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城市化战略与路径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可以说“发展慢了也等于后退”，因而加快发展是绝对必要的。要加快发展，首先需要对“加快”的内涵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阐释。所谓“加快”绝不是要搞文化产业的“大跃进”，关键在于根据文化产业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制定正确的文化产业战略并选择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尽快消除和解决目前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与问题。因为只有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加快发展。很多教训告诉我们，那些盲目的、片面的、急功近利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揠苗助长”或“大跃进”，不仅无助于文化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相反还会在空间布局、业态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产生更多的问题。而如何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并选择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首先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真实背景，找到并解决影响其发展的主要矛盾或问题，唯此才能真正实现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正是席卷全球并在中国表现尤其突出的城市化进程。WWw.11665.cOM只有结合城市化这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时代背景去认识、思考与判断，才能为中国文化产业在实践中少走弯路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
　　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深入了解和把握。
　　（一）必须与当今世界发展的深层规律与总体趋势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下，最能反映人类历史进程和具有全局视野的时代背景无疑是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尽管城市出现很早，“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城市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直到近代城市化时期以前，城市还仅只包含了人类很小的一部分”。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只是最近200多年来发生的事情。这与城市人口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迅速增长直接相关。有关研究表明，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为1%，1900年为13.6%，1950年为28.4%，1980年为40.9%，1998年为47%。世界最新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年底，世界城市人口已达到34亿，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同时，这也是城市人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迅速集聚与大规模增长，不仅使城市本身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同时也使广大的农业地区出现了“空心化”，因此可以说，城市化是导致当今世界发生全方位和深层次变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当今世界不仅难以阻止和抗拒，相反无论在范围还是在深度上正呈现出不断加速与不可干预的态势。据联合国2001年对19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调查，许多国家对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深感忧虑，其中110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减缓或改变这一加速趋势，还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行动，但实际作用却微乎其微。城市化进程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总体上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政治组织、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与文化机制，而文化产业的发展自然也不可能超然其外。
　　（二）在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有关研究表明，从1970年至2020年这50年间，全球城市人口将会增长20.6亿，其中92.9%的新增城市人口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城市基础设施与管理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城市化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所造成的压力与带来的挑战是异常沉重和严峻的。对于农业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城市化的总体特点是起点低、发展快以及未来压力依然很大。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0.6%。而当时世界的平均值已达到29%。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仍低于18%，而美国早在1960年就高达72%。这其中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呈现出超常规的发展态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惊人的中华速度，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时间，美国用了80年，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仅用了22年。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消息，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达到51.27%，这意味着，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一个与传统、甚至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不同的“城市中国”已经诞生。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主要矛盾，还是获得的重大战略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可以说都是由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而引发和赐予的。
　　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固然可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和压力已开始减少和减缓。关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明确指出将持续30年到35年。由此可知，直到2050年——这个《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提出的“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国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3名的行列，总体现代化水平进人世界前10名”的重要时间节点——之前，中国城市仍将处于高速和超常规的发展中。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城市化越来越受到全球的重视。早在2000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表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特别是近年，城市化已成为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这既包括作为城市化进程低端形态的“城镇化”，也包括作为城市化进程高端形态、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就前者而言，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并称为中国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时所面临的新课题与新矛盾。在十七大报告中，它们又被称作是需要“全面认识”的“新形势新任务”及需要“深刻把握”的“新课题新矛盾”。2010年6月24日，李克强副总理在上海会见市委书记市长“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时，同样强调了要深刻认识城镇化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意义。