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

　　2012年12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现代文化学者视野中的新子学” 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黄河文学》编辑部联合主办。本次会议特邀约有关专家学者教授参与研讨，以期引起对“新子学”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现将会议录音整理如下，与读者朋友分享探讨。会议由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郝雨主持。
　　郝 雨：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以近乎整版篇幅发表了著名庄子学家、中国诸子研究会会长方勇教授的文章《“新子学”构想》，立刻引起国内外文化学界的广泛关注。10月27日，中国诸子研究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就此主题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各大媒体纷纷进行报道，更加推动了这一崭新提法的学术影响。可以预见，“新子学”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越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而且，这样一个看似只属于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思想史领域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化的研究范畴，它也为我们的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基点和方向、旗帜。
　　概括而言，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www.11665.CoM时值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于是，“新子学”应运而生。“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将坚实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概念与学术体系，并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为中国之崛起贡献应有的力量。
　　我们认为，子学在现代学术格局和学科分类中，虽然只是属于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新子学”的提出，却显然并不仅仅是古代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本学科专业课题，它实际上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新媒体时代，为我们整个文化学界提出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承的真正源头与主体性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仅仅复兴儒学，还是要找到民族文化的百家之源？尤其是对于现代文化研究者来说，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否定独尊千年的儒学，到底有没有错？而当今中国的现代文化进程，其根本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据又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文化研究，不能总是把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壁垒森严，互不交通。“新子学”的话题一定要把古代与现代打通，建立起通畅的古今文化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眼光，寻求文化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
　　为此，我们这次的讨论，将就新媒体时代的民族文化传承，尤其是文化传承主体性的问题作为我们的主要议题。我们这些现代文化研究者如何看待和认识“新子学”的提出，希望能够有更新的观点和视角。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我也研究城市文化学，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的走向也有些想法和思考。有人说五四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因为新文化运动批评孔孟、批判儒家，但是细细来想，在当时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文化偏至”，就像房间太黑暗了想开窗，就要先提出拆房顶。像鲁迅这样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们虽然反孔，但他们并不反儒家，儒家的一些传统的东西他们还是遵循的，他们反的是儒家文化中对人的压制、对人性的压制，所以鲁迅提出“立人”，周作人提出“辟人荒”，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把“人”放在重要地位。他们反对儒家文化的君臣父子伦理体系中把人缩小到不成为“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的国学根底都是很深的，他们从事研究也好、创作也好，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有目共睹的。
　　我仔细看了方教授的这篇文章，想谈谈“新子学”提出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性。以前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化了，好像一说中国传统文化就只有儒家，儒家的代表就只有孔子，谈五四也是说五四把儒家文化之脉割断了，将中国文化的传统割断了。读方教授的这篇文章，谈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不光是孔子、孟子，还有庄子、荀子、墨子，等等。这种丰富性这么多年来我们过于把它简化了，也弱化了。所以现在谈国学也好，谈传统文化也好，在很多时候就觉得有点捉襟见肘，没有深入盘算我们的家底，其实我们的家底很丰厚，很多时候都把祖宗的产业给忘了，确实是这样的。我有几次到韩国去，感慨最深的是韩国的大学生都在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中国大学生却不读了。当时我是和钱谷融先生一起去的，他在韩国有五个博士学生，这五个博士知道钱先生到韩国，他们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围在钱先生边上，钱先生在韩国几天他们就陪了几天，全陪。对先生的这种恭敬，这种师道尊严，是发自心底的尊重。钱先生是个大家，在韩国每天吃泡菜泡菜，后来钱先生受不住了，跟学生说今天能不能给我吃一顿中国菜，就带他到首尔的一家中国菜馆“皇”，菜价是中国菜的十倍。透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出韩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及汲取，而我们却淡忘了祖宗的传统文化。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学西方，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学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却数典忘祖，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中，我感受到我们的当代作家、诗人们，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所注重的大多是西方的，尤其诗歌创作，许多诗人把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忘却了，中国当代诗人们很少去读唐诗、读宋词、读元曲，这样的诗人的诗歌怎么会写得有中国魅力呢？他们学现代派、后现代派也常常只是一些皮毛。
