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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争议

关于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争议

  政治文化理论出现在政治学领域是在20世纪50年代。事实上,早在1948年,内森·雷特斯(nathan leites)就在他的《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假设》一文中使用了非常接近“政治文化”的概念,但是明确地把政治文化概念带人政治学领域中的是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他在1956年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而他和维巴(sidney verba)两人合著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1963)一书则被认为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之后约十年的时间里,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经典作品。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政治文化研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逐渐被边缘化。直到80年代末期,政治文化研究才又重新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著作。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政治文化研究者就陆续宣称“政治文化复兴”了。随即,这种“政治文化复兴”的说法引来了众多质疑和否定的声音,面对这种质疑和否定,政治文化学者积极予以回应,从而构成新一轮对政治文化问题的争论。本文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对“政治文化复兴”观点进行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政治文化复兴过程的回溯;第二部分阐述一些学者对“政治文化复兴”所进行的全方位的质疑和批评:包括政治文化概念本身的问题,政治文化研究在问卷设计、变量分析和理论适用性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的谬误等;第三部分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出现的大量的政治文化研究新成果表现出来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进行分析,以表明政治文化研究虽然受到严重的批评,但它在对批评的回应中不断发展,在经历了长约20年的沉寂后重新回到了政治分析的中心舞台。wWw.11665.COM
  一、“政治文化复兴”说
  1988年,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军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以《政治文化的复兴》为题,阐述了他在文化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研究上的新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尔哈特虽然以“复兴”(renaissance)为题,但他在文章中并未再使用“复兴”一词。在文中,他谈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分析领域研究方法的走向。他指出,阿尔蒙德和维巴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表明政治文化研究的巨大进步。但是从60年代晚期起,政治文化研究由于受到大量的攻击,开始走向沉寂,理性选择理论占据了社会分析的主导位置。在约20年之久的时间里,西方政治学界对文化因素的轻视态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英格尔哈特认为,现在到了重新调整这两种社会分析方法平衡的时候了。他指出,理性选择模型事实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它在分析既定系统内短期的波动时是有效的,但在分析的时候,它把文化和制度因素是作为常量来对待的。而事实上,文化和制度因素并非常量。此外,理性选择模型并不能解释基本目标和系统性质的长期变化。
  尽管英格尔哈特在文章中分析了理性选择模型的不足,强调了重新重视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但他并未对“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与“复兴”之前政治文化研究的不同做出宏观与微观的分析。他虽然谈到批评者对阿尔蒙德和维巴的《政治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的两个方面的批评,即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静止的概念,以及具有种族中心论的倾向,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国家文化,但他并未对政治文化所受到的其他方面的批判进行回应。从他的文章的结构布局来看,他并非是以回应上述两方面的批评作为主导思想来布局谋篇的,而是以他在文化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时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新发现来安排文章结构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所限,在一篇文章之内不可能对所有政治文化遭受的批评进行回应,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了他的研究所能回应的两方面的批评上。另一方面,英格尔哈特的这篇文章写于1988年,彼时学界对政治文化研究的重新重视才刚刚开始,因此,他只能停留在预测和期望的层面,还没有条件对前后两个阶段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不同进行比较,也不可能对政治文化研究复兴之后出现的新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英格尔哈特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向,但他所说的‘政治文化复兴’与其说在描述一种现实,不如说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吁求、呼唤和期待”。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位重量级学者米切尔·布林特(micheal brint)明确地指出,政治文化从复兴那一刻起,就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而是意味着“对过去的再生、重释和再创造”,政治文化的复兴“不应当是简单回到阿尔蒙德的科学研究,而应是融合了其他更多的大陆的——社会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
  1989年,威尔达(howard j.wiarda)也指出,政治文化正在复兴。他的理由是,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派伊(lucian w.pye)和英格尔哈特等人采用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以政治文化研究作为主题。即使在依附理论占支配地位的拉美,也有学者开始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不仅政治学领域,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领域都开始关注文化因素。但威尔达不同意哈里森(lawrence e.harrison)赋予文化因素过多的解释力,以及认为拉美的传统文化应该被完全清除的观点。威尔达认为,文化因素不是唯一的解释变量,它和阶级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及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另外,传统文化因素和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有着持久的生命力,且会自我变革以适应现代化过程。这实际上涉及了政治文化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影响到何种程度?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会起到何种作用?后来大多数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或显白,或隐微地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为前一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主将之一的派伊在1991年发表的《重返政治文化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出于各种原因,政治文化研究在70年代沉寂了,但是最近开始复兴。”但派伊分析的重点也不是放在复兴后的研究上,而是对政治文化概念进入政治学领域的历史、政治文化在70年代之前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对早期历史的回顾,可能会对确保复兴在牢固的基础上进行有所裨益。
