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就开始围绕欧债危机各方面进行思考和研究。三年来，中国学者对欧债危机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和深入。本文主要评估了学界关于欧债危机研究的基本情况、理论运用、研究议题以及欧债危机的成因和影响等方面。通过总结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与不足，旨在增强学界对研究反思的自觉性。
　　关键词：欧债危机 政治经济学 研究综述
　　一、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
　　（一）外部原因
　　从外部根源的经济因素来看，虽然考特赫里（cottarelli）和谢克特（schaechter）认为，欧洲国家债务水平总是在困难时期逐步上升，却没有在繁荣时期下降，因此主权债务危机是此前长期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所积累的结果，而不应该归咎于金融危机。但中国学者普遍将国际金融危机视为欧债危机的直接形成原因。宋国友认为，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刘洪钟也指出，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触发器。两位学者将欧债危机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将之看作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深入挖掘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对此，扈大威回答了这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税收减少，资产泡沫破裂，迫使私人经济部门实行去杠杆化。在私人部门债务向公共部门转移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激增，主权债务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延伸表现形态。
　　从外部根源的政治因素来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WwW.11665.CoM王晓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其具有的广泛影响力，降级活动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余维彬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认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有可能存在国家战略意图。但他并未就此继续探讨下去。黄河和吴兴唐分别在两篇文章中将这种国家战略意图的矛头指向美国。吴兴唐指出，欧债危机是美国推行经济和金融霸权的结果，目的是打压欧元，进一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河将这种霸权行为具体化，美国评级公司利用其“特许经营权”攫取了全球金融资产定价权，使其可以轻易玩弄全球经济于股掌之间，通过这些大搞虚假评级的巨头不断扩张其经济帝国的霸权，三大评级机构也已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和金融战争的锐利武器。
　　（二）内部原因
　　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不禁发问：为何债务危机在被人们认为社会发展最好的欧洲爆发？同样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威胁的其他国家为何没有爆发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将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从体系层次引向单元层次。在单元层次上，学者们主要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个是欧盟层面，一个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层面。
　　就欧盟层面而言，主要有“治理结构缺陷说”、“财政纪律缺失说”、“法律条款缺陷说”和“一体化过快说”等等。“治理结构缺陷说”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指出的问题，85%的文章都提到了这点，即欧元区在实行统一“货币”时，却实行分散的财政政策。这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此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保建云认为，由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归属于欧洲中央银行，但欧洲央行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大国，即法德等国家，而小国仅仅只有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何帆认为，存在“成本外溢”机制，其一成员财政扩张所引发的通胀成本将由经货联盟的其他成员来共同承担，这种成本分担方式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但是，这种“赤字动机”是否必然导致小国就会大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了呢？欧盟在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对此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规定是否能够制约各成员国呢？“财政纪律缺失说”和“法律条款缺陷说”对此提供了补充解释，刘兴华回顾了近二十年德国财政政策的历史后发现，2002年～2005年，德国均超过3%和60%标准，其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在2005年修改了《稳约》，给欧盟约束规则带了个坏头，也给其他国家违反规则找到规避的借口。周茂荣也认为，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财政纪律执行不力，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刘洪钟认为，《稳约》中的“不救助”条款

一直是欧洲政策的核心，这项条款主要为了威慑和遏制成员国激进扩张的财政政策行为，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最终采取了救助行为，违反了条款，也使其失效。部分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认为问题出在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由于成员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当年扩展过快过大。孙杰甚至认为，由于各国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因此差异甚至扩大了。对于当时为何扩展过快过大的问题，丁纯认为，欧洲一体化更多地是由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的。政治收益的考虑超过经济收益是欧洲加速推进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从危机爆发的外因和欧盟层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区治理结构的缺陷双重作用下，欧元区部分国家试图采取大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缓解经济压力，并且，在表面上完美制度设计背后的监督松散性和法律条款的缺陷又使之成为可能，欧债危机在这种外部环境和制度缺陷中爆发了。但这其中，仍旧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欧元区小国的政府税收为何得不到增加，政府支出又为何减不下来呢？学界对此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希冀于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了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层面。
　　在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特别是出现问题的南欧国家的研究过程中。“竞争力”是所有研究的核心。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切入寻找原因，落脚点都是回答“为何南欧国家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事实上，“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竞争力”也正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学者们对欧债危机的国内根源研究比较丰富，有“经济结构失衡论”和“选票绑架论”以及从中引申出的“高福利论”。 “经济结构失衡论”是学者们认为的国内根源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冯伸平认为，欧元区内部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魏民指出，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去工业化”之后，已基本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此时，虚拟经济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难免对一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为何在南欧国家得以确立呢？学者们进一步作了探究。虽然以德国为首的国家采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主导经济模式，但是，南欧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来自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吴兴唐就指出，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金融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近20年来，美国竭力向欧洲推行美式“新自由主义”，改变欧洲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内容，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逐步而深度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体系。陈凤英指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极致化。而这种“债务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消极影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泛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所以，在南欧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方面，学者们将其归结于英美经济模式扩张的结果。“选票绑架论”和“高福利论”从南欧国家民主制度中寻找原因，认为南欧国家的政治家处于选举需要，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增发福利、取悦选民。这种福利的增长把目标指向法德等发达国家，但经济实力却基于极大的不平等性。曲星认为，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零和博弈损害了公共效率，民主政治异化成选举政治，导致工资和福利过快上涨，从而引发危机。张建国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欧洲目前人口的老龄化严重，已深陷“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的怪圈。来永红甚至称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冯仲平将这种福利制度与经济竞争力下降联系起来，“维护高福利就意味着保持欧洲产品的高成本，其后果则是欧洲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一方面，南欧国家的发展日渐脱离了实体经济，一方面，又要保持远高于自身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南欧国家的竞争力自然就下降了。
