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志”， ethnography，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一种写作文体，也是一种方法。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书中提出了“科学民族志”的方法，奠定了民族志的基础，也竖立了民族志书写方式的新标杆。笔者以科学民族志（也称“经典民族志”）为起点，按时间纵向梳理民族志的发展历史：经典民族志——解释性民族志——实验民族志。通过梳理反观中国学者对本土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反思与探索。
　　关键词：民族志 发展历史 本土民族志 书写方式
　　一、“民族志”及其发展历史
　　1.“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y，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一种写作文体，也是一种方法。
　　在1922年之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有的只是类似的游记、方志等记载，但由于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和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两个缘故，也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
　　2.“民族志”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
　　（1）科学民族志（也称“经典民族志”）
　　“民族志”的书写是早于人类学的，但事实是，人类学使其变得“科学”。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科学民族志”的方法的几个关键点：特定区域、当地语言、一年以上、亲自获取资料、整体视角、客观认识。WWW.11665.com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可谓是实践马林诺夫斯基“科学民族志”的最初成果，奠定了民族志书写的新标杆，影响深远。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民族志的书写过程中十分强调“社会”“结构”“客观规律”。这在他1922年出版的著作《安达曼岛人》和1950年代出版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不可否认，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奠定了科学民族志的书写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影响深远。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科学民族志”的局限性就开始凸显：过于强调“社会”“社会结构”的整体论视角而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体以及对个体特征的描述，使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隐在了“社会”之下。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的要对选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一套整体的、客观的认识体现了“科学民族志”过于追求大而全的理论建构。此外，“科学民族志”的撰写多还没能独立出来，大部分仍在为殖民当局服务，所以，这也招致了批评。
　　（2）解释性民族志
　　尽管“科学民族志”奠定了民族志书写模式，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局限性愈发凸显，加上帕森斯的社会理论、经典的韦伯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结构与转换语言学、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阐释学的共同影响，催生了另一种重视“解释”的新的民族志书写方式——解释性民族志，涌现出了一批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埃文斯-普理查德……解释性民族志的代表作是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书中的最后一章“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是解释性民族志“深描”手法最集中的体现。
　　这一类解释性民族志都是从关注整个社会的整体视角转向关注并记述某一具体的日常生活事件，是一种“微观”的记述，而不是用大而全的理论去概况。这样就把主客位“会话”的过程从可以随处贴标签的大结构中解救出来，个体性，活生生的个人、具体的事件得到了关注和记述。通过这样的“深描”，格尔茨认为：宏大的结构是可以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身上的，而不是说个人身上的经历反映了宏大的社会结构。此外，解释性民族志重视地方性知识，重视“深描”，更重视探究所“深描”事件背后的意义。
　　格尔茨等人一再强调，解释性民族志重视的就是“对解释的解释”，也重视田野调查者既是主位也是客位，于是有人提出疑问：民族志学家到底该如何把握既是主位又是客位的身份？这两个身份具体该如何适度区分？“对解释的解释”势必要求民族志学家有稳固的理论依托，那又该如何寻求更稳固的理论依托呢？答案仍在探寻中，于是民族志的书写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人们开始对其进行反思、批判。
　　（3）实验民族志
　　实验民族志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是1986年两本书的出版：《写文化——民族

的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这两本书把民族志的写作和“表述危机”推向了高潮，引起了持续不断的批判和反思。实验民族志时代的人类学家及其作品更多的是通过对异文化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对自身文化满足现状进行了反思。如：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一书即是作者对其自身文化反思的呈现。实验民族志中活生生的人和具体的事件得到了更大的重视，更注重用人观的方法通过研究他者内心世界去研究他者文化，并且用他者自我的声音把其文化传递出来；政治经济的大时代背景也渐渐渗透进了实验民族志客位的观察中，看待他者的方式渐渐变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彭兆荣教授所说的“我者的他性”）的方式，主客位互相建构。这样的发展，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得到凸显，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肯定。
　　二、反观中国学者对本土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反思与探索
　　1.中国学者对本土民族志写作的反思
　　随着实验民族志时代的到来，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人类学写作、民族志写作的反思。高丙中提出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写作的六种方式包括：从“后发展”的少数民族看现代社会，是从“边缘”反观“中心”的一种；从汉族边缘群体反观汉族的整体（中华性）；从民间审视知识分子和官方；从妇女行动反思男权思想图式兼及从日常实践反思学术；从海外看中国。