　　第二是提出了深入研究、传承中国文化的全面性。我们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该不能忘却对于我们文化传统的传承，我们传统的这些文化到底好在哪里、长在哪里，中国不断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讲中国文化究竟讲到哪个程度，孔子学院是不是简单的就是汉语学院？我看了好多孔子学院仅仅是汉语学院，根本没有讲中国文化，讲也是没有讲到位。我特别赞赏方先生他们在整理的子学典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子学中充满了智慧，值得我们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第三，提出了全面阐释中国文化传承的可能性。新国学也好，旧国学也好，在全面深入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做一些尝试，包括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在整体上还是中国传统的。但我们在某些时候的总结概括是欠妥当的，甚至有些口号也是荒谬的，看到有很大的标语写“践行八荣八耻”，践行“八荣”可以，践行“八耻”怎么行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把封闭已久的门户打开了，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改革开放很长时期我们是向国外拿来。在拿来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过于看重西方，过于把西方看成是评价的标准。我曾经跟顾彬先生有一个对话，我批判顾彬，说他对中国文学评价的标准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他提出中国当代作家都不懂外语。我说写作肯定是母语写作，为什么德国作家不用中文写作呢？顾彬讲的话有的还是很有道理、蛮深刻的，比如他说最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是中国人，确实有这种现象，有些人向西方献媚，以骂中国而讨好西方，汉奸常常就是这样一些人，如果国事动荡了他们是最先转舵的。
　　新子学阐释的当代方式。现在我们怎么来阐释新子学？新子学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传承，放在当下，肯定要有一种当下的意识。首先应该回归百家争鸣的历史语境，给我们的感觉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有这么多丰富的思想成果，也正是在于当时的这种百家争鸣的语境，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应该更开放，容忍不同意见，容忍争鸣，并且这种争鸣是真正的学术争鸣，而不是人身攻击。现在看来，那么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多的文化精品正是那种开放的时代中产生的，思想是没有境界的，争鸣是没有边界、没有禁忌的，只有这样一种氛围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思想者。
　　第二，新子学阐释的当代语境中应该崇尚以人为本。当年鲁迅批判儒家，也提倡是以人为本。儒家文化的根本是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老庄，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人跟自然的和谐相处，来达到一种比较好的境界。所以我想，这样一些东西的关键性还是以人为本，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而不是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束缚思想，使人们生活得更差。所以新子学的阐释始终是应该崇尚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的。
　　第三，应该融入现代人的现代思考在内，传承几千年的“子学”在当时的情境下产生，到今天怎么和当下人的思维思考结合，就要融入现代人的一些思考内容，甚至一些思维方式。搞史学研究的也好，搞文学研究也好，怎么样把中国文化经典中的长处传承并融会至当下，古为今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中的某些弊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真正是中华民族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追求一种文化自强、自信、自傲。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国文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之前新加坡试图复兴儒学，请了西方的新儒学专家来， 在基础教育中统一讲授儒学，但到2004年基本上就宣布放弃了，这个实验应该说是失败了。我理解儒学应该做现代化转型，才能适应当下需要，但是这种转型仅靠儒学一家是做不成的，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有真正的促进作用，甚至于在新加坡是遇到了全社会的抵触，不仅仅是其他教派的人从民族情感、民族思想的角度来抵触，就是华人也很抵触，所以就不了了之了。前几年国内也有一个叫做国学运动的提法，主要的想法就是恢复儒学，而且恢复的是汉以后的儒学，以尊孔为中心，这种尊孔实际上在现代也演绎过，比如袁世凯，当时搞尊孔大典，祭天祭地这些都有过，但是是失败的。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对中国思想的两个根本源头缺乏深刻地研究，我自己也感到现当代的作家们、学者们其实是缺乏这方面研究的。这次会议请了各方“诸侯”来，跟作家们、现当代学者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不仅仅是儒学内部的讨论，也是开放的。