　　从这次学界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第一，呈现逐渐全面和逐步深化的特点。对于任何问题的探讨，不可能是一两个学者就能够研究透彻的，欧债危机的成因也不例外。虽然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完全遵循上文外部环境——欧盟层面——国家层面的

辑，但是能够发现，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广泛的，每一位学者都试图回答既有文献提出的问题，或者既有文献忽视的方面，或者针对初步解释，通过研究提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这样，虽然，每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有限，但是综合起来看，对于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目前已经能够呈现出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图谱，为以后学者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不断。以上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并没有包括所有学者的观点，不少学者在新的研究过程中对既有解释提出了质疑。比如，针对有学者提出，高福利经济制度是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戴炳然反问：为何社会开支最高的北欧国家受危机影响反而最小？对此，林德山、吴兴唐、王鹤等学者都对此作了回答，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福利制度管理出现了问题，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制度不相匹配造成的。再者，针对绝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治理结构缺陷说”，孙杰和孙少岩的两篇论文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孙杰认为，从表面上看，此次债务危机似乎印证了此前流行的有关欧元区制度安排中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的观点，即欧元区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政策，但是各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各行其是、不受约束，最终酿成了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然而，在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经济事实上依然存在周期差异，货币政策又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强化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的约束，可能最终剥夺了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单纯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体化往往会适得其反。也即是这一观点，将学者们的专注点从“欧元区治理结构”转向隐藏在其背后的欧元区制度的松散性。孙少岩则是通过与西非法郎区进行对比以及深入分析欧债危机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后发现，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欧债危机的爆发。另外，刘程基于新三元冲突理论解释了其不赞成“过度消费论”的观点。这些学术争鸣使得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不断地运用新视角和迸发出新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的成熟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理论工具运用丰富。学者们在本次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包括霸权稳定论、霸权依赖论、权力转移论、公共利益理论、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币缘政治理论和小国开放经济理论等。过去，对于问题研究，中国学者较少借用理论来做分析框架，更多地从现实和历史中寻找根源，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观点的说服力。而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既有理论解释中寻找原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当发现既有理论存在缺陷或者无法解释某一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对理论进行修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是一大进步。这首先要归功于近年来中国学界引进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懈努力。其次说明，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性确实在逐步提高。
　　三、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可以分为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学者们对当前影响的研究，包括经济方面：冲击了欧洲金融业、拖延经济复苏、股市和汇市过渡动荡、通货膨胀。政治方面：极右翼政党崛起、疑欧主义发展、政府间主义力量加强、民粹主义泛起等等。由于当前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欧洲主流政治和经济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因此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笔者主要考察欧债危机对欧洲和全球产生的长远及重大的影响。
　　（一）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关于长远影响，首先必须回答两个事关欧洲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1）欧元区会不会垮台？（2）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不会倒退？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西方，“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倒欧派”认为，欧元有最终崩溃的危险。他们甚至公开争论欧盟解体的可能性。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评论说，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已经屈指可数。相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几乎没有唱衰欧元区与欧盟的论调。学者们均认为，虽然，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欧元不会垮台，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倒退。何帆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认为，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而这不是希腊等欧元区小国能够承受的。更多的学者从政治战略角度为这种观点提供依据。比如，宋新宇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赵柯认为，欧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对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追求不可能使欧元区走向解体。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欧元前景的悲观态度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思考的，而中国学者更多的从政治角度来思考。货币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正如德国总理莫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学者们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下的危机，认为，危机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赵怀普认为，欧洲一体化大势总体依然向好，欧债危机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更深一体化的政治动力。这更深一体化应该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财政联盟道路。戴启秀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欧盟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不断克服危机、不断制度创新和建设的过程，这次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仲平认为，一体化难以共同推进，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一些国家先走一步，其他国家则等条件成熟后再跟上。他认为，“多速欧洲”是未来趋势。张健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他更精确地用“双速欧洲”指代欧元区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速度。陈新、熊厚则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认为，欧债危机无疑将促使南欧国家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二）对国际货币竞争格局的影响
