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矛盾的文化向度与社会转型战略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三十多年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解决不尽如人意，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并正在着力解决这个大问题。与近代中国被动（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转型不同，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积极而自觉的选择。党中央已经把文化建设作为全党的重点任务之一，要求提高文化生产力、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文化在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中的功能，在“十二五”期间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为中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国社会转型指明了方向。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意味着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国前三十多年着重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物质需要部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把重心转移到缓解“文化需要”部分，并通过文化发展进一步带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这是为过去二三十年“补课”；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三个突出问题
　　（一）顾此失彼还是统筹兼顾：社会主要矛盾的全面缓解
　　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提供了依据。www.11665.CoM在“文革”刚结束、经济面临崩溃的特定时期，缓解人民温饱问题自然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是中国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举措，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中心论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中心论的战略转型。我国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综合国力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联动发展，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对经济至高无上之价值“过长时间”的“过分强化”已引发了诸如文化堕落与道德滑坡等不少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大发展取得的成就而冲昏头脑，不能只管经济不顾其余或顾此失彼。正如邓小平警告的那样：“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有什么意义？”[1]（p154）
　　诚然，我国三十多年致力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确实把人民群众的物质欲望及其生产积极性全面调动起来了。但人们的文化需要和文化生产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不仅没有生产出足够的作为精神粮食的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没有激发和提升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基本的文化欲望（如求知欲、理论偏好、艺术追求等）和文化品位，未能形成尊重文化知识和文化人才的社会风气，教育和教师的社会地位早已被经济方面的成就及其成功人士所淹没。党中央已充分认识到文化教育滞后的现实与隐患，近几年不断强调和提升文化和文化产业的价值，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理念。十七大把“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文化直接与小康生活结合起来，形成“文化民生”的重要理念，这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规划》关于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观点，不仅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及其最主要的功能，也为我们纠正狭隘和错误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方向。
　　（二）是“花架子”还是真功夫：“两手都要硬”思想的切实贯彻
　　没有人会理直气壮地宣扬文化不重要、精神文明不需要，但如果仅停留在口头上或文件上，而没有体现在制度上和浓郁的文化风气上，仍然属于对文化事业的不作为，甚至是放任自流，其客观效果仍然会是文化的日益衰落。三十年后的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还是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物质文明一手已经很“硬”了，但精神文明却一直缺乏力度，甚至有日益疲软、萎缩的趋势，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支持和相应的制度保障。精神文明这一手要“硬”起来就必须制度化或体制化，并且需要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否则永远都“硬”不起来。习近平关于“打造软实力要有硬抓手、实举措、真功夫”的思想可以说是对邓小平“两手都要硬”思想的极佳阐释，而且已经清晰看出了文化建设的误区（“花架子”）、难点（“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工程”）和路径（“硬抓手、实举措、真功夫”）。