　　中国思想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公元前三世纪之前先秦的子学，方教授说得非常好，是正本清源的一种说法，不是儒学一家；第二是五四时期的以“解放”为中心的文化运动。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我宁可愿意用失败来形容它们。比如说五四，以“解放”为核心，五四开始的时候叫文化解放，所以叫文化革命；到了1949年以后，变成了阶级解放；八十年代又变成了思想解放，至此以解放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已经有一百年了。如果解放了一百年还在谈解放，证明解放这个话语体系也是失败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我倒宁肯愿意读先秦诸子，始源意义的儒学，孔子的儒学，跟后世的很不一样，比如孔子的身体论，他的舍身论跟贵身论是结合在一起的，孔子提舍身，也提贵身，他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汉代以后儒学观点，孔子的舍身说跟庄子的赤身说也是平等交流的，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后世恰恰是把这些最原始的中国思想遗忘了。方勇教授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一种观念，一个是意味着这个时代对传统思想的自信，也意味着这个时代构成了条件。西方每一次进步都是回到古希腊，当初尼采的整个思想都是回到古希腊，他的酒神精神也是回到古希腊。海德格尔也是回到古希腊。中国现在也有一个正本清源如何回到源头的问题，现当代学者和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心态，重新回到民族文化的根源当中去，就这个点上来说，我认为，新子学任重道远。
　　第一个是新子学整体研究、整体性阐释实际上还没有完成。社会上大量充斥着以讹传讹的认识，包括《论语》。其实“论语系统”是针对古代君王的话语系统，比如孔子所说的“女子与小人难养”，如果是对一般人说的话，就直接说女子和小人你要离开他一点，论语系统是对君王和皇上说的，皇帝你要离身边的那些后宫里的女人远一点，要警惕皇子们争权。再举个例子，“敬鬼神而远之”，很多人说，这是说，对鬼神我们要敬重它，但平时你要远离它，“远”是不是“远离”的意思呢？其实，不是。皇帝是孤家寡人，在这个世界上要为下面的人垂范，他只能做什么呢？就只能敬天、敬鬼神，用他对待鬼神的这种尊敬的态度来做下面人的垂范。什么意思呢，他通过祭祀鬼神，推己及人，推广给我们看。始源意义上的子学系统怎么解释，儒学和其他的各种子学怎么互相之间解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中国的子学系统是世界上比较少的那种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一种思想系统。古希腊的思想系统它有崇尚科学、崇尚人性、人本、崇尚世界本源的思辨，这些它是完成了现代化的，包括基督教哲学也是完成了现代化的。中国先秦的子学系统一直没有进行一次现代化，五四的时候是彻底通过否定子学系统来完成跟现代接轨，五四时候的现代话语系统甚至整个白话文系统翻译方法都是从日本来的，这就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断裂。子学系统完成现代化在今天依然任重道远。
　　子学系统跟现当代社会文化现状的接轨，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现在我常常想到鲁迅先生当年说的我们拿着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挂一遍，那个时候拿梅兰芳到处挂，鲁迅就觉得很担忧，我们现在也是拿着孔子到全世界去挂，花那么多的钱到处搞孔子学院，国内也在搞。有时候我看到搞封禅大典仪式、祭孔仪式，包括去年在北京搞的祭天仪式，我感到很担忧，这是真正的孔子思想吗？是汉语言最原始的最有光芒的思想吗？我感到很忧虑，希望今天的讨论包括方教授提出的话题不仅仅是在古代文学或者是古代思想界引起重视，也要引起当代的理论界、哲学界、作家系统的非常重视。
　　刘绪源（作家，批评家）：对“新子学”的研究我可能关注不够，但是郝雨先生告诉我《光明日报》整版刊登了方先生的文章后，我认真看了，感觉研究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提出“新子学”，其实是突出了中国古代最辉煌最百花齐放的时期，也是呼吁我们重新进入这样的时代。
　　但我也听说了一种观点，即与五四联系起来，有朋友认为，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理解为一场“新子学运动”，即把它的意义理解为反孔、反儒从而恢复了子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能为五四作出有力辩护。这样说的用心，当然是好的，然而五四时的“反孔”，恐怕不会是为了恢复诸子百家，不是为了恢复古代的各家而去“打倒孔家店”的，而是为了要引进西学。问题的核心在于鲁迅先生说的“铁屋子”，中国这样的“铁屋子”如果不打破，西方的那些东西进不来，中国就没希望。这才是五四的精神指向，所以才会反“孔家店”。
　　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中国没有宗教。西方中世纪曾经是“政教合一”，中国没有宗教，但一直到五四前，一直是“政文合一”，我们的文化跟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铁板一块，这就是“铁屋子”。这样的情况下，对当时的体制、政权，想要冲击、突破，就只能从文化方面先来突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五四，要否定一切，要打倒孔家店，其实跟这种“政文合一”的巨大压力有关。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出现了对“孔家店”的批判，同时也附带批判了其他，有了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趋向。这个趋向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到了现在，就需要深思这个问题了：当时打破了这一切，到后来，政权也更迭了，文化也批判了，但民族自尊心没了，文化的自豪感没了，然后，新的政权建立了，新的体制建立了，我们现在又开始提倡“国学”，下一步我们将会走到哪里？
　　还有一点，“新子学”的研究为什么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振奋呢？因为它的精神，是有现代性的内容在里面的，它跟普世价值有共通的地方。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存在，那当时的思想不会这样发达，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现在我们必须重建一个百花齐放、人人都能说话、符合普世价值的氛围。由此看，提倡“新子学”确实有巨大意义，而且也很及时。这里还要谈一点关于儒家的问题。我在前不久，跟李泽厚先生有过几次对话，出版了两本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2012年版），李泽厚先生所谈的“中国哲学”，包含的主要是儒家的观点。西方哲学到今天走到“后现代”，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哲学有很多可以补充西方哲学。儒家有其特长，有一些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一个世界”的思想，即不认为有两个世界，西方有宗教，我们没有宗教，儒家不讲“怪力乱神”，它注重日常生活。比如祭祀，它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精神上的东西，儒家的这种思想是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这是它本质的东西。还有乐生，这个恐怕儒家比老庄更强调，即强调要生存，要活下去，非常务实，不消极。“天行健”就是一种积极的务实的不断努力不断向前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和西方哲学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李泽厚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思辨的智慧”，思辨发展到后来，到“语言学转向”以后，其实就走向了一个死胡同。中国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他说的“中国哲学登场”，就是指用生存的智慧去填补西方的智慧，用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去填补海德格尔，填补后现代。