  1993年,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存在,理由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书籍、文章、演讲和辩论都增多了。此后,阿尔蒙德在为1997年出版的《文化问题:艾伦·维尔达夫斯基纪念文集》写的前言中指出:“就像神话中的凤凰在灰烬中浴火重生一样,政治文化是从它的反对者所使用的化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简主义的灰烬中浴火重生的。”他认为,尽管这些年中,政治文化研究受到了左翼依附理论学派以及右翼理性选择学派的双重攻击,但政治文化研究扎根很深,很难被打倒。最近,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显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强健、严谨以及势不可当的创造力。他举出了一系列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价值变迁理论;在密歇根大学受训的以巴尔内斯(samuel barnes)、卡斯(max kasse)为首的团队对遍布欧洲的抗议和非传统政治的新类型的调查;以道尔顿(russell dal-ton)、弗拉纳根(scott flanagan)和贝克(paul beck)为首的团队对观念的变化对政治机构产生的影响进行的调查。他还特别指出了维巴和他的同事所提出的严谨的政治参与理论;普特南(robert put-ham)和他的学生及同事运用历史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精英访谈以及大众态度调查等方法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的研究。这些很有分量的成果都有力地证明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
  上述各位政治文化研究学者都认为,政治文化的研究经过了20世纪70~80年代的低谷之后,以强劲的势头复兴了。埃克斯坦指出,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可被认为是进行政治理论研究和政治解释的两种可行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这种“政治文化复兴”的说法,以及对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分析中地位的肯定,在西方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伴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新的质疑与批评也随之出现。
  二、对“政治文化复兴”的质疑与批评
  “政治文化复兴”的说法一经提出,质疑和否定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研究本身存在硬伤,“复兴”的努力只会功亏一篑。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政治文化复兴”,只不过是方法论上层次谬误(ecological fallacy)的重现。还有很多学者对政治文化研究的具体环节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政治文化概念存在的问题;政治文化研究在问卷设计、变量分析和理论适用性方面存在的缺陷;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的谬误等等。
  学术界对政治文化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65年,维巴就提醒政治文化研究者注意,随意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术语很可能会使它变得空洞和模糊。随后,派伊指出,政治文化概念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联系,如何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关联。1972年,雷曼(edward w.lehman)检验了使用政治文化概念时存在的化简主义和规范化偏向的问题。1988年,奇尔顿(stephen chilton)强调了政治文化概念的一致性和有用性难题。
  对政治文化概念比较有分量的批评出自莱辛格(william m.reisinger)。莱辛格相信,政治文化概念的和理论的难题持续成为政治文化“复兴”或者“重返”政治文化的障碍。他指出,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要想成为和理性选择理论相抗衡的研究方法,那么它的核心概念必须是清晰明确的、可操作的、具有广泛一致性的。但即使在研究政治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那里,这些标准也没有达到。他主要比较了阿尔蒙德和维巴(1963),维巴(1965),英格尔哈特(1988-1990),埃克斯坦(1988)和阿尔蒙德(1990)对政治文化做出的定义。他认为,阿尔蒙德和维巴在1963年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只涉及人们对政治体系和自身角色的“态度”,定义范围太窄。而维巴在1965年的定义采用了“信念”、“象征”、“价值观”等术语,意在弥补早期定义范围狭窄的问题,但在莱辛格看来,维巴根本没有考虑这些替代语对政治文化概念带来的影响。英格尔哈特声称采用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定义,但莱辛格指出,英格尔哈特对定义的使用是随意的:在1988年的定义中,英格尔哈特把“习惯”也纳入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围,而在1990年的定义中,却又认为政治文化是“为社会所分享的,且代代相传的态度、价值观和知识的体系”。埃克斯坦尽管认识到政治文化研究最大的挑战是概念化和理论发展,但埃克斯坦实际上从未对政治文化做出定义。阿尔蒙德(1990)对政治文化定义应包含的四大方面进行了面面俱到的总结,但莱辛格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这种定义由于太宽泛,很难落实到操作层面。在莱辛格看来,如果政治文化的概念是不明确、不统一、不可操作的,每个研究者都采用自己的政治文化定义,依照自己的研究设计挑选态度、价值观进行检测,那就很难提出有说服力的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研究也很难发展成为可以和理性选择模型相抗衡的研究方法。