　　我国经济所以快速发展，一是有意识形态支持笔者倾向于对意识形态作简明而直观的界定：意识形态就是“形态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化的标志就是“制度化”、“生活化”和“社会资源集结化”，是建设中心和核心价值。经济建设的意识形态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其指导下的价值观，包括诸如“市场经济”之类的核心制度及其影响下的市场化了的社会生活。，二是有制度保障（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如包产到户、市场经济、权力下放、股份制等），三是有指标要求（对各级政府gdp的硬性要求），四是有利益（既有物质上的，还囊括了精神方面的，如每年对“经济年度人物”无以复加的宣传、渲染和赞美）驱动，以至于实现了经济的中心化及其价值的至上化，其标志是经济成功人士成为全社会追慕、模仿的榜样和崇拜偶像。而在文化教育方面，这一系列措施几乎没有。中央电视台也举办“最美乡村教师”评选，其结果令人感动，催人泪下。但若要人们也那样去做，对大部分人而言不可能。不是因为太高，而是因为太苦，太缺乏吸引力。大部分人崇敬这些教师，但不会效仿他们，因此也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让人羡慕和追随的社会榜样。这样的职业或事业更不可能像人们崇拜“经济年度人物”那样令人心醉神迷并趋之若鹜。文化建设这棵小树被经济建设这棵过分庞大的大树的树冠所遮蔽，失去了阳光雨露的滋养（文化之树的“阳光”同样是相应的意识形态）。所以虽然没有人故意摧残它，但也只能默默承受自生自灭的命运。倘若长此以往，则会出现经济繁荣而文化萎缩，物质丰富而精神空虚的畸形，并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危机。

　　从理论上说，物质追求与精神文化追求之间本来应该是统一的，在中国古代和当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不乏成功结合的实例。但作为核心价值导向，如果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则必将此消彼长。一个过分物化的社会，文化会被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和挤压，因为一个社会不会同时具有两个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指出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p40）在马克思那里，文化或“人化”有时候正是针对“物化”而言，“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3]（p486487）
　　因此，协调好物质追求与文化追求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极高智慧的系统工程。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初级阶段，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在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会相得益彰；在中间过渡时期，加之缺乏双管齐下的有效引导，则容易顾此失彼。因此，重新审视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意义重大。对国家建设而言，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恰如鸟之两翼，必须平衡才能平稳腾飞、持久翱翔。一只翅膀再硬，“飞”起来只能原地打转。没有文化与道德的提高，只有经济的扩张和膨胀，里面很可能只是一个可怕的“肿瘤”。
　　（三）是尊重钱财还是尊重人才：“四个尊重”精神的清醒认识
　　要同时抓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必须尊重知识和人才。在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基础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四个尊重”，认为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对于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引领社会风尚的主流价值导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对邓小平“两个尊重”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针。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形成一个人才辈出的局面。邓小平早就指出，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科技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4]（p213）。从更高远的理想看，共产主义“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5]（p373）。当前中国社会风尚严重误解和偏离了“四个尊重”精神，更多的是尊重老板、明星、长官。似乎只有有钱人才算是人才，人才概念变成了钱财概念。如果收入不高，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算不上是人才。文化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工具化和边缘化。有钱人高高在上，财大气粗，被社会普遍推崇和膜拜。这些都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指向
　　马克思强调的劳动、生产和实践曾被误解为不要文化，造成“文革”践踏知识、蔑视知识分子的严重恶果。这种轻视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惯性在社会主义阵营普遍存在且至今遗毒未了，严重阻碍了当今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马克思强调脑力劳动、复杂劳动、有效实践、文化生产力等的重要性，强调精神文化教育对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p530）；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人的“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5]（p120）。
　　发展生产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力也不只是物质生产力，还包括“文化生产力”或“精神生产力”：“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3]（p178）并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7]（p58）可见，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就必须占有自己的精神生产资料，有精神生产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当家做主的能力。同样，一个国家要在国际舞台上享有话语权，就必须充分挖掘、传承和利用已有的精神文化生产资料，培育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生产能力，否则难免在深层次的文化方面被殖民。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一份行动纲领提到：“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广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8]（p157）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与和平演变从没有停止，当代中国确实缺乏现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因而缺乏相应的文化免疫力或精神抗体，长此以往是危险的。
