案是鲜明的。
在本世纪50年代后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建立，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 度上失去应有的功能，使得我们研究中国市场失去了基础。但中国的完全计划经济大约 只持续了30年，市场比较易于恢复，市场化比较容易进行，这给中国对外开放的自由度 和在地域、时间上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空间。只有国内市场得到较高程度的发展， 各种产品的价格决定□制从市场中产生，才会有益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接轨，贸易 也才具备了自由化的基础和迅速发展的基础。有一点值得在这里提出的是：尽管中国目 前市场的组织架□已经初步形成，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在完善，但是，市场的灵魂，即信 用却仍然没有树立起来。计划经济因为是“看得见的手”在进行运作，市场的基础不是 契约，而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在操作，市场的基础是契约，因而信用这一契约的 基础便成为市场是否能有序运转的关键。中国国内市场目前缺乏信用，尔虞我诈充斥， 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 因此，建立市场的灵魂即法则与法规，使市场具有 信用基础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课题。外国资本、产品的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 执行，必然会有益于中国市场规则的建立与健全，促进市场架构的进步。只有市场架构、 市场规则、市场惯例建立、健全起来，才可能使得市场具有力量，在开放的基础上、竞 争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自我良性循环。
三、中国市场出现的需求不足，是内因促成还是外因造成？外国产品、资本的涌 入，是中国市场出现过剩、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么？入世后会加重这种情况么？笔者认 为，今天中国市场的结□过剩现象主要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造就一大 批全新观念的年轻消费者，可能会有助于需求的提高，但要注意社会对未来的提前透支。
相对于人们的购买力，中国市场出现普遍的过剩(据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统计大约为 70%的商品属于这种情况)，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是个不争的事实，从而商品的价格普遍 出现了下降。关于这一现象原因的分析有各种说法，如中国产业转型、收入分配差距较 大、缺少适宜的消费品层次等等，但笔者认为，国人，尤其是具有购买力的城市居民不 愿意消费，却格外注重储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而在促成人们注重储蓄的原因 中，人们时下的预期心理作用则是我国居民储蓄增长较快的根本原因。宏观经济学将储 蓄的产生分成了因购买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促成的几类，今天中国的储蓄增长 可以主要归结为不确定性决定的谨慎动机在起主要作用。在经济生活中，确定性与不确 定性是一对矛盾，它们给予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居民的储蓄行为的影响也是 不同的。一般认为，当人们的生活具有完全的确定性时（即不确定性为零），居民因为 生活的一切现实、未来需要都已经明白无误地被他人安排妥当，个人努力在这种环境下 没有很大意义，造成储蓄的各种动机被完全的确定性限制住，人们的储蓄意愿会相当低， 极而言之可以趋于零。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在５０－６０年代，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由 于个人自出生至最终去世，一切几乎全部由国家（它的化身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单位）安 排并包下来，因而居民的个人储蓄意愿不高，加上各种正面宣传，人们甚至会将已有的 储蓄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当随着不确定性加大，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会发生变化，不安 定的预期使储蓄意愿提高。但当不确定性趋于无穷大时，人们的储蓄受到化为乌有的威 胁时，储蓄意愿空前低落，将会趋于零。旧中国１９４９年秋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风 雨飘摇之时，同等重量的纸币难于买回同等重量的大米，货币几近废纸，该政权的不确 定性已经达到无限大，人们的储蓄意愿当时不仅为零，甚至为负。中国自从１９７８年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愈来愈多。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涉 及的领域日益宽广，需要人们牺牲当前消费以保证未来消费的情况愈来愈多：住房、子 女上学、医疗保健、退休养老，等等，个人将比重愈来愈大地承担起过去由国家无偿提 供的消费。