  一些批评者针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具体的批评。这些批评者指出,“政治文化复兴”著作在问卷设计、变量分析和理论适用性方面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足以摧毁政治文化研究从假设到结论的有效性。首先,批评者认为,政治文化研究者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上存在多种问题:问卷可供选择的备选项有限,而受访者只能在问卷提供的选项中进行选择,因此结果可能并非是受访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备选项排列顺序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到受访者的选择;在历次调查问卷中还存在着词汇差异的问题。其次,批评者还指出政治文化研究在变量分析上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影响价值变迁的因素时,政治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英格尔哈特认为,经济发展是影响人们价值观变迁的最重要因素,而有批评者认为这并非唯一因素,也有批评者认为这并非是最重要的因素。道尔顿认为,战争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价值观的形成;道奇(raymond m.duch)和泰勒(michaell a.tay-lor)则认为,通货膨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价值观,而影响人们进行价值排序的最重要因素是教育;弗拉纳根也认为,教育乃是影响观念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再次,批评者对政治文化研究者提出的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马什(alan marsh)质疑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经济增长率慢、通胀高的国家;科茨(hennie kotze)和伦巴德(karin lomabrd)则认为,虽然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了各种类型的国家,但实际上这个调查只适合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并不适合研究发展中国家。

  1996年,杰克曼(robert w.jackman)和米勒(ross a.miller)以《政治文化复兴了吗?》为题,直截了当地质疑政治文化的“复兴”。通过对政治文化复兴的两大代表人物普特南和英格尔哈特研究的分析,他们不但否定政治文化复兴的存在,而且得出了政治文化研究解释力始终有限的论断。杰克曼和米勒指出,普特南和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众多细节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他们的分析无法证实他们的假设,因而他们的结论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杰克曼和米勒认为,普特南和英格尔哈特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二人所使用的变量。普特南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地方性政治文化对地方政府的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杰克曼和米勒认为,普特南所依赖的三个变量,即制度绩效、公民共同体和(早期)公民传统,都是综合性变量,但是普特南所综合出的这三个解释变量,并未反映出产生这些变量的原始指标的大部分信息。英格尔哈特对文化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杰克曼和米勒认为,英格尔哈特所谓的大众文化的“七个”指标之间,并未形成一致性的态度集。除此之外,他们对普特南研究进行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涉及了方法论的问题。
  对政治文化研究采用的方法论的否定,是批评者对“政治文化复兴”进行的又一项强有力的批判。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微观和宏观之间、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之间建立联系,把从个人层面上得出的数据综合(aggregate)到社会层面,以具有社会属性的政治文化作为自变量,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因此,如何对这两个层面的数据进行解释,并使之相关联,成为影响政治文化研究结论可信与否的重要环节。
  塞利格森(mitchell a.seligson)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英格尔哈特的分析复兴了方法论上的层次谬误。在塞利格森看来,如果跨国的相关性不在一国之内的个人层面上显现出来,那么跨国之间的相关性就是谬误。具体到对英格尔哈特研究的检测,就意味着,既然英格尔哈特认为系统层面的公民文化和民主相关联,那么如果这种关联不在个人层面上体现出来,亦即如果个人层面的信任和对民主的支持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那么在系统层面上存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之间的相关就是谬误。塞利格森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英格尔哈特所得出的信任和民主的关系只是反映在系统层面上,并未出现在个人层面上,因而不是政治文化研究复兴了,而是层次谬误又一次在学术研究中复兴了。杰克曼和米勒二人在《政治文化复兴了吗?》一文中对普特南的研究也有相似的批评。他们认为,既然普特南论证出在政治文化和制度绩效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那么构成这两个综合性变量的组成要素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相关关系。他们通过分析得出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很不稳定的结论,从而对普特南在综合层面上得出的结论也进行了否定。
  在具体分析方法使用上,批评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卡拉克(harold d.clark)等人指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可能是测试价值变迁的更为合适的方法;比恩(clive bean)等人指出,英格尔哈特所采用的因子分析法并不适合分析由排序组成的数据,在此之后萨基也指出了这一问题;沃里克(paul v.warwick)认为英格尔哈特和艾布拉姆逊(paul r.abramson)在分析教育的作用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是不合适的,而应该代之以逻辑回归法(logistic regression)。
  总结上述批评,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围绕政治文化研究产生的批评作品的数量很大。举例而言,在1988—2007年之间,以对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批评为题发表的英文和法文著作就有四十多种;而他本人的著作被翻译成十六种语言。其次,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批评是全方位的。从政治文化的定义、问卷设计、变量分析、模型适用性,到方法论及测量方法使用,政治文化研究的每个环节都受到了批评者的关注。再次,批评者并非都来自同一研究学派。上述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批评,有的来自政治文化研究学者,他们基于自身的政治文化研究提出了对在此之前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改进意见;有的来自制度学派,他们通过论证政治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政治文化复兴”说提出反驳,再次肯定政治制度才是解释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最重要因素。这些都表明,政治文化研究重新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存在。
  上述批评大都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回应,而大多数的批评也被驳倒。这一方面说明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说明批评者虽然提出一些很中肯的意见,但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否定政治文化复兴的存在与合理性,否定政治文化研究方法是一种颇具潜力的研究方法。而事实上,在批评者针对“政治文化复兴”进行质疑与否定的时候,大量的政治文化调研仍在世界各地进行,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并产生广泛影响。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来自各方的批评,调整和校正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方向,在批评声中不断发展,从而呈现出了与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不同的特点。