就后者而言，2005年，《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应“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并要求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这是对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重要突破与创新，表明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开启了作为自身更高发展程序的“都市化”。截至2010年8月，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分别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京津冀城市群的战略规划也已上报待批。在某种意义上，这又充分展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对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只有充分意识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与重要性，认真研究“城镇化”与“都市化”对文化产业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与不同的层级分工，并主动纳入具有全局性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才能获得广阔的战略空间并有效地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

　　（三）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文化产业本身已成为当代城市的核心机能和重要存在方式之一
　　这可以从三方面加以阐释。第一，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当代城市产业形式。与直接和大自然发生“物质变换”的农业劳动不同，文化产业本质上是以文化符号为中介、以审美机能与想象力为内在机制、以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为客观需要的高级生命活动，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任何具有文化产业性质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的生产活动无不与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工业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相比，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后工业城市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产业与当代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二，城市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城市化水平越高，文化产业就越发达。以全球为例，如美国创意产业中心——纽约，截至2002年，纽约市创意产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约为30.9万，约占纽约下属五个行政区总就业人口的8.1%以上。此外，纽约出版业占了全美的70%，还有世界顶级的博物馆和百老汇。如英国创意之都——伦敦，其创意产业的艺术基础设施占全国的40%，同时，英国1/3以上的设计机构都设于伦敦，其产值占设计产业总产值的50%以上。此外，伦敦还拥有全英85%以上的时尚设计师、36%的出版产业产值，以及全英电影产业中2/3以上的全职职位，并包揽了全国73%的电影后期制作活动。再以“动漫王国”日本为例，动漫不仅是现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广义的动漫产业已超过汽车工业，占日本gdp的10%以上。而东京是日本动漫产业最集中的地区。目前日本动画制作公司达到700家左右，其中80%集中在东京。以中国为例，城市化水平高的东部，也是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地带。截至2007年，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6省市的文化产业资产拥有量均超过1000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总资本的66%。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其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同样水涨船高，因而在城市发展与文化产业之间，容易形成良性的循环。第三，从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看，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城市文化产业对于转变城市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出重大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并初步展示了其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城市文化产业是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与提升竞争力最重要的板块与最核心的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发展的理想与战略，如伦敦市政府提出建设“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曼彻斯特提出建设“创意之都”，巴塞罗那实施“文化一知识城市战略”等，表明“文化产业”已成为西方城市正在打出的“下一张牌”。与之相呼应，中国城市也纷纷提出各种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规划和目标，这必将进一步密切中国当代城市与文化产业系统的内在联系，并使文化产业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主干路径之一。就此而言，以城市文化产业为中心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既有助于找到加快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性目标，同时也是和当今世界城市化大趋势、中国城市化战略直接的深度对话。
　　在城市化背景下研究加快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与路径问题，必须与中国城市发展及中国城市化的整体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其中有两个需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方面。
　　（一）开展文化产业城市化战略的基础理论与总体框架研究
　　应以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关联为逻辑起点，以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发展相互脱节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为经验背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社会建设为战略要点，重点探讨和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相关原理及两者如何协调发展的机制建构问题。
　　城市化是推动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机制与力量，而文化产业则是城市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在两者之间存在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发达的城市可以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众多的消费主体、繁荣的文化市场和良好的公共文化设施，而在此基础上快速增长的文化产业，又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延续城市的精神文脉、增加城市的文化资本、提升城市人气指数等。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低，城市人口和财富的积累就相对薄弱，对文化消费的需要也相应较低，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文化产业的落后反过来也会制约城市化。我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由于城市化水平不高，重视产业经济而轻视文化产业一直是我国城市的通病，或者是按照产业经济的模式去发展文化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与之相应，落后的文化产业不仅会限制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的增长，而且也很难长久占领其在国内已有的市场，因而，落后的文化产业非但不能对城市发展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还会在更深的层面上损害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良性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文化产业的城市化战略，有助于改变目前两者之间已形成的“恶性循环”，使我国文化产业与城市化在互动和共生中走向更高层次的和谐发展。