　　中国古代曾是泱泱文化大国，在文化和道德方面曾创造出绚烂而丰富的遗产，对人类做出过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古代中国有创造强大文化生产力的社会机制：以文化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儒学、文化和道德为指向的核心价值观、文化生产的制度保障——科举制、肥沃的文化生长土壤——文化化的文明生活等。上述四要素（意识形态、主导价值、核心制度、日常生活）构成完整而相互贯通的社会有机系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之有效且经久不衰，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珍贵的借鉴意义。
　　三、战略转型的相关概念分析与文化产业中心论的必要过渡
　　（一）相关概念分析
　　本文说的文化是指体现个体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水平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精神性和层次性是其显著特点。尽管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但本质上是专指精神文化，既包括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也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内容。
　　“文化产业中心论”是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的，即以文化产业（如高科技企业）为龙头，形成以文化产业为中心的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以至于整个社会全方位的联动发展，并通过文化产业中心的集结和提升提高国民对文化价值的认识，培养文化偏好和文化兴趣，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知识型、文化化的文明社会。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教育与人才，国家的投入主要应该集中在这一中心领域，即使短期甚至较长时间内没有盈利也在所不惜，决不能以牺牲国家长期战略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在此基础上，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化知识及其人才得以突破和解决。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不能停留在经济内部就事论事，应该跳出经济的“井底”而高瞻远瞩。在经济领域内的文化产业中心论上升到整个社会的“文化中心论”是一种超越和进步。转型所遵循的方法主要是疏导方法。目前，经济高速发展背后带来的许多问题（如贪污腐化、道德败坏等）仅仅依靠“堵”的方法难见其效，一次次“严打”、“整顿”之后却依然如故甚至变本加厉。而以文化建设为中心意味着文化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人人为文化的高低而你追我赶。随着人们注意力和价值追求的转移与提升，逐步减少唯利是图的单一欲望。这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相反，会因为文化、教育所带动的人才优势推动经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济和整个社会更快更全面更具持久力的发展。
　　诚然，从根本上说，社会如何转型没有现成答案，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是关于转型的智慧——战略性的大智慧、大思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三次转型都是依靠相应的文化及其智慧的引领：辛亥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和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时代的邓小平理论等，都是相应的文化及其智慧的体现。可以说，一个共同体的命运取决于该共同体的社会智慧，无论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的放矢的社会制度创造和设计，社会发展模式的抉择，还是思想文化及价值观的创造、生成和发展，都需相应的社会智慧去创造和实现。提升社会智慧的唯一最佳办法只能是文化、教育及其培育的人才与思想，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就有优秀的人才，有一流的人才就有一流的智慧。
　　尽管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区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水平高低、含量多少等也需要文化及其相应的智慧。文化本身的问题必须通过文化自身解决，而不是通过某领导人的一个指令、一句话解决，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物质的或非文化、非知识的途径解决，而且问题越复杂、越高深越需要依靠文化知识及其智慧。经济、政治、军事等，没有哪一类问题离开相应层次的知识及其智慧能得到妥善解决。
　　（二）文化产业中心论的必要过渡
　　实现以文化建设为中心有必要先通过经济领域内的文化产业中心这一过渡环节。因为，第一，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特别是已经形成并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重功利的社会心理和主流价值。正视现实，明确出发点，使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更顺理成章。二是适应当今世界以“市场”为社会发展机制的大背景，为我所用，确保文化大发展的经济后盾。三是通过已有的功利手段，实现不同程度的超功利（文化的、道德的和审美的）境界（包括个人境界和社会境界），逐步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和社会转型。
　　“文化产业中心论”的经济转型与社会过渡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动力模式及其增长模式的转换。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主要的原动力是：中国是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发展起来很明显（尽管人均gdp还不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但总量增速显而易见），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带动等。这样的动力原料越来越少，难于支持“危机后”新的发展要求，必须更换“发动机”了，从原来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转换为主要依赖能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文化及文化产业。文化火车头对整个社会的带动会产生几何级数增长的无穷后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产业的重点应放在文化而不是产业。