强调儒学，我觉得跟“新子学”的精神也并不矛盾，当然儒家也有它不合理的一面，越走到后期儒家问题越大。“新子学”也并不是对儒家的全盘否定，它是要发掘更多民族文化的因素，来促成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但我们还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倡“新子学”，这不可能成为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像当年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样的轰动效应，恐怕不可能有。原因很简单，所谓子学，都是历史文献，那都是几千年前古代知识分子运用古代的思想、语言，解决古代问题的。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那么复杂那么严酷的现实问题，西方大量的文化涌进来，面对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思考当下的问题，要用现在的语言来论述、探讨当下，子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种参照，但是很难成为主流化的东西，主要还是一种文献参照。但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就够了。
　　作为文献参照，我想有几个工作可以做。第一，就是像方勇教授现在在整理的五千种书，这是很基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文献整理出来，才有可能被普及。第二，就是刚才有的朋友说的，要做到现代性的转换，子学是古典文献，怎么向现代性转换，大量的有现代性价值的东西怎么让它发掘出来，这里边有很多工作要做，哲学、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包括作家、文学创作者，都有大显身手的余地。第三，它是一种思想整理，也是一项普及工作，像郭文斌先生在做的那些书，怎么样把古代的文献、古代的知识分子的思考，那些用古文写的东西，变成今天大家感兴趣的故事、名言、寓言，即使作为一种传说深入人心，哪怕变成很多碎片，也不要紧，普及工作就是这样，它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飞到大人小孩的心里，影响我们民族的精神。这些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姜琍敏（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雨花》主编）：说起来，我也好算个文化人，创作文学、编辑杂志，不知不觉也逾三十年了。从小也爱读书，但读的多半是文学作品或浅显简明的文化读本，且“好读书，不求甚解”；所以至今仍可谓才疏学浅，腹中空空。这个“学”，就是国学底蕴、经史子集。除了“文革”后补读大学时约略涉及一些皮毛，基本上是个空白。形成这种状况大致有两个缘由。一是我和多数五十年代出生的同龄人一样，经历过众所周知的非常人生。在最该书斋苦读的年龄去接受“再教育”了。二是在真正该再教育即有可能补习一些思想文化知识的时期如改革开放以后，却因工作碌碌和忙于文学写作而缺乏系统的修养学习。说来惭愧，我对“国学”的理解，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就如一般认识一样，局限于将其与孔孟儒学等同起来。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这些概念，头脑中模糊也有一些，但究竟是哪些子、哪些家，争鸣些什么，几乎摸不着头脑。就是所谓如孔孟之道，最初的认识也歪打正着地来自“批林批孔”运动。有意思的是，“克己复礼”“必也正名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孔子言论，批判当时对我产生的竟是相当大的向心力。改革开放之后，我才逐渐对《论语》之外的庄老、墨子等子学有了一些渐进的了解和兴趣，并深深地为其蕴含的独到而“新颖”的世界观和生命哲学所吸引。尤其是庄老道学、禅宗佛学等学说，对我乃至“文革”后信仰缺失的大批同时代人所产生的影响和精神支撑是极其重大而积极的。但坦率说，我对此的了解仍处于“围城”之外的徘徊阶段。最初的认识竟来自于风行一时的台湾蔡志忠的漫画，后来才生吞活剥地看过些南怀谨先生的著述。但是，尽管浅薄，尽管孤陋，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谓叹为观止，对其敬畏和向往也可谓与日俱增。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潜意识吧，当获悉“新子学”概念的提出，读到方勇教授《“新子学”构想》之大作，心底产生的是一种本能而由衷的亲切与认同感。盖因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门大开，各家西学纷至沓来，各呈风骚；传统文化也旧瓶新酒，大行其道。表面上看来是一派繁荣，实际上百花倒是放了，而百家则未见怎么争鸣。尤其在传统学术方面，汉代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似乎仍在暗暗地起着作用，以至谈到国学似乎就是大办孔子学院，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系统、在普及与提高两个层面上的详尽研究与发掘，使渴求精神营养的我辈及许多沉迷于功利生活或网络思维的年轻人，在博大丰富的子学宝藏面前，要么几乎仍处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懵懂状态，要么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或望而却步。
　　有句话叫“是金子总会闪光”，实际上并不尽然，金子也会因无人开采、淘洗而久埋于泥沙之下。同样，诸子百家的精神价值也像金矿一样，没人能否定其价值所在，却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许多对当今社会具有深长意义的精神瑰宝，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几度辉煌、几番兴盛，但总体来说，至今还相对沉寂地湮埋于岁月的泥沙和歧见的迷雾之中。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们俯下身去，深入探究，加以发掘、提炼而使其闪现出精神价值，从源流上丰富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并在实践中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非常赞同方先生的看法：“当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子学研究尤其需要本着这一精神，在深入开掘自身内涵的过程中，不忘取西学之所长，补自身之不足，将西学作为可以攻错的它山之石……在国势昌盛，经济繁荣的今天，全面复兴子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子学’正以饱满的姿态蓄势待发……中华文化的未来，必将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不断的创新发展。诸子学作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必然是未来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中坚的有生力量之一。”