然而，面对日益增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未来 前途充满信心，对于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绝无疑意，对公有制的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非常信 任。于是便出现了已有的储蓄事实上在贬值，或者只能得到极低的收入，但居民储蓄却 不断增加的情况，它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识的提高。 已有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前景看好，在一定程度内，不确定性的 日益增大，银行储蓄的收益降低，反而会促使居民储蓄进一步上升，这与一般西方国家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相当不同的，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规 律。在现有的社会保障架构下，盲目鼓励提前消费，如“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 说法，很可能造成对未来社会的透支，引起不稳定或增加社会的支出。
四、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是造成中国出现人员下岗分流的主要原因么？入世 后会加重这种情况么？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相反的，结构性下岗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结构 转型的结果，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作更多的工作。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20年成果的公布，在华运作的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独资、合资、 合作等各种形式，共吸纳了1800万人(也有报导说包括间接创造的岗位，共吸纳了2500万 人)的就业。这在沿海地区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讲，从总的情况来分析，外资的涌入、在 华经营，创造的工作岗位要比影响到的工作岗位多，这是大家都会承认的事实。如果我 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中国就业的问题远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解决起来也 并不容易。首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相当程度上是产业结构转换造成的，经济结构的转 换是任何经济都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转换之前相比较，新的产业在资 本－劳动比方面，一般都会有较大的进步，即同量的劳动要使用更多的资本，但反过来 也可以讲同量资本将使用更少的劳动。如果这种转换主要体现在用更新的资本－劳动比 替代原有资本－劳动比来生产原有产品的话，新结构对劳动的排斥是十分明显的，除非 对原产品的需求产生突破性增加。其次，如果我们考察下岗人员的年龄结构，就会发现 问题特有的复杂性，目前失去工作机会的人员，大多出现在所谓“夕阳型”产业，年龄 在40多或50多岁。由于文化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工作经历，基 本难于适应经济结构的转换，年龄又使得他们较难接受新的转岗培训，几乎不为结构转 换所吸纳，基本成为结构进步的牺牲者。而年龄较轻者则存在接受再培训适应社会的可 能。这是一次淘汰式痛苦的就业调整，也是对不合理的收入结构的调整(按贡献、相对于 生产率而非工龄付酬)。加速这一进程会迅速转换中国就业的产业、年龄、收入结构，会 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最后，中国经济结构变换的方向，尽管符合历史趋势， 却显然会造成就业问题，因此作为人口大国，一点也不能放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即便是作为过渡，从对一代人负责、从社会安定与减轻社会负担的角度也必须这样做。 外资的进入可能会给这些劳动者以契机(如珠江三角洲的港、澳、台资开设的劳动密集型 的工业企业)。
四、面对入世：中国准备仍有缺陷
尽管说法不一，在与美国、欧盟（以及先期的日本、加拿大）达成入世协议，并 与wto就入世的多边议定书开始谈判后，中国距离成为wto正式成员已经为期不远。在 中国即将入世之时，准备工作如何？我们是否适应从过去在双边经贸关系下从事经贸活 动，转变为在多边经贸体制框架下从事经贸活动？是否了解中国将在入世后，会受到世 界多边经贸体制与原有双边经贸关系承诺的双重约束？是否意识到我国将会成为世界反 倾销最大的受害者？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是否考虑到，过去的准备工作具有针对性不强、 甚至存在误区的事实？笔者愿意提供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 中国的入世准备，针对性不强
