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媒热点现象的文化研究进路

　　传播学传入我国后，为本土学术领域带来了新鲜空气，在方法论上的影响即从质化的定性分析转向经验的定量研究。华人学者赵月枝认为：“在当前中国传播学界中，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话语，传媒经济学成为热点，定量方法受到推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崇。”①不过，其他传播研究也在努力生长，以突破美式主流传播学的遮蔽与压制。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理论，赋予学术研究以厚重的人文关怀和历史视角，提供了不同于数据和图表的知识生产模式，揭示了许多传媒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动因。而由英国缘起的文化研究学派，更把我们从单纯效果研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学术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随着我国大众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出现纷繁的传媒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从老生常谈的记者职业伦理、媒介审判到愈演愈烈的抗战剧泛滥、选秀节目铺天盖地等新的热点现象层出不穷。笔者认为，这些探讨不仅可以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或批判研究的视角切入，也能从文化研究方法论中寻找到学术进路。
　　一、抗战神剧与非理性民族主义
　　南方周末《“爱国者”的生死论战》和《砸车者蔡洋生存碎片》两篇报道，记述了中日钓鱼岛争端期间，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导致的暴力行为。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施暴者看“抗日剧”的经历。近年来，一些电视剧打着“主旋律”的旗号，以娱乐化的方式消费历史，导致“手撕鬼子”等离奇场景的出现，对国难极度不尊重。wwW.11665.COm媒体探访横店影视基地发现一年“杀”七亿鬼子，近五十个剧组同时在打鬼子。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剧目无法教会人们正视历史，反而导致了盲目仇恨。
　　电视学术圈为此进行了相关研讨，有学者认为，抗战剧是对历史的商业置换，历史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为了适应并不宽松的电视剧审查尺度而进行适者生存的调整，在一条安全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上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有学者认为，抗战剧、谍战剧之所以走红，还是和植根于民间的红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密不可分，它是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主旋律，补充国家政权合法性资源的尝试。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应从电视暴力的角度加以研究。笔者认为，即使是文化研究，也不排斥实证的、经验的研究资料，要考察抗战剧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应该从霍尔的理论出发，尤其是受众的解码方式，认为抗战剧引发了观众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简单结论应予以民族志方法的检视。
　　在文化产品多样化的今天，主旋律电视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与爱国情怀，这本身就存疑问，不同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性别的受众在接收同一种信息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解码方式。笔者曾观察到，一个上海普通退休工人，高中文化程度，在观看谍战剧时，津津有味地融入到了紧张激烈的情节中，但节目结束后如此评价：“现在（当官的）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么？”一个家庭主妇，每晚陪丈夫观看抗战剧时，总是会感叹地下党员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并为之感动。但节目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中，因为物价上涨，新闻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房贷还有十几年要还，牢骚满腹，并没有因这类节目增加了爱国情怀。
　　因此，在变量多元化的情况下，导致暴力爱国行为的因素是多样的，孰为因，孰为果的因果关系也是复杂的，只有通过对受众日常行为的“深描”，发掘背后的文化逻辑和其他影响因素，才能理解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来源。比如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了解多少；以及收入情况等变量。
　　二、爱“哭”的选秀节目
　　在各地卫视相继引进了国外版权的选秀节目后，电视娱乐版块成了“中国x声音”的天下，达人秀、好声音、梦之声、天籁之声等，形式大同小异，虽然其主干部分是唱歌，但选手上场之后的必备动作就是哭，哭诉凄惨的童年、破碎的家庭、离世的亲人、糟糕的境遇，明星嘉宾也飙泪以回应。可以说，“哭”的部分成了该类节目主要的卖点。他/她同时还会谈起自己的“梦想”，即通过竞争，在更高舞台上放歌，靠出名以改善自己的境遇。
　　参赛者在哭的时候，本身已被“演员化”了，以自己无偿的泪水和曝光隐私遭遇为电视媒体无私地提供收视保证，而导致自己遭此境遇的原因已然不重要。选秀节目把“梦想”简化为在电视上放歌一曲，一夜成名，与参赛者达成了某种共谋，为其提供成名的机会，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丰厚的利润。