　　我期待并坚信着这一天的到来。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诸子百家学说大量涌现的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化孕育成形的轴心时期。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道传统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了主宰性的作用。
　　尽管众多学派在日后并没有获得一呼百应的巨大影响和众人仰视的尊贵地位，但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特性，成为丰富繁杂的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重新崛起的大背景中，如何重建、重塑中国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自信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方勇教授新近提出的“新子学”的构想，无疑为中国文化的再创造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通道。中国文化的复兴和重建，除了与域外文化的对话外，不应离开对传统思想资源的盘点激活，而作为传统思想资源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诸子百家之说，恰恰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始料不及的重要作用，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
　　传统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变革创新，离开了传统资源的滋养，都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然而，重视传统在文化变革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规范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意味着无视鲜活生猛的当下经验，因此，人们与传统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富于建议性的对话关系。也只有在这一当今与传统的对话中，思想才得以激发、孕育，结出新鲜的果实。用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巴赫金的话来说，思想从来不是单声道的独白，“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话性的”。思想史上不少经典用对话体写成便证实了这一点，如开创西方哲学史先河的柏拉图的“对话”和狄德罗的《拉莫的侄儿》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此外，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无疑应带有鲜明的中国印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固守在民族主义的樊篱中，可以恬然自得地以坐井观天的方式应对当今日趋全球化的世界。在当今社会，思想的流动和交流越来越突破了原有的国家和地域民族的界限，我觉得，“新子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是，除了将传统资源发扬光大外，还应开展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全方位的对话，藉此激活中国传统内在蕴含的活力，同时也大规模地汲取域外思想资源，以丰富、发展自己。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复兴将不仅改写现有的中国文化版图，而且也将改变世界文化的现有格局与秩序。

　　徐国源（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构想，我以为不仅仅是古代文化学者的专业课题，也是在当今全球化、新媒体时代，一个为整个文化学界提出的共同主题，非常有现实意义。当代“新子学”研究和传播，应该注意四个问题：
　　一是要“回归原典”。目下，大凡对传统文化包括“国学”讨论者，除了传统人文学者，还有许多是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等研究的学者，他们“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或者说感悟式的解释，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脱离了“原典”的发挥和过度阐释也有危险，容易成为一道“心灵鸡汤”，而造成对“经典”的误读。于丹在北大的遭遇提示我们，如今许多对传统文化怀有敬仰之心的人，已经对当下文化生产者提出棒喝，我们应该警醒。
　　二是要“重估价值”。我每年读两遍《论语》，感觉常读常新，觉得孔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很可爱，很有人情味，他的论说也都有一定的语境性，并非像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激进的学者对孔子的批评那样，是“僵化”“保守”的代表，甚至把中国文化之病都归到孔子名下。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孔子既是儒家文化的创立者，还是他之前文化的传承者，比如孔子强调的“礼”，在周代就是一种主流价值观，而且对于这个“礼”也要辩证地看，既看到它对后来封建“礼教”的影响，也要看到它对维系社会和谐秩序的正面意义。我以为，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生存智慧，对于匡正后现代以来的社会问题，都有积极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阐发和弘扬。
　　三是要展开“创造转化”。历史都具有当代性，“新子学”之“新”，其实也包括了当代学者重新认识和发掘先秦子学的“潜”意识、“正能量”的意思。所谓“创造”，就是要充分阐发子学原典中潜藏的当代价值，使优秀文化发扬光大；所谓“转化”，我以为必须借助“古今对话”“中外对话”等途径，使“经典”生发出现代意义，为目下社会文明、公共文明建设所用。
　　四是要实现“当代传播”。“新子学”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整理和研究，同样也要展开有效的文化传承和跨文化传播；“子学”中丰富的思想义理既是可解读意会的，而它故事化、生活化、形象化的言说方式，其实也是可通俗生动地传播的。如此看来，“新子学”的大众化传播，包括讲坛、影视、动漫和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都能为新子学传承所用，而且是很有当下意义的。
　　李有亮（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教授）：我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从“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谈谈对“新子学”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我首先对“新子学”的提出者和研究者们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因为方勇先生《“新子学”构想》一文中说：“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
　　正因为是“诸子百家”之“子”，我觉得“新子学”找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正源，也切中了中国文化当下的要害。