　　除了上述反思之外，彭兆荣对民族志的“真实性”进行了反思。在《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一文中，他指出，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新调整使得民族志的“真实性”复杂多变。同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不同人类学家所关注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形成的不同范式使他们在把握和反映“真实性”时出现了差异。也就是说，“真实性”处于变化之中，民族志对它的反映和解释也是处于变化之中。 　而徐新建对“民族志”的反思则更为彻底，在《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一文中，徐新建对讨论民族志问题的两个角度：西方角度和非西方角度进行了反思，同时，也就ethnography的中文翻译，到底是“民族志”还是“文化志”进行了反思。徐新建，指出，“人类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地方、族群或国家的问题。……人类学写作的终极作品不是民族志，或者不能翻译成‘民族志’。若是翻译成‘文化志’，从某种意义更为接近它的本源，‘民族’则太具体，太局限了。……在我看来，民族志是对人的文化和行为过程的特定描写。”[1]
　　为什么当今中国的人类学写作或者民族志写作需要反思？彭兆荣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人类学写作”上发表演说《我者的他者性——人类学“写文化”的方法问题》。彭兆荣教授通过三个故事的讲述分析了反思的必要性。这三个故事分别是：马歇尔·萨林斯讲述的库克船长被杀的故事，萨林斯的著作《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认知和表述方式。萨林斯讲述的吴哥窟国王的故事，表达了“生人——王治”的模式，让我们反思纯粹的种族是否存在。瑶族神话传说在不同民族中间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价值叙事，也让我们反思，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存在着一种他者的东西。
　　2.中国学者对本土民族志写作的探索
　　中国的学者在反思人类学写作或者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同时也是在探索本土民族志写作的方式，李春霞、彭兆荣、徐新建、李菲、高丙中等学者都是边反思边探索的。其中，李菲在《民族文学与民族志——文学人类学批评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一文中就主张重新反思和审视民族文学作为文化书写的价值和功能，这是和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实情相吻合的。
　　此外，实验民族志时代的民族志书写必然涉及文化-权力关系，因此，李菲在《以“自述之名：一个实验民族志写作个案——刘尧汉与<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的叙事建构》一文中主张在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写作中引入多视角和复调叙事，“多视角和复调叙事的引入能有效激发文本内部的冲突与对话，揭示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语法，因而也成为实验民族志写作中运用效率高的修辞策略。”[2]
　　3.未来中国本土民族志书写方式发展的趋势
　　反思与批判是人类学回归自身本质的做法，反观中国学者对本土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我们不禁要问，未来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该是怎样的发展趋势？
　　对于上

述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既然大家都在边反思边探索，那么所走之路大致也是差不多的。正如徐新建在《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讲趋势其实是在讲现在，当前的趋势有很多种可能性，肯定是多元化的……现在的趋势是多元互补，其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第一，科学主义的趋势会成为主要特征，因为中国的人类学总想把自己扮演成可供决策的、实证的、真理性成果。……另一种趋势是民族主义的潮流会日益显赫。”[3]
　　同时，徐新建还指出，民族志写作在中国面临两难问题：一方面是要在西方话语的强权下继续强化国族叙事，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超越国族叙事，进入到对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思考中去，使人类叙事在跨国交往中不再失语。
　　三、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梳理“民族志”的发展历史，反观中国学者对本土民族志的反思与探索，不难发现，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书写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和突破需要解决很多难题。但是，不管怎样，在未来对中国本土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反思、批判和探索中，以人为本，现场的主客互动依旧是民族志的关键点。
　　注释：
　　[1]引自徐新建《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引自李菲，《以“自述之名：一个实验民族志写作个案——刘尧汉与<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的叙事建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3]同注1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英）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 radcliffe-brown）.安达曼岛人[m].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原版1958年出版）[m].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5]（美）詹姆斯·克利福，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彭兆荣.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j].中国社会科学，2006（2）.
　　[7]彭兆荣. 我者的他者性——人类学“写文化”的方法问题[j].百色学院学报，2009，10（5）.
　　[8]徐新建.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9]李菲.民族文学与民族志——文学人类学批评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j].民族文学研究，2009（3）.
　　作者简介：储建兰（1989.9-），女，哈尼族，云南建水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媒体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