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系统总结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效应。对外开放，引进了我们需要的资金；引进、学习、吸收、消化了国外的科学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技术的再创新；也使我们学习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以及现代的企业制度；而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边内陆开放，形成了我国全面开放的格局，这些开放地带和这种开放格局，使我们内生了新的体制机构和新的生产力增长点；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通过加工出口贸易，我们将数亿剩余劳动力这样的劣势转变成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样的比较优势。这样一些对外开放的方面和内容，是30年来强劲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对外开放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历史、客观、符合规律、动态地看待。需要指出的是，对外开放的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发展中国家，远远大于弊。 
　　关键词：对外开放；闭关锁国；现代化；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论每一个国家是否愿意，经济的全球化似乎势不可挡。从历史上看，那些适应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分工、协作、合作的国家，在其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利益；那些将自己封闭起来，则较少地获得世界技术进展的扩散效应，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能在全球分工和协作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当然，在全球经济中，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等因素决定着其在全球分工中的主动程度和被动程度。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和应对经济的全球化，应当是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邓小平同志讲，“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wwW.11665.COm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1］党和国家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我们从引进外资、建立特区和实施沿海对外开放战略等方面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强劲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一、允许境外资本流入的增长效应 
　　 
　　发展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证明，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而资本投入的增加则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资本稀缺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又形成了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使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出现。贫困恶性循环有两方面含义：(1)资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给，又造成了低水平的需求，突出了资本在消除经济停滞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2)第一个循环侧重资本存量、收入和储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循环侧重市场容量、收入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把两个循环联系起来可看出：即使有了投资引诱，也缺少储蓄可以用来投资；同时，即使有了储蓄，也缺少投资引诱足以消化储蓄。因此，这两个循环很难打破，更难由向下的循环转变为向上的循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贫困、长期经济停滞的局面难以改变。“贫困恶性循环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抱相当悲观的态度［2］。中国在1978年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就会存在贫困的恶性循环。 
　　1978年，中国资本积累与当时96 259万人口的规模相比，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规模全部超不过5 000亿元人民币，当时全民所有制总资产为3 273亿元，城镇集体和人民公社资产占全部资产的35%左右。)人均资本积累只有520元。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除了得益于中国居民高储蓄习惯和政府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用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 
　　利用和引进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直接经济作用有二：一方面是提供外来的储蓄来源，从而促进国内投资。由于国际资本的净流入是用于进口中间投入品、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因此引进外资可以达到一举两得之效果。1979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新纪元。但是最初5年，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十分有限，每年批准的项目仅有300多个，年均实际投资金额不到6亿美元。改革开放的历程大大改写了这一纪录。30年来，为了弥补国内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利用外资迅速进入扩张时期，而且外资进入领域不断拓展，贡献也不断提高。1979—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 602亿美元，平均每年262亿美元，2002年以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2007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1983年为9.2亿美元，年均增长20.1%。另一方面是提供外资支付手段(即外汇)，从而保证进口。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到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 　　利用和引进外资的长期结果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建立国内生产部门，提高收入水平、出口水平和国内储蓄水平。从中国成功的外资引进看，产生了多方面的经济效应：(1)由于引进外资建设技术先进的工业部门，使国内经济结构逐渐得到成功改造，为替代传统出口产品，增加出口打下了基础。(2)随着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增加，规模经济效应逐渐明显，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间接地刺激出口。(3)外资的引进，促进经济发展，使国民收入增加，引起国内人均储蓄能力提高，而国库财政收入的提高也将提高公共储蓄能力，从而整个国家的总储蓄水平趋于上升。上述第一、二两方面的效应增加储蓄，缩小了中国改革初国民经济储蓄的缺口。 