　　我理解，所谓“新子学”，就是重返中国传统文化最佳生态现场，复制民族文化基因图谱，结合当下新媒体文化语境，再造新的中国现代文化生态环境。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完整而独特的文化基因图谱，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更是如此。民族文化基因图谱是蓄涵在民族文化精神原典之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原典何在？它不应是某一家经典学说，而一定应当是一种生动、活泼、生机盎然的文化生态，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生态孕育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原典。如此，回到诸子百家思想大碰撞、学术大争鸣的时代，回到那个“不依傍、不苟且，重独得之秘，立原创之见，倡导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的文化生态之中，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而非重复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对于王官之学顶礼膜拜、对于“六经”的虔诚注疏、对于儒学的一家独尊。
　　一种良好文化生态的形成，取决于多元文化结构形态之间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就是一种思想价值取向上的对峙状态或紧张关系。这种对峙与紧张恰是文化生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源。可以说，缺乏内部张力的文化生态，要么是一种以一元压制多元的专制霸权文化，要么是一种含混暧昧的世俗功利文化，或者是这二者的混存状态。（我们今天讲和谐，多理解为和谐就是一团和气，殊不知，古人讲“和”，主要关注的是它的道德教养意义，而非学术求真意义。而我们今天往往是过于把学术研究伦理化，许多温吞、暧昧的文学批评文字即是如此。而即便是从伦理意义上理解“和”，今人也是有偏差的。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而我们常常是把“和”与“同”相混淆了。有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而我们今天为了讲“和”，连基本的礼仪、规矩也都丢弃了。和谐是需要在正视矛盾、直面张力的前提下从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革创新才可能实现的，而非一味回避冲突、抹平差异、压制矛盾、消除张力。）而参照西方文化发展，可以看到每一次大的启蒙运动（即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重构过程），都充满着源自不同思想理念和价值立场的张力。比如，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启蒙，就是一场从宗教神话转向科学认知的文化运动，古希腊科学家（如毕达哥拉斯等）与古希腊神话（如荷马、赫西等）之间构成这场启蒙的最大张力。而在启蒙思想内部同样也充满张力，在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中，“作为理性神学的形而上学也从这种科学中产生出来”（伽达默尔），这就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时期、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所谓“第三次启蒙”运动中，从启蒙外部到启蒙内部均充满着这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学术思想的张力，而它正是促成一种良好文化生态构建的重要动力所在。在这一张力结构中，有不同思想派别、不同主张之间的对立性或差异性，也有不同思想自身内部的矛盾性、悖离性，这就形成了文化思想的多元共存和交互影响的生态格局，对于一个时代、一种社会文明的创建提供了鲜活的精神质素。
　　第二个问题，我对今天构建多元文化生态的一些担忧。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源自长期以来（近代伊始）形成的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态度。这种情形已经深入渗透到中国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各种人群中，其中主要体现在两类人身上：一是国家政府官员；二是知识分子群体。这两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对于“新子学”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建一种有生机与活力的多元文化生态，不同于创建一种独立的文化思想，它只需有独特的文化个性即可。而多元文化生态是需要相应的国家制度和社会机制做基础的。我们以往所看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时代，基本上都是处于世事动荡、国家分裂的年代，而一旦国体统一，进入和平时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就随之趋于大一统。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如何能够在和平盛世创建多元文化生态，才是对当下的最大挑战。

　　二是源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市场经济）形成的功利主义价值标准和俗世风气。主要表现为“三化”：
　　消费化，即一切以消费为目的，包括文化艺术作品也全部被转化为精神消费产品，以致于消费成为这个时代人们的一种普遍“崇拜”。对消费神话的盲目崇拜，无疑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多元文化生态的建构造成很大阻碍。
　　同质化，即所有的消费对象，包括文化艺术产品，具有明显的雷同、克隆、翻版、抄袭等倾向。近来被网络写手热捧的“小说生成器”等网络软件，公然把文学创作当成了可以“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文字拼凑或格式翻版，无不反映出当今文化原创性的严重匮乏以及功利主义肆虐、恶俗风气盛行的文化现实。
　　娱乐化，即无限提升肉身的、感性体验的地位，持续抑制观念、意义、信仰、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受网络写作及现代新媒体传播方式影响，这种开心至上、娱乐至死的现象遍布生活各个角落，尤其青少年一代中的不少人沉湎于中，甚至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习惯。“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欲故我在” 。
　　这两个方面已经积聚形成了巨大的习惯性力量，不断消解着人们的理性辨析能力，无疑是今天创建新的优质文化生态的两大障碍。
　　何美忠（网络评论家）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可以说是西学泛滥、儒学挣扎、马列毛几成弃儿，一片乱象。虽说乱但乱中也有亮点，这亮点就是：学界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在国家实力迅速上升之际，重建中国学术体系，提升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在此当口，《子藏》编纂出版，诸子学再兴，实在是正当其时，其当下意义不可低估。
　　那么，诸子学的再兴能否给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国学研究带来新气象？