文化发展了必然带动相应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市场相对成熟的社会。发展文化是目的，而且文化本身体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之中，因而也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解决民生问题的直接途径，产业化只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方法之一。另外，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应该是简单的迎合市场，而是有意识地挖掘文化市场潜力、提升市场品位、增加文化含量。正如某一经销商到非洲推销鞋子，看到当地人都赤脚，就断定鞋子推销不出去而打道回府。另一经销商见此情景却喜出望外，他聪明地意识到，虽然人们现在没有穿鞋的需要，但可以激发、引导和提高他们的需要，这里的市场之大远超过其他已开发市场。可见，没有需要可以制造、创造需要，低层次的需要可以引导到中层次、高层次的需要。正如《规划》明确指出的，在文化方面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迎合市场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化和世俗化，同时也会导致文化的浅薄化、平庸化、市侩化和低俗化，这不利于文化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品质提升。所以，在文化建设上，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价值导向至关重要。
　　笔者坚持“必须的经济基础”这一理念。“必须”含义有二：第一，人们的生活必须要有经济基础，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第二，经济必须限制在“基础”的位置上，如果人为地无限抬高，以至于使经济的价值排斥或超过文化、道德和人自身的价值，甚至抬高到至高无上的“拜物教”意义上的神圣地位，那就上下倒置了，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的病态和人的异化——人成为金钱的奴隶，而且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背离和对立。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也只是基础，从没把作为基础的经济当做上层建筑。我们要建设精神大厦、生活大厦，都要有坚实的基础，但如果只会打基础，大厦永远伫立不起来，人们永远也享受不到丰富、充实而圆满的精神文化性的“人的生活”。
　　四、文化强国与社会的和谐、稳步发展
　　（一）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整个社会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火车头
　　对文化社会功能的理解，无需谈很多类似教育经济学所强调的“多少投入多少倍收益”之类的道理，只要回顾历史，思路就能豁然开朗。自古以来，没有文化发达而经济落后的社会（除非有某些特殊原因的干扰，如战争），经济发达而文化衰败的社会却比比皆是。因为纯粹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往往对其他价值产生排斥和贬抑作用，而文化主导的价值取向会通过各领域高素质的人才而促进社会诸领域的全面发展，提升其他价值的品位及其文化科技含量。比如，同样是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有了文化含量和素养，会不断提升层次和品级，如中国古代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其中的茶文化、酒文化，使生活得以优化和升华。
　　通过文化强国兴邦的实例很多，譬如，中国古代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内综合国力居世界首位，文化的持续繁荣是最重要的根源。犹太人更是通过文化掌控世界的典范，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知识创造财富，通过财富及其运用财富的智慧掌控政治，通过知识与宗教建立人类的精神秩序历史上犹太人因其地处欧亚非通衢的特殊地利，一直很会经商赚钱，但富裕后常被掠夺，后来他们领悟到唯有自己头脑中的文化知识不能被掠夺，于是把重心集中在读书上。从幼儿开始培养文化兴趣，在书本上涂上蜜糖让婴孩舔，使他们形成“知识是甜蜜的”这一文化偏好，在人们心中确立文化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强化文化的力量与魅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犹太人至今还在不断强化的重视文化知识的优秀传统。不管是从现当代的思想（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斯宾诺沙、萨缪尔森）和科学上（如爱因斯坦。在美国最近15-20年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40%是犹太人）的最高成就、经济上的世界级大财团、政治上的控制权（主要体现在美国），还是犹太人创造的犹太教及其分化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世界精神秩序的贡献，都能清晰认识到文化的无穷威力。如果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尚存争议的话，“正是犹太文化拯救了犹太人”并使犹太人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这一结论已被历史和现实所证实。。

　　西方近五百年的历史同样清晰体现了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火车头的特殊效果。近现代欧洲之所以能引领世界，首先得益于中世纪一系列大学的创办。启蒙运动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及随后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大都出自欧洲的大学以及由这些大学及其人才所酝酿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可以说，主要是中世纪大学的普遍设立及其广泛而持续的影响，成就了欧洲近五百年的辉煌。
　　十九世纪初，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办（1810年）和推广，致使国家高端人才库的出现和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人才之社会风气的形成，使十九世纪成为德国人的世纪。对德国人来说，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创立，一方面使1870年普法战争的胜利成为“普鲁士校长们和德国教授的一场胜利”[9]（p5），更重要的是使德国人认识到“知识在一切部门中专业化的力量”，找到了“可以达到科学矿藏中更深矿脉”的“发明的方法”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培养专家的方法”[10]（p9495）。美国自1862年《莫里尔法案》催生赠地学院后，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和普及的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应用研究型大学，推动了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学被定位在以科学自主性为目标的基础研究上，体现了研究型大学的再次飞跃，从而使二十世纪成为了美国人的世纪。