　　 
　　二、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 
　　 
　　技术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现代经济发展证明，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随着工业社会的深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一个长时期的跨度看，世界经济的竞争不再是资源、资本、市场和国土的竞争，而是技术的竞争。因此，虽然在发展之初，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因素，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一是建国初期由于轻视科学技术，忽视甚至敌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将技术人员和专家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对象批判，中国科学技术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左右。迅速加快技术进步，对于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资本的贡献率将逐步下降，而技术对增长的贡献率将日益上升，特别是在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方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跨越战略。1979—2005年，我国共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近8万项，合同总金额2 000多亿美元。其中，“十五”期间，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5万项，合同金额近73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技术总额的36％［3］。2006 年，合同数量增长为10 538 项，合同金额从2001 年的90.9 亿美元增加到2006 年的220.2 亿美元。 
　　从最近的许多文献研究看，对中国技术引进多有责难，一是认为引进外资和技术，特别是市场换技术，没有将国外技术换来，许多关键的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特别是跨国公司手中。二是认为30年的技术引进，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技术的自主创新，使中国自己的科研院所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是30年的技术引进中，特别是前15年的引进中，硬件引进较多，关键的软件技术引进较少。四是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国外投资中，资本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而其技术外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方面我们确有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应当全面、历史和客观地看待中国技术引进的30年，技术引进的成就是主要的和巨大的，并且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技术引进使我们的许多技术从无到有 
　　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通过派留学生，引进专家，引进、吸收和消化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创新，基本上全方位改变了科学技术领域的空白，也提高了我国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和开发的水平。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半期，我们主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纯技术引进(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与投资结合的技术引进( 合作生产、合资技术许可、合资技术设备入股、独资技术许可)比重逐渐上升。与设备(成套设备与关键设备)结合的技术引进比重则呈现下降的趋势。纯技术引进的比重由1995年的13.69%上升到2001年的48.3%。2006年，纯技术引进的金额已经达到147.6亿美元，所占比重达到67%。纯技术已经处于中国技术引进的主导地位，技术引进的质量有了明显改善［4］。　　2.缩短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时间，节约了推进技术进步的成本 
　　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技术应用，最后到技术的产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需要大量的成本。中国机械行业从1978—1999年，共引进2 000多项先进技术，重点骨干企业基本上都引进了国外技术。通过消化吸收与自主研究开发，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使机械工业在20世纪末，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缩短了近20年的技术差距［5］。日本在1950—1975年25年里，它通过引进吸收了全球半个世纪开发的先进技术，而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60亿美元。据日本自己测算，这种做法使其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果使它在60年代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缩短到10—15年，70年代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到80年代其工业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已处领先地位［6］。我们引进技术的时间和成本节约效果虽不如日本，但是，毫无疑问，必定在缩短技术进步时间和节约技术研究开发成本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完善和提高了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产业的技术体系和整体水平 
　　从改革开放初期看，在农业方面，虽然在育种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在基因等生物工程技术方面，在从石油化学农业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变方面，技术仍然是空白；在工业方面，如冶金、机械、汽车、电视机、新材料等等许多技术方面，处于层次低、空白多、智能化低、技术集合性差的境地；而在服务业方面，铁路、地铁、移动通讯、信息处理等技术，层次更低，技术的集合能力更差。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我们无论是在农业的生物工程、设施农业等方面，还是在工业的汽车制造、机械装备、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电视冰箱空调等方面，以及在服务业的移动通信、高速交通等方面，系统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生态化等方面的技术进展，与1978年相比，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4.许多引进的先进技术被我国生产、服务和消费领域所吸收和消化，并且许多技术创新是在引智和引进技术基础上实现的 