　　诸子学的再兴对扼制西方思想文化的泛滥能否发挥一定的作用？
　　诸子学的再兴能否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的建立贡献力量？
　　值得期待。
　　诸子学与儒学一样虽然都是旧学问，但汉以后儒学被独尊而成为官家主流意识形态，诸子学则被长期边缘化，这是它与儒学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正因为诸子学不入官家法眼，使得诸子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保留了华夏思想文化成熟期的原初状态。再兴诸子学，追寻诸子，就是追寻华夏原初精神，就是追寻中国学术之根。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学术都是生发于这个民族的远古根脉。先秦诸子的可敬可贵之处，即在于他们能以其非凡的思辨力和深邃精妙的文字，将自远古以来我们民族所创造和积蓄的思想文化财富，以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方式，总结记述在他们的著作中，儒道法墨名阴阳等各家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易思维、道观念、仁思想、法意识、兼爱、逍遥、阴阳、名辨、轻重、兵法，等等，都是先秦诸子为我们留下的珍贵财富，为今天创造建构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追寻诸子无疑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学术根脉，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帮助我们摆脱因长期受西学浸淫而造成的学术上的困窘之境，激励我们去开辟中国自己的学术道路。
　　同时，体现在诸子身上的那种活跃的思维，独异的精神，广阔的视野，神驰八极的精神世界以及以标新立异为自豪的首创意识等，这些华夏精神中固有的思维活力因子，也正是眼下中国学人所最缺少的质素；而要重振中国学术所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东西。长期以来，由于“独尊儒术”，唯“儒”是从，使国人的思想被钳制在官家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读经注经释经成了文人的唯一作业，舍此没有真学问，非儒诸子不是被排斥就是用来注经证经充当儒之“羽翼”。斥墨家为“禽兽”，批名家为诡辩，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独异者被视为异端，后儒甚至对持异端思想者施以严酷迫害，如李贽的遭遇。由此造成了中国文人思维固化，创造力严重退化。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国家，却缺乏影响世界的“软实力”，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从这一点来说，再兴诸子学，追寻诸子，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先秦诸子的首创精神，使华夏学人本有的创造性思维重新回归，打通被堵塞了的思维之途，唤醒那被麻痹了的思维神经，让国人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僵化模式中解脱，激发出那被抑制已久的创造活力，让思维世界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超越诸子，走向现代，创建与中国世界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学术、中国思想、中国哲学。
　　此外，先秦诸子那种独立不羁的学者精神也具有无穷的榜样力量，我们应该借力诸子，来克服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文化屈从意识。这种文化屈从意识的存在因长期得不到克服，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是眼下中国学术界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依附权贵式的屈从，泥古不化式的屈从，崇洋媚外式的屈从，都需要克服，而眼下最需要克服的是崇洋媚外式的屈从，因为在中国的所谓精英分子当中崇洋媚外的人太多了。这些所谓学术精英逢洋必捧，逢中必贬，对西学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对中国学问则无论古今皆弃如敝帚，不屑一顾。言必称希腊，师必从西方，每介绍一位西方学者，莫不以大师相称；每引进一部西方著作，莫不以精品冠之；凡西方思想皆“先进”，凡西方学问皆“现代”，低三下四，唯西方马首是瞻，观之令人心寒。当然，中国学者不应该拒斥西学，也没有必要拒斥西学，近代以来的情况证明中国学者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从不拒绝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这是由中国学问的先天包容性决定的，有容乃大，正是这种包容性才使中国思想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并延续数千年之久。但是文化包容性是母体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融会，对学者来说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自觉地对外来文化进行有选择地采纳和吸收，而不是照搬，更不是屈从。文化包容与文化屈从二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文化包容精神应该提倡，而文化屈从意识则应该克服。我们应该趁诸子学再兴的机会，借力诸子，从我们的头脑中驱逐这种文化屈从意识，让中国学术事业健康发展。
　　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诸子学的再兴不应该与目前出现的儒学热形成对垒局面，而应该是彼此相融交汇，在争鸣中推动中国学术的新发展。实际上，儒学就在诸子中，更是诸子中之佼佼者，只是由于长期处于“独尊”地位，不免养成了傲视非儒诸子的坏脾气，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不过是历史的残存，虽然还不时地出现在今儒身上，但它不应该成为中国古今学术大融汇大发展的阻力。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任何自我封闭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无论是诸子学研究还是儒学研究，都应该是开放式的，绝对不能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期望中国学坛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相互切磋、共襄学术大业的新局面。