　　可以说，一切社会问题都有其文化根源、大学根源。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是思想文化的复兴，然后以文化价值为火车头，引领国民进一步重视教育和文化，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才兴国的目的。没有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美好愿望而已。
　　（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舞台上，经济的贫穷会挨打，思想的贫穷遭鄙视
　　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日益消弭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兴趣与精神追求，这样的制度对文化的杀伤力是最彻底的，这样的国家发展模式是慢性自杀式的发展模式据说，八十年代末，德国派专家来考察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以“慢性自杀”的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的。万幸的是，中国政府很快就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有效政策，提出环境保护的硬性指标，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文化乃民族之魂，中国人要真正过上有尊严的文明生活，经济当然是重要支柱，但更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自强不息。中国威胁论在西方颇为流行，但西方有识之士也明白，这种所谓的威胁纯属子虚乌有，原因是中国没有自己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和价值观，更没有具备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有些中国有钱人到发达国家旅游、购物、赌博，因缺乏基本的礼貌、教养和素质，不仅无法博得尊敬、确立尊严，反而受到唾弃。
　　文化艺术没有国界，是国际沟通、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在未来世界舞台上，真正能领导世界和指引人类发展的是文化艺术，而不会是其他。这一人类价值取向比起经济上的相互争夺和军事上的军备竞赛、倚强凌弱、彼此制衡更普世、更文明，更有益于人类大家庭的和睦相处和美好生活的营造。
　　（三）“文化中心论”的社会主导性价值取向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个时代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是指向物质还是精神文化，必将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及其社会生活。物质利益是共同争夺的有限资源，而精神文化是共同创造且可共享的文明成果，是促使人类融合与和谐的共同语言。如果价值目标及其价值标的物设定在有限的物质资料上，那么不断受到激发并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无限物欲与有限的物质资源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人与人之间也因此进入相互争夺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引自《大学·絜矩章》。本，指品德。末，指财富。如果两者本末倒置，就会使民众为财富而争夺抢掠，虽然财富聚集起来了，民心却相互背离而离散了。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与文化是合二为一的，道德是有文化基础的道德，即儒家所推崇的道德的理想自觉，道德融汇在他们的文化教育中；他们倡导的文化主要是关于道德的文化，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有异曲同工之妙。。反之，如果价值目标及其价值标的物设定在具有无限性、可分享性、无限再生性、非争斗性的目标上，如道德价值、精神文化价值等，加上适当而合理的政策引导，就会不断减少冲突、增加亲和力与凝聚力，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和魅力国家必须确保的基本方向。过分的功利主义对人性的全面破坏，只能导致永无止境的明争暗斗以至自我毁灭，到那时再企图扭转乾坤为时已晚，即使勉力改变也必将付出高昂代价。
　　五、全面解放和充分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生产力是指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在已有精神文化生产资料基础上，创造精神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能力，其核心是以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水平为基础的创造力。文化是一种水平、境界和情怀，也是一种能力——文化能力，并可因此区分出三六九等、高下优劣。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当今中国直接而集中体现为：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与文化（智慧）不足之间的矛盾。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我们力求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时却遇到不少瓶颈，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知识、人才及其社会智慧却明显不足。诸如贫富分化、政治腐败、道德滑坡、国际压力、社会转型、教育提高等。大家都知道问题严重却又缺乏良策或高瞻远瞩的应对制度。从根本上说，唯一的解决路径就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发展文化生产力，在认识上应关注如下四点。
　　1.解放思想是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必要前提。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文化建设更需要解放思想，这样才能把民众的智慧潜力充分挖掘和激发出来，实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目的。因此，不能死守陈规，要勇于创新，创造出有益于文化繁荣的理念、制度与环境。
　　2.充分汲取全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尤其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高屋建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最宝贵、最丰厚的“精神文化生产资料”。没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基础，我们的新文化就不可能站立起来，就无法应对当代国际激烈竞争的复杂形势。同时，没有脱胎于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只能盲目尾随资本主义，可怜而无止境地阐释他们的文化，就难于逃脱被“文化殖民”的命运。