　　国家正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纵观这些选秀娱乐节目，其实只有唱歌和跳舞两种艺术形式。两种艺术形式垄断了电视娱乐节目，这究竟是文化繁荣还是文化凋敝值得探讨。大量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传播渠道，传承乏力。而作为公共资源的电视频道则在走向市场化的浪潮中被资本力量所左右，提供单调但利润可观的文化娱乐产品，营造了一种虚假的繁荣。
　　从参赛者哭的行为着手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即是一种可取的研究进路，为什么哭？哭的程度怎样？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怎样的社会现象有关？背后有什么样的深层根源？嘉宾、主持人怎样回应？当事人的叙事话语是否有规律可循？嘉宾的回应是否也有模式化的痕迹？这些模式是如何形成并固化的？是男性哭的多还是女性多？都可以做深度挖掘。此外，各种另类行为也可以被纳入考察范畴，如歇斯底里、搞怪、奇装异服、伪娘、中性等，这些行为呈现出怎样的文化意义？普通人在面对聚光灯时如何展现自己？选秀舞台本身作为一种情境，如何影响参赛者的认知、表现和心理状态？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受众的媒介素养。

　　三、纸媒衰落真的全是新媒体惹的祸？
　　在对纸媒衰落的研究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开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在缺乏经验研究和相关性分析的情况下，把纸媒的衰落直接归咎于新媒体本身就被一些国外研究所否定。至少，媒介使用习惯，对新闻的不同需求，甚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媒介的更替和兴衰。②
　　在逐渐市场化、娱乐化的中国媒介大生态的影响下，受众对于传统严肃新闻的兴趣在不断减弱，而以新闻立身的报纸不可能像电视那样靠娱乐节目来创收，因此报纸正在失去读者。从一些国家连年走低的大选投票率可以看出，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退居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而承载大量严肃新闻的报纸随之一起被人们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认为，靠新闻专业主义、翔实的调查性报道、可靠的评论就能挽回读者，未免一厢情愿，高估了受众对于新闻的需求与兴趣。
　　结合本土情境来讨论，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基础教育传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事不关己写在人们的脸上，培养娴熟而迅速的解题技巧是中小学教育的全部。从高考作文题也能看出，教育并没有鼓励人们就公共事务发言的传统和哲学思考的能力，而是推崇词藻华丽而空洞无物的描绘。很难期待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众会对严肃新闻有需求，知识都是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的，但都是简洁、动态的图片式信息输入，无法形成有效思考，在阅读一张报纸时，难免会觉得枯燥无味。
　　对年轻媒介受众的焦点访谈或民族志研究会是十分有效的，可以考察除新媒体外许多其他影响纸媒衰落的因素。如阅读习惯、关心的议题、闲暇时间的使用、零用钱的流向、父母的媒介使用、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甚至文理科生的差别都可以纳入研究。新媒体仅是影响因素之一。早有前人研究发现，上网的人也许比不上网的人更多地读报纸；纸媒的公信力还是大大高于网络；有良好读书习惯的人也会有读报习惯，而从不读书的人也不会读报纸。这些因素都否定了媒介更替维度上的技术决定论。
　　本土学者总会罗列一些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数字，比如广告收入、移动终端数量、社交媒体用户等。相反则是纸媒广告缩水，发行量下降，印刷厂倒闭的消息。将两个现象置于一起，的确很有对比效果，却很难得出a直接导致b的结论。我们反对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表面推理，呼唤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如莫利式的家庭收视行为的刻画，或许我们会发现a导致了c，而c才是导致b的原因。
　　结语
　　我国本土传媒热点现象还有很多，全球化时代的本土传播不仅从实践上也从学术上与外界发生了勾连。但飘洋过海的“西学”是建立在其意识形态和传媒实践土壤上的，以自由民主为前提的媒介研究假定了平等自由的媒介使用，效果研究就是唯一奉为真理的学术，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即为定量的、实证的经验研究。而中国的媒介生态从“喉舌论”到“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再到集团化、资本化运营，经历了非常大的体制变动。如果全盘接受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学术意识形态，无人再会关心公共利益，民众的传播权利，文化自主性和多元化等问题，而纷纷进入效果和行政研究的彀中，沦为毫无学科主体性和学术公共性的利益工具。
　　因此，必须呼唤多样化的传播研究方法与视角，特别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理论的新继承者崛起之时，作为传播研究的另一重要流派的文化研究也应站出来，提供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受众解码、家庭收视行为、新媒体和媒介生态的理论阐释，这对于丰富中国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理解中国传媒现象，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