　　追寻诸子，重建中国学术的想法不是始于今天，早在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就曾一度十分兴旺，胡适就曾说过：“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再版）今天西学对中国文化思想学术乃至人民生活的影响，较之胡适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无论是旧儒学还是新儒学都已无力抗衡西学，当此之际诸子学再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胡适确有先见之明。但胡适欲借诸子以移植西学的主张，我本人并不赞同。我以为不同文化可以取长补短，彼此吸收，相互交融，却不可移植，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移植别国文化为自己文化。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但我们不能说日本移植了中国文化，只能说它学习借鉴中国文化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即便现在日本文化中仍然可以见到中国唐文化的遗存，但那也是日本化了的唐文化，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唐文化。日本文化自有其独特个性，与中国文化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胡适的移植说是他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移植的结果也不甚理想，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哲学家金岳霖就曾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胡适的这部著作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不像是中国人写的，倒像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
　　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要否定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应该说胡适的这部著作在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必须肯定的。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胡适诸子学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中国学者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主体意识不可缺位，要以中为主，以西为辅，不能颠倒主次。中学与西学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融汇贯通，但不能比附，不能移植，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思维方式阅读诸子。中国学术话语权之所以丧失，很大成分是因为中国学人主体意识的缺位，以及文化屈从意识的作祟。今天再兴诸子学应该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在重新找回中国学术话语权，重建中国学术体系的伟大工程中，应该有意识地借鉴先秦诸子所创设的学术理念和概念术语，创造出新的具有现代特性的中国学术话语，用中国学术话语表述中国学问，重塑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
　　诸子学研究无疑是一种学术事业，但我以为在当今华夏民族大复兴的时代，任何学术都是和民族、国家的命运相系的，我们要创建以世界为舞台的全新的中国学术事业，就不能让自己躲在“象牙塔”内搞什么“纯学术”，而应该学习先哲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民族的复兴紧密地结合起来。其实诸子学研究根本就无法回避政治，除了子学本身先天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之外，要想使子学研究服务社会，服务现实，就必然地与社会与政治发生关系。更何况构建中国学术新体系，重建中国学术话语权，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与政治相关涉的繁重任务，任何有抱负的学者都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主张把子学研究与政治捆绑，我只是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事业，而应该为中华复兴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可追溯的历史长达五千年，其中近三千年有文字记载，并延续至今不曾间断。这一世界历史上仅有的现象，充分证明华夏原初精神无疑是一种充满开拓意识的创造性精神，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在历经磨难之后还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继续创造着新的奇迹。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创造性思维乃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文化因子。这些极其珍贵的思想文化因子就保存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提倡诸子学就是开启这座宝库，开掘这些被摒弃已久的宝贵财富，让它为创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大厦作出贡献。
　　范松楠（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1级博士生）：由于传播学的学科背景使然，我尤其关注本次研讨会中的“新媒体时代”这个字眼。“新子学”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在当今时代面临着如何传承和革新的严峻挑战。对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早已迎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媒体时代”。当互联网、手机和其他具有互动功能的移动终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物件时， 新子学自然也需要借助这一新兴媒介力量达到传承民族文化、影响人们价值理念、重塑和谐生活的目标。
　　以新子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为我们民族所津津乐道的文化观念，比如，以和为贵、仁爱天下、天人合一，等等。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遭遇到文化价值体系失范的现实情况下更加凸显了其重要价值。如何使蕴藏在“新子学”中的思想遗产摆脱仅仅是文化精英中的谈资这一“高高在上”的姿态，转而以更加亲民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指导人们生活的内化了的规范？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才能落到实处。而新媒体具备及时性、便捷性、互动性等媒介属性，堪称是将“新子学”推向普通民众的重要中介。至此，如何体认并开掘新媒体在“新子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职能是新媒介时代背景中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子命题。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一方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昌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文化产业的繁荣。因此，这个命题需要文化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同仁们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