　　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三峡工程设计安装26台70万千瓦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而当时中国只有设计制造32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能力，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于1996年6月宣布三峡左岸电站14台70万千瓦机组一次性进行国际招标采购，并且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求和保证核心技术完全转让到位。国内有关企业又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显著提升了我国水电产业整体技术水平［7］。再比如，通讯数字程控交换机，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主要是引进设备和技术。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进行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研发，先后成功开发出了hjd-04、im-601、c&c08、zxj-10和sp30等一系列大型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实现了程控交换机产业的群体性突破。一举打破了跨国公司对这一技术领域的长期垄断，将产品价格由引进初期的每线数百美元降到了20—30美元，大大降低了电信运营企业的网络建设成本。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国在世界通信技术领域的地位［8］。但是，如果关起门来，没有在通讯方面的引知（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引智（国外留学生回国和引入国外专家）、引设备（提供运行参照）、引技（购买引进有关技术资料）等等，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5.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打下了我国自主创新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仅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更需要在大量引进适用技术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引进、消化、创新能力，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在消化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实现技术快速进步，构造创新型国家。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自主创新不等于闭关自守。比如20年前，中国开始引入移动通信技术；经过移动通讯产业快速发展的20年后，中国移动通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上移动用户最多的国家。而推动这一切的，正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移动通信技术不断的发展。纵观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模拟时期、数字时期和数据时期。20年间，中国走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之路，在引进设备时同步引进生产技术，使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跨越了国外传统的发展阶段，最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8］。这个案例说明，我们需要开放，需要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将其模仿、消化和吸收，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即引进后学习，学习后应用和转化，应用后自主提高［7］。 

　　三、先进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引进 
　　 
　　对外开放，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及其企业制度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企业形成了科学而又制衡的内部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使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提高，而决策和经营的风险下降。 
　　1.过去政治代替对农村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 
　　1978年前的30年中，我们的城市城镇工厂、商业企业和农村社队及农场，对职工和社员的工作激励和考核，对劳动、生产和经营的管理，虽然在管理实践之中也创造了鞍钢宪法、统筹工作法等较科学的管理办法，但是，管理和生产单位的制度大体上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首先，是用革命和无私奉献等思想意识的教育，使劳动者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忘我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对工作先进的，以大会表扬、带红花、评模范标兵、提升职级等等措施来进行表扬和奖励。而对迟到早退的，上班不努力的，用写检查检讨、开斗私批修会，甚至可能以改造不好的人员进行处罚。其次，对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只是要求大干快上、赶进度、赶速度，许多项目边设计、边勘探、边施工、边投产，不搞可行性论证。再次，企业经营管理，不讲物质利益，没有奖金，甚至要取消八级工资制；不讲科学管理，西方的科学管理办法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法；不讲成本核算，只讲产值、任务，消耗和浪费很大。最后，城市企业和农村社队及农场，先是被看做一级党政政治的延伸组织，其结构按照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城镇的工厂被看做是全国生产计划的一个车间，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实际上成了生产粮食等产品的准军事保甲屯垦组织。这种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和生产单位组织制度，产生了以下后果： 
　　1.绝大部分劳动者没有工作的积极性。因为对劳动者的考核是政治表现第一，并且工作的成绩与劳动者所得的结果不一致，甚至少出力而政治表现好、政治成份好的，在利益的分配上多得；而多出力的，并不一定多得，甚至因为是教育、改造和专政的对象，连起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的社员和农场职工，虽然不迟到、早退，但是出工不出力，工作的责任心不强，劳动的质量较差；城镇企业的职工，则也是出工而节约自己的体力，不出智力，也不学习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劳动的效率较低质量也较差。 
　　2.大量的工程项目投资大、效益低，甚至报废，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项目，因地质条件不明，水电和矿产等资源不配套，交通不便利、技术工艺不过关等原因，或者在建期间就成了报废项目，或者投资之日就成了亏损项目，或者产品质量低下，或者规模不经济等等，建国前的30年，不按照科学技术和经济规律搞建设，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3.企业和生产队及农场管理粗放，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行为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对生产工序的统筹、合理的库存、优化的运输等等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大多数的工厂和农村没有得到应用；在产出讲生产数量，讲社会总产值，不讲消耗，特别是企业内部，投入产出、成本效益观念淡薄，更谈不上要考虑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这样的成本意识；而在工作和劳动管理方面，只是计日制，可能3个人的工作5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做，显性和隐性的出工不出力和怠工现象非常普遍，劳动效率越来越低。 