　　3.避免对文化知识的狭隘理解。文化价值具有自足性特征，而不像许多人认为的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文化就没有价值。诚然，通过功利主义带动文化的普及是一种必要的方法，但不应仅从文化知识的经济功能来看待和虐待文化，因为唯有文化知识的生产摆脱了经济的纠缠，摆脱了作为经济奴仆的卑微地位，文化才可能实现其自身的解放和随之而来的突飞猛进，也因此而间接地带动经济和整个社会全面发展。比如，就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而言，最大的功臣应该是洛克、亚当·斯密等思想家，他们不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但他们间接创造的财富无法估量，也是任何一个世界首富无法比拟的。尽管邓小平不是科学家、企业家，但他间接创造的财富并非一大群企业家所创造的财富之总和所能及其万一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尊重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更应该尊重和崇敬那些“制造”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4.从整个社会系统分析，设计文化生产力的社会机制可从四方面着手。第一，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的引导。社会转型中，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至关重要。我们应倡导文化主义与民生主义相结合的以“文化民生”为重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文化价值为核心价值导向，突出文化、知识、人才及其创造力的意义，重视杰出人才的培养。要把杰出的文化人格提升到理想人格的高度，成为国人崇拜和追慕的榜样。第二，制度保障与文化再生能力的强化。当下学子所以不愿做学问，根本原因是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上比不上暴发户，地位上比不上村干部，名誉上比不上三流演员或“超男”、“超女”。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就必须调整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在核心制度上凸显文化及其人才的社会地位。第三，发挥教育在文化生产与人才培养中的中坚作用。提高文化生产力的根本是提高国民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水平，这必须依靠教育并与教育协调起来。文化强国需要人才强国的支撑，人才强国需要教育强国的支撑，彼此环环相扣，遵循“教育-人才-文化-综合国力”之内在逻辑。第四，重视文化化生活及文化人才生长土壤的培育。改变现实中“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改良不断扩大化的“文化盐碱地”，培养国民基本的文化偏好、理论兴趣和艺术情趣，让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和享受到建立在坚实物质基础上的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生活本身告诉人们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及其神圣价值。
　　六、小 结
　　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已具备了基本条件。第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和文化建设，已充分意识到文化教育的战略地位。第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第三，教育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已培养了不少人才。第四，中国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强国，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有很多值得直接借鉴的理念、制度和经验。第五，当今世界是缺少文化的时代，而人是天生的文化动物，具有天然的文化需求。当今世界潜在的精神文化需求量巨大，中国是人口大国，有巨大文化市场。
　　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标准，一是看能否把大量的社会资源集中到文化建设方面（尤其是文化传承与创造和人才培养的教育领域），是否真正做到以最优厚的待遇和回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教师队伍中（而不是杀鸡取卵式地集中到经济领域），从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社会资源最集中的领域也是最优秀的人才最乐于去集中的领域。正如商鞅所言，随着制度对社会资源的调配，“豪杰皆可变业”，关键是“在上者”奖励和鼓励什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学问。”（《商君书·农战》、《商君书·君臣》）使文化教育行业取代经济行业成为优秀人才趋之若鹜的最富魅力的行业，这也是党和国家“教育优先”基本国策及其精神的体现。如果文化教育行业不能成为人们最热衷的行业，教育“优先”这一国策只能是口号。在具体政策方面，文化和教育发展状况应被列为考核政府官员的第一标准，代替原来仅仅把gdp当做评判干部政绩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的做法。
　　现在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普遍流行。以往许多人对文化人由衷地尊敬和仰慕，而今却因为大学毕业可能找不到工作而集体罢考，家长也因此而鄙视文化、轻视读书人。有些大学教师自身也因拮据的经济条件而自嘲自讽，自怨自艾。读书无用论一旦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这是文化的灾难、国家的灾难。
　　政府首当其冲的任务是重塑文化魅力，真正落实教育优先和科教兴国战略。一要全面普及教育，中国教育无论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从我国有待开发的巨大智慧潜力看，都远远没有达到正常水平。二要提高教育质量。我国的教育质量不高，有些欠发达地区的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水平甚至没达到初中程度。高校研究生生源越来越差，教师队伍人才流失，每年最优秀的毕业生首选的工作是经济行业，留下继续深造和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少。没有最优秀的教师就不可能培育出最优秀的学生，恶性循环，教育质量因此而日益下降。三要“尊师重教”。目前教育本身市场化严重，“学生（顾客）是上帝”，片面迎合学生以博取好评和高分的市场观念严重制约着老师对责任的履行和能力的发挥，是目前高校最恶劣、繁殖最快的蛀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