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听轻音乐吗?

　　上世纪80年代，曼托瓦尼、詹姆斯·拉斯特、保罗·莫里亚三大轻音乐团进入中国，给中国人普及了流行音乐，随着人们对流行音乐的逐步了解，轻音乐这种音乐形式就像初等教材一样，慢慢被人们遗忘。尤其是最近10年，人们能听到的音乐形式越来越多，世界各地流行音乐在中国一直轮流展示，但从不生根，只要流行过就从不再次流行。当北京金水桥文化公司成立一支完全针对演出市场的“城市当代乐团”，聘请三宝担任首席指挥，试图填补这个演出市场的空缺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轻音乐”这个词已经变得很陌生了。
　　金水桥文化公司总经理胡静云过去一直从事演出项目运作，多年来她发现，即便是一些没什么名气，演奏水准一般的乐团，每年都会有将近200场演出。如果好好打造一支像曼托瓦尼乐团一样的团体，一定能吸引更多观众。事实上，这些每年能演出200场的乐团，面对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消费市场，都是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堂会，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化市场的畸形所在，不接地气，只能靠别人养活，一旦真正面对残酷的市场，就不行了。所谓的文化娱乐市场，其实是很脆弱的，或者说，文化市场的繁荣、创造的市场价值是假的，企事业单位集体买单让很多演出团体慢慢失去了市场存活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能力。所以，当城市当代乐团真正想走市场，会遇到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人听轻音乐吗？
　　一方面，现在各类演出人们差不多都见过了，在吸引观众的方式上竭尽所能，观众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从来还没有出现过本土轻音乐消费市场，真正按照市场化去打造一个轻音乐团体，会面临很大市场风险。Www.11665.cOm
　　现在人们的消费心理和口味跟过去已经大相径庭，三宝认为：“说实话我也没太大的把握。我们面向更多的可能是白领，现在的小孩对这些东西可能没有太大的兴趣。可能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第一可以消费得起，第二平常听的东西，基本上不可能听古典音乐，也不太听歌剧，反过来你给他们听摇滚乐，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这个年纪的观众，平时演出市场提供给他们的元素不够多，尤其国内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我第一套曲目选的都是民歌，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如果你弄一个新的旋律，全新的东西，接受起来可能更困难一些。我选了这套曲目是专门给这些人去消费的。这些人既熟悉了旋律，又有一种轻松的、好玩的感觉，所以在这层观众群中应该能得到一些反响。保罗·莫里亚、詹姆斯·拉斯特是在80年代初引进到国内的，还挺火的。恰恰是那时候听这些音乐的人，和我现在年龄差不多，80年代初刚刚十几岁，对外来的音乐挺感兴趣的，感觉挺新鲜的，这帮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了，而且已然有怀旧的情怀在心里。我相信他们会对这种形式有亲切感。”
　　像保罗·莫里亚、詹姆斯·拉斯特这样的轻音乐团，在西方是因为从很多类似的团体中脱颖而出的，是因为他们有鲜明的风格和特点才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在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音乐环境，听众也就无从去对比和鉴赏。没有参照，听众是无法分辨的。
　　胡静云之所以想做一支像模像样的轻音乐团，就因为她发现有些交响乐团，比如电影乐团、上海轻音乐团经常在国内到处演一些轻音乐化的古典音乐。虽然是交响乐、古典音乐的形式，但演奏曲目大多是通俗的交响乐，比如施特劳斯系列、电影配乐系列，这类演出一直挺有市场，很多大企业年会，某些新产品发布，如果他们想弄一个音乐会，不太可能找几个歌手，因为成本会高一些；也不会演奏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所以会想到这类轻音乐团，既感觉很高雅，又很轻松。
　　所以，胡静云找到三宝，而三宝也正有这样的想法，俩人一拍即合。三宝说：“我最初提出的概念是，首先应该是一支有一定档次和品位的乐团，有国际化的共性和自己的特点。所谓特点，无非是我们的民间音乐和民间乐器，整个曲目、演奏感觉、色彩也比较丰富。再有对我来讲我比较熟悉，电声、管弦乐、西方传统音乐、中国民乐我比较容易把握住，改编这些曲目是我的长项，也能把握住它的品质，又很国际化，也很跨界，也很混搭。你是否能搭得有品质，就看你对整个乐团的理念是什么，你的能力是什么。”
　　三宝不觉得现在人们听到的音乐太多了，他认为现在大部分人其实没听过多少音乐，也没时间听音乐，所以这个乐团可能会面向这类群体，真正自己找音乐听的人是少数。类似电影乐团平时演出演奏的曲目都很老，但很受欢迎，恰恰说明听众平时听得不多。
　　“我觉得混搭应该能给他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三宝说，“现在很少有人去听传统民乐，但我不想去做原生态的乐团，因为操作起来太麻烦。我想做一种电声底子的民族风格的轻音乐，把民乐体现在不同音乐里，我觉得会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很多人可能都没见过这些乐器，比如巴扬、曼陀铃、排箫。”
　　事实上，虽然民乐一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音乐，但是在市场层面的操作中，人们究竟对这种音乐能有多长时间的关注程度，还是个问题。流行文化的特点就是速生速灭，在速生速灭过程中慢慢形成文化传统和氛围。但是最近30年，中国在流行文化方面所形成的氛围还不够强，更多是本着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能用的就把它糟蹋到令人生厌，弃之不觉可惜。所以这几十年的流行文化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延续和具有自我繁衍能力的文化基因。今天当人们想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做的时候，发现一些最基础的意识和习惯还没有。
　　三宝说：“2003年我做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也有这个问题。刚开始宣传做得不好，头几场来的人特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云南歌舞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很多人看了第一场，又要第二场的票，看了头两场又要看第三场。第一轮我印象特别深，在北京演了9场，前4场人都不多，第5场就上人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上座率，到了最后四五场就一票难求了。大家都觉得特新鲜，当时我特兴奋，觉得大家可以接受。但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2003年之后大家对原生态已经不觉得新鲜了，因为多了。像这样的乐团，你光靠前期说这类音乐是怎么回事观众是没概念的，你只能靠一场场去演，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有个预热的过程。一般热得快冷得也快。”
　　谈到民乐听起来如何让人感觉更轻松，三宝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民乐搭起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讲，我以前基本没用过合奏。我以前写的音乐中的民乐都是独奏，在我的概念里，民乐是不适合合奏的。我不太喜欢听民乐大合奏的音乐，因为那种东西本身削弱了民族音乐的特点。咱们中国的民间乐器都太‘硌色’了，太有特点了，混在一起很难产生糅合饱满的感觉。不像西洋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音色是统一的，融在一块儿很好听，很包容。所以我通常不这么干，这次我之所以用了那么多合奏，我用在弹拨乐更多一些，因为弹拨乐合奏在一块儿比吹拉乐器合奏更悦耳一

些。因为所有的民间弹拨乐器都是有品的，至少音还可以准，我不太接受民乐合奏是因为一合起来音太不准了。民间乐器不像西洋乐器有十二音律，每个音都那么准确。京剧的定弦不能纯五度，比五度大一点点听着才舒服，我用弹拨乐就好一些，因为有品，就像吉他一样，只要弦对准了它肯定是准的。我的乐队里没有二胡，没有民间的弓弦乐器，所有的‘胡’我都没用，实在太难融在这里了，包括唢呐我也没用。”
　　乐团在招乐手的时候，也考虑到招一些年轻充满活力的人，尽可能让乐团整体感觉更接近市场和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对三宝而言，也许比他过去尝试流行音乐或者音乐剧更有挑战性，因为这支乐团在面对市场的时候没有回旋余地。