　　2.国外先进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引进和借鉴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我们逐步承认了物质利益对劳动行为的刺激作用，放弃了用政治挂帅和第一的方式，恢复按劳分配，实行计件工资，并且工资奖金与工作质量和工作绩效挂勾，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劳动者工作的责任心。这点不再赘述。 
　　其次，我们从引进外资和其管理知识中，学习了其科学的管理方法。从管理知识讲，古典管理、行为科学和现代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西方各国的管理文献中学习到的。从管理方法和方式看，企业的预测与决策、战略、人力资源、生产经营、财务、投资、风险控制、库存等等软件，以及计算机控制系统，都为节约管理时间，节约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等等，提供了先进的手段。而从外资企业中，我们比较了中外企业各个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看到了日本和欧美等外资企业对劳动纪律的严格管理，看到了港台资企业在成本和财务方面的精细管理，看到了各国外资投资者在投资可行性研究、协议谈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签订等方面的程序化和严密管理。如此等等，对外知识窗口的打开和外资的进入，确实使我们学习和借鉴了许多西方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经验，使我们的国有、国有控股和民营企业都从中受益。 
 
　　再次，从国外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我们学到了现代的企业制度，即将企业作为党政单位和工厂，转变为现代公司体制。企业要有明确的出资人，而且，一个稍有规模的企业，出资来源要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和形成资本规模，并且大都为负有限责任的公司，以控制企业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因经营方面而形成的风险转移；我们学习了在出资人明确的条件下，企业内部要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分离，以形成有效的制衡，防止经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我们学习了大中小各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财务、总部和工厂、总公司和子公司、经营销售等方面应当选择的合适的管理模式，包括财务、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模式。 
　　在农村，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社队核算分配的制度，为适应农业生产较为简单的特点，将农田承包到户，基本上形成了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 
　　总之，对外开放，我们了解、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符合经济性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无论是农户，还是城市中的企业，与30年前相比，其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大大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工作、生产和经营基础。不能不说对外开放是我国30年来，企业经营和投资建设损失减少、成本降低、效率提高，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因。 
　　 
　　四、特区、经济开发区、区域开放与经济成长 
　　 
　　中国政府在中国沿海，包括一些内陆地区建立的特区、保税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等，实行的是特殊的行政和经济体制，有的特区，如深圳，还有自己的一定的立法权；并且中央在其开始创立和吸引外资时，在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在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上，特区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政府的机构数量要比其他地区的政府少，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有几种管理模式，如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委托非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政府派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模式，以及后来的上海浦东等一级政府的管理模式。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区的管理，都本着高效、统一、快速的办事原则，设置机构和行政程序。在这里，企业注册、征地、投资、建设和投产验收等等方面的时间，要比其他地区快一倍到数倍。目前，许多特区、开发区及高新技术区，除了管理机构小而精外，还从大厅式集中办公、一站式行政、电子政务、统一执法监督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效率的制度建设。 
　　特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有这样几个作用： 
　　一是阻断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对地方改革和创新的制约。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看，动力和突破基本上来自于地方，并不来自于中央各部门积极主动的改革和放活。而且，中央各部门对地方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开放举措，大多都按照部门的文件、规定等等，加上要向地方行使其权力，都予以程度不同的否定和干涉。制度变迁的特点为诱致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每一次改革，都是由“违规”起步的，先是由诸多的议论，部门频繁的检查和批评；当改革出了成绩，并为学术界、社会舆论、管理各部门的政府、党组织直至中央领导肯定，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才有可能转变看法。因此，给特区和开发区在机构设置、变通法规和行政审批等方面以较大的权力，才能突破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的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常规性管理，使改革开放能进行下去。 
　　二是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并形成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等接轨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方面也是一大二公。在这样的体制下，从政府对投资和企业的管理讲，企业有主管部门，生产和销售要有计划，土地是无偿划拨的，没有企业法等等；我们自己管理的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还没有管理过外资企业，也没有搞过中外合资企业。而国外来注册和投资的企业，包括与中国企业合资，其适应的是国际通行的企业体制。这种局面下，需要特区、保税区和开发区等，按照国际上市场经济、通行法律规则等等，去建立没有特区，以及后来的保税区和开发区等等，按照产权清晰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注册登记企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企业的规则，取消企业的主管部制；按照政府监督管理的规则，成立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形成企业、市场、监管等法律和法规，比如合同法等等，最早普遍应用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