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生态发展机理及对策研究

　　研究溯源
　　旅游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民族旅游发展的灵魂，在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二者同样得到学界及业界的关注。旅游节庆作为民族文化生态发展的重要载体，必须处理好民族文化生态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在现有旅游管理体制下，民族文化生态可能出现生态退化与生态发展两种结果。纵观民族文化生态与旅游产业相关研究成果，其主要集中在旅游节庆、体育、村寨等生态发展产业路径的个案研究，且停留在定义、特征等基础理论研究及对策性建议层面，而对民族文化生态价值内涵、系统内发展机理及演变规律的研究更是浅尝辄止。本文结合实践调研结果，运用民族、生态经济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对上述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促成民族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凉山州彝族火把节价值内涵
　　彝族旅游火把节是凉山州最隆重、最典型的传统节日之一。火把节是起源于对火、火神及火节的崇拜，以祭神祭天、祈年丰收、驱鬼除邪为民俗内容的节目。目前凉山州旅游火把节采用“双轨制”①作为其办节模式，旅游实践中火把节将以商品形态参与旅游经济活动中，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其重要的双重属性。
　　主体使用价值。旅游社会实践中，民族文化可定义成一系列生存机制、一套维系社会存在的人文信息系统，主体使用价值是彝族火把节生态发展的根本与前提。由于民族文化具有习得性的特点，导致彝族民众在面对主流文化及旅游经济利益诱惑时对本族火把节传承与保护态度漠然，所谓保护工作只能陷入“美女与面包”的选择怪圈。WwW.11665.Com调研显示青少年对火把节的重要标志性地位认识不足、中年彝族同胞更热衷参与旅游活动获得经济利益。正如现已过世的彝族老人子尔拉格谈及旅游负面效应说“市场运作后，不同文化被认识被学习，现在关键是教育新一代并让他们的传承意识增强”。 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客体交换价值。民族文化在工业化后期文化产业发展中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新源泉，归根到底属于生产力范畴，客体交换价值是彝族火把节生态发展的途径与方法。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要求彝族火把节在兼顾社会公共服务属性的同时，必须增加文化造血功能，维系并提高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生存能力。彝族旅游火把节成为凉山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品牌。
　　在旅游经济影响下彝族火把节生态发展机理分析
　　彝族火把节作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其交换价值已被各级地方政府挖掘整理并广泛运用于旅游经济活动中。旅游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客观上对彝族地区人们的生活观念、生产方式、结构等火把节生境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火把节生境系统中社会与经济子系统内部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那么如何理清、挖掘各子系统相互作用通道及机理内容，通过人工控制环节的设置与监控以促成民族文化生境系统的动态演进与升级，成为当前重要的任务与课题（见图1）。
　　图1 旅游实践中民族文化生态发展机理示意图
　　为避免民族文化生态退化后果的出现，旅游相关决策的科学与合理性显得至关重要，这关键就在于各级管理部门对火把节生态循环发展机理的认识与过程执行效果的好坏，即生境（original）—生境（adjusting）—生境（new）三个机理过程执行效果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西昌市多年的旅游实践证明，其相关决策行为客观上遵循了“解构-重构-验证-更新”民族文化生态发展机理内容，价值取向已由工具理性进入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共生的发展阶段（见表1）。首先，在对火把节价值体系科学理解基础上应树立积极、科学的民族文化生态发展观；其次，面对节日生境内容被解构的事实，应依托科学发展观重构新生境系统内容，以保持节日文化各子系统间协调发展（即生境（o）-生境（ax）），因节日文化具有周期性的反复、渐进特点，如彝族火把节管理模式经历了四次嬗变；最后应对重构的生境内容进行反复地验证、调整、更新等人工监控与修复工作，以辅助生境自组织能力的形成（即生境（ax）-生境（n）），继而进入下一个生态循环发展轮次。2006年凉山州“一办三创”②活动成功举办，正式确立了“政府、企业、市场、社区居民”多元立体管理模式和“双轨制”的办节模式，为凉山彝族火把节的生态发展指明了方向。
　　表1 凉山州彝族火把节生态发展阶段及特点
　　资料来源：由西昌市旅游文化体育和新闻出版局访谈内容整理所得。
　　对策与建议
　　火把节价值体系再认识。由于历史、地理区位条件的制约，凉山彝族文化的封闭性与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在旅游场域中相辅相成，旅游实践要解决社会公共属性与民族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难题。彝族火把节作为成功的旅游品牌已为凉山州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其主体使用价值的村寨火把节重要性及执行效果有待提高，表现在西昌市与村寨旅游火把节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不均衡上，导致火把节发源地村寨居民对节日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积极性不高，火把节保护与传承面临“香火断流”的危险。
　　公共产品属性的管理体制创新。凉山彝族火把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共产品属性，需要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第三部门”的多中心管理机制来实现其活态传承。尽管西昌市政府从操作层面确立了“双轨制”运作模式，但由于政府与企业往往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决策行为容易将社会第三部门，特别社区居民的管理权、监督权悬置，这是导致火把节生态发展问题根源所在。所以应加大村寨社区居民获益权的范围及力度，通过建立彝族青年志愿者、毕摩、文化协会等民间组织，使其积极参与到相关决策、监督、评价机制当中以促进彝族火把节的可续发展。
　　城乡旅游产品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来说，面临着如何更好的传承与利用彝族火把节产业联动效应来解决西昌市和发源地村寨旅游经济效益空间失衡的实践难题。从旅游供给看，通过历届节庆期间旅游实践来看，旅游者空间经济行为基本上在西昌市区内进行，各种旅游接待设施超载负荷，旅游服务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从旅游需求看，伴随旅游者层次的不断提升，原生态的民族文化精髓及目的地纯朴的人文交互环境成为游客体验重要的价值取向，从2012年“中国·西昌凉山彝族火把节”狂欢现场由历年的西昌市火把广场分流到海南乡、高枧乡等村寨并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中初见端倪。因此发源地普格与布拖县是火把节旅游产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供多层次原生态旅游文化产品的空间载体。
　　民族文化生态发展机理指出，面对彝族火把节旅游实践中的生境变迁现实，各利益相关主体必须理清民族文化主体使用价值的重要性，通过客体交换价值的有效利用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进而提高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适应能力。因此需要不断地解决新的生境内容变迁所引致的新现象新课题，例如如何在操作层面加强城乡统筹力度与深度，以及与火把节发源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保护的相关问题将是本文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