　　在探讨了欧元区发展前景之后，下一步便是重新评估欧元在危机后的国际地位问题。自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欧元的创建被认为是对美元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那么，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对欧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地位是否仍持这样的期盼呢？换句话说，欧元是否还有实力挑战美元？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未来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可以依据欧元是否还能对美元形成挑战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以高倩倩、郑建军和宋国友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此次债务问题，欧元仍然能够对美元形成挑战，多元货币格局将形成。高倩倩和郑建军认为，从短期来看，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冲击还是相当温和的。宋国友认为，在欧债危机期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当前欧元相对美元的地位不仅已经恢复到了债务危机之前的格局，还有所增强，欧元仍可对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挑战。王东则从反面美元地位的下降角度，认为，由于同样遭受主权信用风险增大的影响，美元并不比欧元好到哪里去。魏敏同样认为，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实际是在为美元的最后垮台挖掘坟墓。
　　悲观派以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为代表，认为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一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一华盛顿共同体”）面前。他们认为，欧元从属于美元的结构将使其无法取代美元。乐观派与悲观派虽然表面上持不同态度，但实质上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一方认为很有可能，另一方认为难度较大。悲观派之所以更担忧欧元的国际地位，是其更关注货币的政治逻辑的结果。王湘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提出“币缘政治”概念后，货币的权力属性日渐为学者们所认同，并且“币缘政治论”在此次欧债危机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湘穗指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的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于己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的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由此可见，货币背后的权力才是影响欧元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而权力最主要由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这样看，兰永海等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利用国际评级机构打压欧元也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外因。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学者们也比较谨慎。李晓、冯永琦认为，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现行“美元体制”的主要支撑者，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过激的“替代方案”都不符合中国的切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币仍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个条件——稳定的币值、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高的透明度。张谊浩、裴平、方先明认为，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还有一些学者担忧，美国打压欧元后，下一步将针对人民币。兰永海提醒我们，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三）对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一轮关于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讨论又再次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金融危机期间，学者们热烈探讨了美国是否走向衰弱。而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欧洲是否正在衰退。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也不意味着欧洲势力的降低，世界仍然将走向多极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正在衰退，多极化将难以形成。对此，来永红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将形成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零极时代”。而王义桅认为，世界将蜕变为两极化：美国代表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国家。
　　综合学者们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权力分配方面，学者们均认为，（1）新兴经济体的地位相对上升。学者们为这一论断赋予了很多词汇，如“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大国的全球影响力趋于上升”；“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等等。但同时，学者们深刻认识到，（2）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地位相对衰弱，并且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发达经济体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一论断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论断是相同的。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权力分配变化时，与2008年相同，较少有实证分析类的文章，学者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各国实力，绝大多数论文仍旧是策论类的，这导致此类论断缺乏科学性。在没有具体数据和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地位相对下降”的论断更多出于学者们的主观判断。同样的，我们知道，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影响，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隐性的债务问题。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是否相对上升需要运用科学工具提供使人信服的数据和资料。否则，对于国际权力分配的研究将仍旧模糊不清、深度有限，对于进一步的国际格局的预测也就更难以进行下去了。
　　另外，学者们的推理逻辑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从欧洲经济的衰弱就推导出欧洲正在衰弱，仅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发达经济体就推导出新兴经济体地位正在上升是欠妥的。一国的上升或衰弱是一种实力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学者们从债务危机推导出经济衰退，进而推导出国家衰退的逻辑是不科学的。欧洲经济实力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其仍旧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其科学技术、政治模式、国际影响力、软实力等其他方面仍然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四、结语
　　欧债危机远未落幕，中国学界对欧债危机的探讨也仍在进行。从近三年学界对欧债危机的研究状况来看，应该说反应是及时的，议题是丰富的，成果是全面而深入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锋明显增多。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较少透过本次危机反思既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是借用理论解释事件，对于事件解释后重新反思理论的逆向做法较少。学者们并未借此机会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重新解释、修正和充实。学者们也较少运用建构主义或非主流理论对欧债危机的成因进行解释。在问题类研究中，就事论事仍是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比较松散。第二，研究的科学性不足。上文已提到，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主观判断层面，而未立足于严谨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于欧债危机这类更偏重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和数理统计类的论文在国际政治期刊中并不多见。这说明，中国学界在研究的科学性方面仍

需要下大功夫。第三，研究的逻辑性仍需提高。对于某一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呈因果关系，某一自变量是否是因变量的主因等问题，是需要通过大量事实来提供依据支撑的。而这又需要第二点所提到的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以及更多的客观研究。
　　中国学界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就欧债危机的成因和影响两个议题来看，中国学界的研究与西方并未有多大不同，这是令人高兴的。然而，在研究的学理性和实证性方面，与西方仍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对本次欧债危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提出不足，旨在增强学界对研究反思的自觉性。
　　责任编辑：董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