中国的入世准备更多地是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竞争力角度进行，这是对 的但又非常不够。wto目前有140个成员，除发达国家外，产业竞争力超过中国的是少数 （尤其那些发展中国家成员更是如此）。但它们仍然能够从wto的多边经贸制度框架中 获益，是由于wto成员国是以wto法律为武器，合法地进入他国市场，或将他国产品拒 之于门外的。wto是一个靠游戏规则，而非拳头运行的法律体系，廉价的商品如果被发 现价格确定“不公平”，即便在中国国内，中国产品与进口货的竞争都会被他人诉诸法 律。发达国家未来是靠wto赋予的法律力量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国也必须以符合wto法 律的办法来进入他国市场（而非靠廉价抵御或倾销）或阻止、驱逐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目前中国能运用wto法律保卫自己利益的人员太少。中国将来吃亏不在产业准备， 而是在缺乏运用wto法律的经验和人才上。中国已有的准备与即将发生的情况有巨大差 距，当别人主要用法律武器打开中国市场，保卫自己的市场时，中国的企业、甚至是政 府会感到突然和不适应。
二、 中国入世议定书基本对中国是负面影响多，中国将会是被其他成员国运用解 决争议机制起诉的主要对象
中国目前没有能够从事以wto法律来应诉的律师，因此除了加速培养之外，最好 聘请国外经验丰富的顾问进行咨询，在顾问的指导下，由中国律师出面应诉，这样可以 取人之长，又可以迅速培养出富于实战的律师。从战术角度，中国入世后了解wto法律 是如何执行的是最重要的，至少应该尽快介入经贸争端解决的熟悉过程，如可以先以第 三方身份加入解决争端的小组参与过程，熟悉wto法律运行。另外有可能应首先诉其他 国家的违背wto法律的行为，一定不能以被动的被诉者出现，不能给人们中国总是理亏 的感觉。同时，应该利用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人才优势，积极组织对于wto所有案例的研 究，只有吃透案例，才可能明白wto法律的运用。
三、 应以企业利益为导向进行谈判
中国成为wto成员后，在今后的新多边谈判，中国企业应积极向中央政府提供建 议，力促将广大企业的利益作为制定方向的基点（但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利益），同时 应该在所有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看法，而不能总以别国提案的批评者或拥护者的身份出 现，否则中国应有的贸易大国（不仅仅是贸易量，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贸易中有自己的利 益，并能用wto法律框架保护这种利益）形象与地位难于建立，自己的根本利益也会受 到伤害。
三、 改造企业的财务记录，符合国际惯例
根据其他发展中大国的经验，入世后经贸争端将成倍增加，目前中国企业的财务 资料绝对不足以应付国外将要以较大规模发起的倾销诉讼，因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法律诉讼中将会处于极为困难的状况，所使用的价格如果被认定“倾销”或“不公 平”，便会被反制。要应诉，又需要一个个的企业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甄别，没有符合 wto法律规定的财务资料，很难应诉，甚至来不及应诉。解决争端一靠法律，二靠科学 数据，其他的都没有用。
四、 官员与中介
wto是政府间的多边组织，它的活动是政府行为，而非市场导向的，政府作为经 贸活动的政策制定机构，一定要有若干官员真正懂得wto的条文、运行、决策，在国际 商会等中介组织，也需要有10来名真正会打国际官司的律师，几十位经、法结合的人才 对中国应付入世后将要产生的矛盾是起码的。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的工作，而且可以服务 全国，并且是非常好的产业。
五、 今天，wto、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在各个方 面的标准制定、履行、检查正在逐步融合，要能够将它们联系起来研究，割裂开要吃亏。
总之，在中国入世后，重要的是要理解必须从双边经贸思维转变为多边经贸思维， 懂得其他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思维方式，一切依wto法律办事，而不是从自己良好愿 望出发。入世准备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向理解、运用wto法律条文，维护利益转移，以 便处变不惊。
新世纪的国际经济关系，明显地体现出基于利益的性质，人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 实际是在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交叉点，利益最大化是理想中的最优，但在现实的国 际经济关系中却只有次优，只能做到彼此能够接受，这就需要谈判，需要妥协，或者说 谈判的目的就是寻找妥协，找出都可接受的利益交叉点。中国入世谈判就是这样的过程。 如果大家认同参与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长远的经济发展 有利的话，入世主要是为获得参与权、抗争权、制定权，妥协则不可免，其交换物大约 只能是眼前、物质的利益(为了交换回自己的长远利益)，而现在很可能是外来进入者很难 轻易获得预想利益的时机，因为中国是在低谷切入世界贸易组织，恰恰它们也是在低谷 切入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对双方都存在，而“免费的午餐”则对谁都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