　　从中国当下的国情看，在文化产业与城市化之间，正在出现和形成积极呼应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从文化产业方面看，其在城市空间的集聚规模越来越大以及对城市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在各种文化产业园区在城市四处开花，同时也有城市开始将其发展目标从经济中心转向“文化城市”、“创意城市”、“设计之都”等。在城市化方面，则是在经历了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曲折探索之后，中国城市发展的主题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说来，与中国20世纪中前期以政体转型与建构为中心的近代化主题、20世纪后期以经济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代化主题以及21世纪初开启的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后工业化主题相对应，中国城市分别经历了政治城市（1949-1978年）、经济城市（1978-2005年）与文化城市（2005年以来，以“宜居指数”、“文化城市”、“幸福指数”等为标志）三种模式。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在文化城市的建设中，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型城市化”进程具有战略支撑体系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作为单体形式的“文化产业城市”和作为复合形式的“文化产业城市群”，不仅可以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生态环境与空间，同时也代表着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先进方向与理想。以城市文化产业为中心，不仅可以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在政策、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效提升中国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贡献率，同时，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走出现代城市发展陷入的困境和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                                                   

　　（二）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构架与新增长极研究
　　在我国当下的文化产业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就文化产业论文化产业”，其结果是文化产业的“内部研究”比较充分，而对与文化产业发展有重要关联的领域与问题研究很少，这与文化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总体上呈现出的“超级复杂进程”是不相符合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文化产业研究未能找到其真实的生存背景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密切的关系。从我们提出的城市化进程语境看，文化产业在现实中绝不是“单骑”或“偏师”，它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基于一定的城市环境与城市发展水平，也与城市中其他的诸多层面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理论构架的意义上，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关联层主要是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积淀和文化推广能力。具体阐述如下：从生产关系上看，文化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种文化产业前途的光明或黯淡。从生产对象上看，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最直接的“物质条件”，能否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决定着某种文化产业成本的高低和利润的多寡。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固有的积淀与业态结构是其扩大再生产或创新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而如何在已有的积累与基础上推动文化产业转型与培育创新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已成为决定某种文化产业兴亡的关键所在。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一般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由于这一原理的存在，可知消费对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消费社会背景下，覆盖全球的文化市场已经形成并始终处于激烈的竞争中，这使承担着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消费环节的文化推广成为文化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此可知，文化政策、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和文化推广实际上构成了当代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四要素，任何一个环节被忽视或出问题都会在整体上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就现状而言，尽管有关文化政策、文化资源、文化产业转型、文化推广的论述并不算少，在一些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但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对彼此之间的联动研究却不多见。以文化产业的城市化战略为中心，以文化政策、文化资源、文化产业转型、文化推广四要素为支点，建构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性原理，既可理顺文化产业的内在关系以及实现优势资源整合，也有助于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在整体上做大做强的长远目标。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逆势上扬”的突出表现，在给自身带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文化产业的对抗与竞争。因而在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培育和寻找文化产业的新增长极十分重要。在当下，人们对新增长极的理解一般局限在科学技术的阈限内，主要关注的是网络服务、电脑动画、数字游戏、移动内容、数字出版、数字电视等科技型内容产业，一般都与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广泛应用直接相关。但从深层上看，在城市化进程中，迅速膨胀的城市社会及都市生活方式，才是这些科技型内容产业最重要的母体与“文化推广”空间。因而，这些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新增长极的前景，仍需纳入城市化战略的整体框架中才能获得科学的考量与定位。此外，还有一大批以文化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新型文化产业，如会展业、旅游业、远程服务、顾问咨询行业，还有主题公园、大型“度假村”、各类综合“娱乐城”等新业态，不仅直接孕育于当下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而且它们以后的发展与命运也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总之，尽管这些新兴产业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关系密切，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以城市化为背景、以城市为母体它们才构成了一个具有亲缘关系的新型城市文化产业群。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这些新型文化产业既有惊人的经济效益，也有重大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因而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作为当下文化产业界的新宠，尽管这些新兴文化产业颇受青睐，但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则比较缺乏。我们认为，应以近年兴起的主要文化产业业态为对象，分别进行文化政策问题与管理体制、文化资源状况与发展路径、文化产业升级与战略要点以及文化传播方式与推广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重点是揭示城市化进程与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深入研究城市发展与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以及对城市文化产业群的、成长规律与传播特性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符合城市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新兴城市文化产业群发展战略与路径，以推动这些新兴文化产业从零散的、不自觉的文化产业活动，逐步发展为自觉的、在城市文化产业体系中具有战略支撑地位的新型城市文化产业集群。
　　总之，以文化产业的城市化战略与路径为中心，为中国文化产业抢占战略制高点提供理论与战略资源储备，可以保障在未来的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并最终实现我国文化产业与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循环和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