  三、复兴后政治文化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对“政治文化复兴”的质疑与否定并未使政治文化研究停滞不前,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大量政治文化研究新作的涌现都在昭示着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强劲趋势。英格尔哈特是为数不多的在前后两个政治文化研究阶段都有作品问世的研究者,尤其是在政治文化研究复兴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著作,被誉为政治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长约20年的追踪调研的基础上,他在1990年发表著作证实了他在1971年提出的在发达工业社会存在的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并检验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存在的更广阔范围内的文化变迁。1997年,在对43个社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他绘出了世界文化地图。随后,他与诺瑞斯(pip-pa norris)合作对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和维尔泽(christian welzel)合作提出了人类赋权框架理论。由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目前进行到了第六次,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调查。

  在20世纪90年代,普特南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亨廷顿对文明的冲突进行了研究,戴蒙得(larry diamond)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研究,维巴等人提出了公民志愿主义理论,诺瑞斯等人就公民对民主的批评进行了研究,把批评细分为对政治共同体、政体原则、制度绩效、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者的批评。在进入21世纪后,布拉顿(michael brat-ton)等人对民主的支持进行了研究,把对民主的支持分为内在的支持和工具性的支持;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下降进行了研究;吉本森(james l.gibson)对宽容的本质进行了研究;道尔顿对积极参与的公民进行了研究。
  大量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尽管政治文化研究存在批评者所指出的种种不完善之处,但政治文化研究的确重新回到了政治分析的中心舞台,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对质疑与批评的回应。并且,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积极回应各种批评,其展现出的一系列新的趋势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消解了对它的批评。
  首先,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数据仅来自固定的时间点,而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数据的追踪时间长达二三十年,并且数据仍在不断更新中,这有力地回击了批评者对政治文化是一个静态概念的指责,并使研究政治文化的持续性和变迁成为可能。
  其次,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被指责具有种族中心论的倾向,研究内容主要限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并且以西方的公民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而80年代末期以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涵盖了世界上广大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诸如对东亚、中东伊斯兰地区、拉美、非洲以及印度政治文化的研究等“非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之间出现了对话和互动,西方学界也不再以西方政治文化为标准来定性和测量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学者们开始关注本土政治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再次,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回到阿尔蒙德的科学方法,而是融合了更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英格尔哈特在研究中引入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普特南在研究中采取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等等,都表明重生的政治文化研究对其他学科的知识采用了包容吸纳而非忽视和排斥的态度,这也使得它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变化趋势的能力进一步加强。此外,50-6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80年代末期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掌握了相对熟练的调研访谈技能,采用了三角交叉检视法(triangulation)来进行政治文化的分析,使得结果更加可信和有效。
  最后,除了宏观理论构建之外,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域。比如出现了大量的对诸如抗议政治的新特点、不满意的民主派人士这样的具体的新的问题的研究。
  政治文化研究虽然力图实现研究的确定性和预测性,但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它始终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但是,它也并不会像批评者指责的那样,毫无意义和价值。英格尔哈特在1971年预测西方社会将会出现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转变,这种转变会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随后30多年的数据追踪中,这种预测被逐渐证实。阿尔蒙德甚至认为,英格尔哈特是“为数不多的成功地实践了政治科学的预测性的社会科学家”。这表明,政治文化研究虽不能对社会发展的每个细微变化都做出准确地预测,但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大的趋势还是有预测和解释能力的。
  如今,政治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们在对文化决定主义保持警惕的同时,也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政治文化研究,关注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征,关注传统文化因素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的作用,关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嬗变,也关注文化变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总之,政治文化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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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从日云 [标签: 复兴 中国 复兴 中国文化 复兴 文艺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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